李先念同志和万里长江第一坝

钱正英

“万里长江第一坝”,这是1989年在北京举办长江葛洲坝工程摄影展时,李先念同志亲笔题写的展名。

“万里长江第一坝”——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航拍照。

先念同志是湖北人,曾长期在湖北的土地上战斗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湖北省的第一任省长,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个大型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他是长江中游防汛的总指挥。很自然,他对水利,对长江,有着深厚的感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他除分管财政工作外,很长时期辅助周总理领导水利工作。对长江葛洲坝工程的兴建,他更是自始至终参与其事。

1952年2月,李先念在武汉江面轮船上。

在李先念文选中,有一篇专讲工程质量的文章《工程质量要精益求精》,就是先念同志在1978年10月20日,给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并全体职工的信。信中许多话,如:“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必后患无穷。”“我国水电资源十分丰富,等待我们去建设的水电站有许许多多。有些高难度的水电站摆在我们的面前,‘高峡出平湖’那样的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建设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善于打硬仗的队伍”(注:“高峡出平湖”是指长江三峡工程)“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现在读起来,仍是多么地亲切,好像他老人家就在我们面前,继续在耳提面命地教导着我们。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当年不但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工程,而且是作为长江三峡的实战工程进行建设的。1970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并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兴建。当时正处在“文革”的高潮,“左”的干扰十分严重,工程未经批准,贸然开工,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程质量无法保证。1972年11月,周总理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连续三次听取汇报后,断然决定停工整顿,组织技术委员会,重新修改设计。直至1974年10月,修改设计审定后,经周总理批准,才恢复施工。这一段时期,先念同志和谷牧同志一直辅助周总理,分担对葛洲坝工程的具体指导工作。但由于大背景没有改变,工程进展仍没有起色。1976年10月,全国政治形势根本改变,葛洲坝工程才有条件复苏。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领导葛洲坝工程的重担落在了先念同志的肩上。

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

葛洲坝在1974年复工后,虽然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但是,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无法保证工程进度所需要的资金和材料。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国家计划捉襟见肘,还是不能满足工程需要。编制1977年计划时,按照通航发电的合理工期要求,需要资金2.80亿元,钢材5.3万吨;而国家计委下达的指标只有资金1.45亿元,钢材1.8万吨。即使按这个指标,资金和材料还不能按时到位。我们也知道国家的困难,但这样下去,这样大规模的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工地的同志问我,我又问谁?难啊!先念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基本建设计划不能“撒胡椒面”,要突出重点,保证重点。并且提出,按照国家急需、条件成熟、又能很快收效等条件,葛洲坝应当列为全国的重点工程。

一个月后,即4月13日,先念同志和几位副总理专门听取我关于葛洲坝近期情况的详细汇报,一再叮咛我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并给我吃了最大的定心丸: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4月22日,水电部上报了以1980年截流、1981年通航发电为葛洲坝工期目标的投资和三材(钢材、木材、水泥)总额和分年度的计划指标。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召集19个部委领导同志开会专题研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下达。从此,葛洲坝工程的进度才有了资金和材料的保证。4月29日,我向当时在京开会的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同志传达了先念同志要让葛洲坝“吃饱喝足”的指示,荣禄同志当晚电话传到工地。这个指示犹如一夜春风,立刻吹遍了工地,温暖了每个职工的心,鼓起了工地的最大的干劲。

1978年1月,先念同志考察了正处于“吃饱喝足”状态的葛洲坝工地。一方面他为工程取得的新进展高兴,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工地的领导同志,防止片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他语重心长地说:“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当工地的领导同志提到,1972年为了保证混凝土质量,他们坚决把不合格的混凝土炸掉时,先念同志非常赞同谷牧同志的意见,他说,推倒重来当然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发生推倒重来那样的质量事故,他风趣地说:“不能老在那里推,你一年三百六十天,老在那里推怎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你推光了!”

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赶赴工地,检查贯彻落实李副主席指示是时好时坏,热一阵冷一阵,这方面问题解决了,那方面问题又冒出来了。总之,质量工作改进不大。这些情况,引起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击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他在当年7月8日至29日的20多天中,连续给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于下了三道黄牌警告,都是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严厉认真,紧追不舍。他对一位化名为曾光同志的来信批示道:“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紧接不久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长篇批示,尤其针对工地领导同志因为工程进度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问题写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可能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同日,陈云副委员长也对这份动态清样作了重要批示,并致信先念同志:“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送上。”先念同志随即批转于我,要我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检查报告”。

我们派出以陈庚仪副部长为首的检查组,经过半个月的紧张调查,弄清了工程质量的具体问题,接着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工程局的书记和局长带头,对照先念同志批示中指出的三个问题,即科学态度、谦虚谨慎、民主集中制,分析工程质量中暴露的问题,查找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的根源。紧接着在工地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质量意识,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配套整改措施。在这之后,当泄水闸的一块混凝土中有几立方米打错了标号,工程局责令拌和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带领机关工作人员,硬是顶着酷暑,将不合格的混凝土一锹一锹地铲除掉。有一次,在船闸控制楼的浇筑中,混凝土表面出现了工程的常见病“蜂窝”,带班班长是全国劳动模范,被责令带领原班操作人员连夜凿掉。这位劳模口服心服,痛哭流涕,充满了内疚和悔恨。正是在这样的整改后,先念同志给葛洲坝党委和全体职工写了《工程质量要精益求精》这封信。

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如期完成大江截流,并于同年通航发电。第二年,长江发生大洪水,刚建成的葛洲坝工程不但经受了洪水考验,而且还超设计要求,为长江干流消减了洪峰。10多年来,葛洲坝水利枢纽以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工程和自己设计制造的发电通航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抚今忆昔,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李先念同志为此倾注的心血。我们体会,先念同志的壮志还不止于葛洲坝。在葛洲坝摄影展览的入口处,有一张他与陪同人员陈庚仪同志同时跷起大拇指的照片,特别引人注意。那是1989年,三峡的论证已经完成,他从宜昌乘船溯江而上,再一次察看他梦牵魂萦的三峡坝址后,在葛洲坝二江船闸内等候闸门开启时,和陈庚仪同志纵论长江治理开发的前景,从万里长江第一坝的建成,谈到将要建设的三峡大坝,壮志豪情,溢于言表,摄影师捕捉了这个可贵的历史镜头。1992年3月,他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通过建设三峡工程的庄严投票,但是他没有能看到三峡工程的开工。

1989年4月21日,七届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乘船考察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坝址——三斗坪。

1999年3月,当我和几位同志以专家身份去现场为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作咨询时,先念同志当年对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的指示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可以告慰于先念同志的是,新一代的水利水电建设队伍和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都已超过了我们当年的水平。但是,我们的队伍建设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应有水平,和建设三峡这样的世纪工程还有相当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先念同志当年的指示仍有很大的针对性。对照当前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的工程质量问题,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指示好像就是现在发出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屹立在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坝,以另一种雄姿,记载新中国的历史,迎接光辉的未来!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6月24日第2版)

作者:钱正英(1923年生,2022年逝世。水利和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