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镇上的英烈往事

清明时节,许多人都会自发祭奠成都十二桥烈士,其实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上,便有其中一位烈士的故居,这里留存着将门的英魂。

在90岁的老人于民望的记忆中,天回镇的年节热闹得很。腊月间,街上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关帝庙的戏台上多是武打戏,川主庙、关帝庙中的菩萨会被抬出来游街,还有阴曹地府的小鬼们,孩子们跟在巡游的队伍后面,从街头跑到街尾。

自从抗战爆发,于民望和妹妹于民勤由母亲带着,来到了北门外的天回镇,于家在这里有几十亩地,父亲把他们托付给镇上的友人和佃户。“当时我们一家就住在回龙桥头。那是一个带门面的铺房。门口是个糖果铺,我们住在后面。”回龙桥在天回镇街道的中心,于民望的整个小学童年都在天回镇的老屋度过,夏天,海边堰的回水沱是他最喜欢去耍的地方。

或许在玩耍的时候,听着天回镇口牌坊下响起哒哒的马蹄声,他也会抬起头,投去期盼的目光。但这种期盼大多数时候是即时落空了的。父亲极少出现在那里。记忆中,除了过年过节,父亲很少回来,“他好忙哟,打仗,干革命的嘛”。

于民望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革命烈士,十二桥36位死难烈士其中之一。他出身寒微,其传奇生涯以武开始。19岁,初入川军杨森部,后投刘湘。在旧军队中,既无瓜葛亲,又无师友谊,于渊凭勤学苦练、骁勇无畏,从一名小兵开始,由班、排、连、营而升团长。

1926年,刚满30岁的于渊已经在杨森部担任团长兼万县宪兵司令。这一年是于渊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当年发生了两件大事。9月,万县爆发“九五惨案”,英国利用《天津条约》取得内河航行权,在长江上不断制造事端。于渊奋起反抗,率部抗击。战斗中,于渊手持大刀,身先士卒跃入江中与英军殊死战斗,被当时国内媒体誉为“民国以来,中国军人对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九五惨案”后不久,杨森宣布易帜,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朱德同志受中共中央派遣,以第20军党代表身份在杨森部工作。11月,朱德在万县杜家花园开办军事政治学校,于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他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于是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于渊被杨森托词免职,转入刘湘部队担任旅长、师长等职务。几年后,刘湘主持川政,委派于渊任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在此期间,于渊大力整顿成都市警政与治安,并利用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场所,掩护了不少党的骨干和进步人士。

1935年1月,刘湘为加强对川陕苏区的进攻,调兵遣将,遂将于渊调回军中任第六路军教导师二旅旅长,奉命防守北川、茂县间的土门要隘。1935年5月,红四方面总指挥徐向前率红九军、三十军主力西进受阻,于渊见此情况,借口调整部署,撤离转移,趁机巧妙地虚留豁口,让路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使红四方面军当夜顺利突破土门防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5年10月,张国焘拒绝北上,强行带领左路红军南下。朱德随军南下,得悉防守的川军中有于渊的部队,于是密信于渊示意相机让路。于渊冒杀身之祸,再次将所在防地让出,使红军顺利通过,为红军后来北上阿坝创造了有利条件。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善于打仗的于渊连连“失误”,引起了军中一些人的怀疑。刘湘虽然心知有异,但此刻他也正为蒋介石借追缴红军之际,逐步削弱自己的实力而忧心忡忡,只以“进不遵命,退亦突然”为辞,撤销于渊旅长职务,命于渊以少将参议衔赴日本考察军事。

“西安事变”后,于渊回国返川,和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车耀先等人一起联络袍泽旧故,秘密从事地下斗争,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再度起用于渊,任命他为第七战区第30集团军新16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开赴赣北前线,转战两湖江淮之间,与日军浴血奋战。

据于民望的回忆,可能正是在这一年,于渊将妻子儿女送到了天回镇。于渊出生贫穷,在戎马生涯中积攒了一些财富,他曾在老家射洪县金华镇购置土地租给当地农民。任职成都期间,在天回也购置了一些土地。于渊对佃户非常和善,他的租金也比别人便宜,尽管时过多年,天回镇上的老人对此仍记忆深刻。正因为于渊的英雄事迹和耿直的为人,天回镇的百姓对他非常敬仰。于民望回忆,当时于家住的房子是镇上的友人无偿提供的,母亲要亲自劳作,收拾家务,家中并没有佣人。家门口的回龙桥边,有一个大市茶铺,父亲偶尔也会到茶铺喝茶。身为高官的父亲丝毫没有架子,在茶铺喝茶,“他倒也不计较,和贩夫走卒坐在一起,打成一片”。

刘湘去世后,王陵基、王缵绪、潘文华等人都觊觎着四川省主席的位置,其中王陵基势力最大。于渊与王陵基意见不合,回到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邀于渊参加国民党中央俱乐部,这是一个国民党内部党务部门的政治派系,又称CC系。此举被于渊谢绝,不久后离职返蓉,就此解甲。

于渊回到成都后,卖掉了射洪县洋溪镇的房产和天回镇的田地,在成都北门外,靠近簸箕下街的乡间买地建房。

在于民望的记忆中,他家在天回至少住到了1942年。那一年他以天回镇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成都县立中学(今成都七中),“当时学校离家距离较远,接近20里路,父亲跟我说,要回家就走路”。每个周六,吃完中饭的于民望下午3点就开始,两三个小时后才到家,疲惫不堪。用他的话说,“到家后人都疲了”。对于走路回家的原因,于民望记忆深刻:“父亲说,一是可以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二是锻炼我的身体。”为此母亲还和父亲吵了好几架,但是父亲坚决不依,“当时以家里的条件,完全可以坐黄包车回去”。

作为曾经的猛将,在国土沦陷的关键时刻,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于渊并没有真的在大后方当寓公。于民望手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于渊身着西装,表情祥和、睿智,呈现出的是迥然不同于武将的“文人”风貌。

其实,早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于渊就出资在成都积极支持兴办了《力文》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初刊不久,国民党当局便以“言论极为反动”为由下令查封。在成都期间,于渊受到张澜的极大影响,并经张澜介绍于1942年加入了民盟。1946年8月在成都蓉光电影院举行的“李闻追悼大会”上,于渊不顾个人安危,拼死用身体保护张澜安全撤离,此时的于渊已从一个带兵冲锋的将军,转身为一个为民主与进步奋斗的勇士。

1947年6月2日凌晨,黎明的前夕。国民党特务架着机关枪敲开了于家的门。当时只有15岁的于民望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见母亲一路上跟着闹,自己也激动起来。“父亲当时就对我们说‘不要哭,不要闹,坚强点’。”这一句话,也成为于渊对于民望最后的忠告。

1949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夜,于渊等32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

成都解放的第二天,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即在成都市为于渊等十二桥殉难人士进行了庄严隆重的公祭典礼,并将他们的遗体安葬于现成都文化公园内。

于民望全家每年都会在清明节在成都西门外十二桥祭奠,这已成为一家人不变的习惯。回想当年的情形,于民望仍记得父亲生前对自己说过的那九个字,因此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强。他说:“直到父亲尸体被挖出,母亲哭晕过去,我和家人一起去给父亲买棺材,没有掉一滴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

至今,天回镇的老人们还会指着回龙桥边的一个地方说,这里曾经住过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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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桥死难烈士陵园

十二桥死难烈士陵园,共有36座烈士墓。他们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4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4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5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7人,以及其他革命志士6人。他们中有20世纪20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党,回国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委员并一直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的杨伯恺烈士;有在1926年英军炮轰万县的“万县惨案”中英勇抗英,闻名中外的爱国军人,后来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于渊烈士;有领导过“绵竹暴动”,长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王干青烈士;有用世界语发表文章,积极向反动派作斗争的许涛真烈士;有担任过陕南学委和西北联大党的负责人,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与国民党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刘骏达烈士;有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军运工作的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烈士;有毕业于华西大学,并勇敢地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毛英才烈士;有在狱中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在监工作组”、后扩展为“川西解放组”的杜可、龙世正、彭代悌、刘仲宣、云龙等烈士;还有在双流擦耳岩党的联络站工作的徐海东、徐茂森烈士;牺牲在重庆白公馆的周从化烈士也长眠于此。

成都市十二桥烈士陵园(蓬州闲士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