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

《丢手绢》这首儿歌在这里诞生

朝阳

抗战时期,为抚育烈士遗孤和出征将士的子女,以及照顾战区难童,我党在延安成立了第一所保育院。它是当时延安儿童保育院、托儿所、保育小学的统称。“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这首中国流传最广的儿歌《丢手绢》,就诞生于70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

1935年至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那时的延安是烽火硝烟中的革命圣地,澎湃在革命激情之中,却也流淌着《丢手绢》的童真和欢乐。在艰苦环境下,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普通保育员,皆用一片爱心守护着红色后代、呵护未来希望。十多年间,延安保育院共抚育了数千名孩子。

在战火岁月中,延安保育院成了孩子们的红色摇篮。

抗战时期的“红色摇篮”

1937年初,随着中央机关迁驻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创办了延安托儿所,接收18名年幼的前方将士子女和烈士遗孤,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

延安托儿所成立4个月后,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10日,周恩来、王明、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教育战区难童。7月4日,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

9月,“边童保育会”在托儿所的基础上,筹建了延安儿童保育院,并设立幼稚部和婴儿部,共接收婴孩57名。1938年11月,为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保育院迁往安塞县小草峪村,这时保育生增至86人。年底,边区政府将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并入保育院,成立保育院小学部,保育院的学龄儿童输送到小学部,保育生增加到280名。

每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那一长列有着50孔窑洞的大院落,就显得十分喧闹——孩子们醒来了!刚敲过起床钟,保育员阿姨们都赶来给他们穿衣服,然后带他们学习和玩耍……

女保育员鲍侃是儿歌《丢手绢》的词作者。她1939年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保育员中,鲍侃文化水平较高,后来当上了第一保育院的文化教员和保教科长。

当时孩子们常玩的游戏之一就是丢手绢,但是还没有儿歌,一般是阿姨带着孩子们拍手。能歌善舞的鲍侃就编了几句简明、童真的歌词,伴着节奏唱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

孩子们的歌声偶然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甚觉有趣,又给《丢手绢》谱了曲,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丢手绢》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不但是游戏有儿歌,孩子们洗手、吃饭、洗澡……保育员都编成了儿歌,好学好唱,为什么做、怎么做都在歌词之中。还有更多的儿歌,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更突出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比如《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

1940年9月,保育院迁至新址李家洼,又开设了乳儿部,中国女子大学托儿所、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入保育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45年,保育院改称边区第一保育院。1938年-1949年间,该院共接收了2500多名儿童。

第一保育院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用具、床和被褥。根据年龄不同,分配牛奶、鸡蛋、代乳粉、麦片、大米稀饭与蔬菜等食品,保育员昼夜三班轮流看护,保证了孩子有较好的生活条件。

而在延安保育院、托儿所成立之前,不少将士子女和烈士遗孤,不得不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医学家傅连暲在延安农村看望他女儿时,走访了一些寄养户,看到老乡下地干活时,只能把孩子拴在炕上,任其尿湿哭闹……此情此景让傅连暲心痛不已。他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才有了后来的中央托儿所。毛泽东对女儿毛娇娇(李敏)也同样是无暇照顾,托儿所办起来之后,他让娇娇第一个报了名。

但延安正值最困难的时期,托儿所经费难以为继。身居香港的宋庆龄联络远在美国洛杉矶的爱国华侨组织募捐,一批批幼儿急需的物品,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送到延安,有鱼肝油、盘尼西林、疫苗、代乳粉、衣服、被子等,这些东西全部用到了孩子们身上。为了感谢宋庆龄和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访洛杉矶托儿所,身穿制服、头戴军帽的50多名“小八路”用精彩的表演欢迎这些记者。路透社记者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1944年秋,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从后方辗转来延安的烈士子女大量增加,原有的保育机构已难以满足需求。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该院的创办经费主要由晋绥、冀鲁豫等根据地资助。1945年6月1日,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小砭沟成立。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60多人成为入院的第一批孩子,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1岁多。院长由带过兵、打过仗的张炽昌担任。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保育院的孩子增加到136个。

毛主席题词:“又学习,又玩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积极扶持延安保育事业的发展,为儿童保育工作指明了方向。1938年延安保育院刚成立之时,毛泽东为该院题词“儿童万岁”。1942年4月,毛泽东又在《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儿童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发展必须得到保障,在陕甘宁边区成为共识。

保育生们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经常亲临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同他们一起联欢、互动,为他们题词。在延安保育生中,很多人一直保存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领导人在不同时期的题词。

令保育生金德崇最难忘的是1941年元旦,他请毛泽东题词的往事。那天,他拿出笔记本对毛泽东说:“主席伯伯,您能不能给我题个字啊?”毛泽东看到笔记本上有其他领导人的题词,就说:“嗬,写得真不少。你要我写什么呀?”金德崇说:“写什么都行。”毛泽东问:“你喜欢什么?”金德崇说:“我喜欢玩。”毛泽东又问:“除了玩还喜欢什么呀?”金德崇愣了愣,说:“还是玩……”孩子天真的回答惹得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不能光玩呀!”于是提笔在他的本子上写下“又学习,又玩耍”几个字。既顺应了孩子的天性,又勉励他们“学玩兼顾”。

在金德崇的笔记本上,朱德题写:“小朋友努力学习。”任弼时题写:“长大了当个革命家。”陈云题写:“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益人类、为大众服务的人。”张闻天题写:“好好长大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战士!”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给保育生办了许多实事。1937年托儿所开办之初,经费极度紧张,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与边区领导人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共捐赠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边区政府拨给开办费200元,并确定每月拨出经费100元。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协调汉口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为保育院拨付经费,他在回延安期间,还专程去保育院视察指导工作。

保育院的部分孩子或是烈士遗孤,或是父母在远方前线。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逢年过节在延安的干部要把这些保育生接到自己家里,让孩子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毛泽东、朱德等更是带头把烈士子女接到家里过节。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各方面需要,中央决定将保育机构交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供给。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儿童保育工作的政策措施,确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和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的心情,健康坚实的性格;陶冶勇敢老实的个性;增进儿童知识,训练手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

边区政府还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要求“建立管理(保育行政)组织,在边区民政厅设保育科,各县市政府第一科内,添设保育科员一人,区乡政府内,添设保育员一人”;规定“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人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婴儿,领取半成年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

1942年,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军事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边区军民紧急动员,开展大生产运动。保育机构也广泛实行生产自救,建起磨坊、粉坊、豆腐坊,开荒种菜、种粮,自己喂养家禽家畜,自己做豆腐、做粉条,下料喂猪、鸡、鸭。基本做到了蔬菜自给,夏季每隔两三日,还发给每个保育生一个大西红柿,每天保证一大碗豆浆和一个蒸馍。在最困难的时候,肉、蛋、豆腐、粉条、面食均能调剂供应,并能保证婴幼儿的乳品供应。保育院还组织小学部高年级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既部分解决了粮菜供应问题,又使孩子们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和敬爱劳动人民的感情。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文章《延安一月》里这样描述:“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叫作儿童沟。两岁到六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在空气和阳光下嬉戏。这些儿童活泼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个个穿得像洋娃娃。”儿童的生活也是得到充分保障的,“每个孩子每月可吃到鸡1只、肉2斤、油1斤、蛋30个、小菜2斤、枣子2斤、饼干1斤、青菜30斤、大米1斤、麦20斤,园内有诊所和小儿科医生2位。可以说,这是战时延安的最高待遇了”。

马背上的摇篮

1946年下半年,内战战火随时可能蔓延至延安,党中央决定非战斗单位一律转移到安全地方去。1946年11月至1947年春,延安的保育机构分批撤离延安。在其后两三年里,保育员们将孩子们放在马背上的篮筐里驮着,经历数千里的艰难征程,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孩子们。

最先撤离延安的是第二保育院。11月11日、12日,136个孩子在张炽昌为首的保育员们带领下,分两批撤往太行解放区。11月23日,队伍连夜渡过黄河,来到晋绥解放区的柳林镇,计划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向太行解放区前进。适逢彭德怀从前方回延安路过此地,他说:“现在是最寒冷的季节,翻越绵山,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他把队伍安顿在一所小学校住下,关照他们等两三个月再走。

1947年春天,这支队伍换上清一色的大马车,孩子们躺在马车上的驮床里上路了。行至晋绥解放区的李家湾,一架敌机俯冲而下,一匹马受惊狂奔,结果连马带车翻在路边田野里,被扣在小驮床里的孩子吓得大哭大叫。保育员田喜英不顾敌机机枪扫射,冲过去救出了被盖压在驮床下的孩子。

要翻越绵山,必须从灵石县两渡口渡过汾河,渡口被国民党阎锡山部控制。解放军三五九旅经过激烈战斗,夺取两渡口,架起了浮桥。“摇篮”队伍在过浮桥时,因牲口失足,保育员程宜萍的孩子掉进河里。程宜萍当时走在队伍最前面,大家劝她赶快去找孩子,她强忍泪水,说:“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保管好两个文件箱,里面是孩子和他们父母的名册,将来全凭这些名册来帮助父母和孩子相认。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离开岗位。”所幸当时有个战士跳入河中将孩子救起,交给了收容部队,孩子随部队辗转了20多天,才回到了程宜萍的身边。

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行程,队伍抵达位于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垣南里信村。在村民们的热心帮助下,孩子们得到了休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通知,要求第二保育院把东北干部的37名子女全部送往哈尔滨。保育院抽调了保育、医务、生活精干人员,组成一支护送队,辗转数千里,将37个孩子一个不落地送到其父母身边。

1948年3月,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行军,第二保育院安全抵达河北省平山县刘家会村,在这里度过近半年时间,战胜了肆虐的疟疾以及疥疮、腮腺炎等儿童多发疾病。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窜犯,保育院奉命再次转移到山西平定县城郊待命。

1949年9月24日,保育员带着孩子们乘火车抵达北平。至此,这次艰苦卓绝的“摇篮之旅”终于结束,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之后,第二保育院更名为北京六一幼儿院。1953年9月,该院迁至海淀区青龙桥,坐落在玉泉山下昆明湖畔。

在第二保育院撤离不久,洛杉矶托儿所的96个孩子在所长丑子冈的带领下离开延安。转移途中,丑子冈最牵挂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她闻知有个干部被敌人投毒害死,便将自己女儿的一对银镯子打制成一双银筷子,用以检测孩子们的食物,确保他们的安全。

队伍转移到瓦窑堡后,在这里休整了3个月。由于敌军来势汹汹,队伍只得再次启程,向黄河以东转移。在穿越敌人封锁线时,保育员们先把小一点的孩子哄睡着,嘱咐大一点的孩子不可以出声,还把驴子的嘴都捆住。半夜,队伍在敌碉堡下经过时,一个孩子突然啼哭起来,惊动了碉堡里的敌军,冲锋枪顿时响了起来。丑子冈赶紧把孩子的嘴捂住,警卫员们拽着受惊的毛驴加速前进。所幸敌人不明情况,不敢贸然出动,队伍这才有惊无险地穿过了封锁线。

过黄河到林家坪后,队伍极度疲乏,炊事班建议弄口热饭吃再走。丑子冈说,这里离渡口近,是敌机轰炸的重点,不能停留。队伍急行军15公里到张家沟宿营。这时传来消息,林家坪遭到敌机轰炸,大家不得不佩服丑子冈的警觉性。

队伍抵达中央后委驻地三交镇,同中央直属机关一起驻扎在这一带。孩子们安定了下来,都露出久违的笑脸。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8年3月,洛杉矶托儿所奉命向河北平山转移,辗转于千沟万壑、崇山峻岭之中。5月,96个孩子安全地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附近的苏家庄。

1949年4月,洛杉矶托儿所从苏家庄出发,乘坐十来辆大卡车,进驻北平万寿寺。此后,托儿所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

延安第一保育院从1947年1月开始转移。220个孩子大的不过8岁,小的只有2岁。一头牲口背上架两个筐,一边放一个娃。院长杨芝芳小脚行走不便,上级配给她一匹马,可她却用马去驮孩子。她带领保育员们牵着大的、背着小的、哄着闹的,拉扯着孩子们艰难前行。

杨芝芳等带着孩子们安全渡过黄河,抵达山西离石。见到贺龙,杨芝芳第一句话就是“请罪”:“我违反了群众纪律,为了孩子抓夫又抢粮。”面对小他几岁的杨芝芳,贺龙尊称一声“大姐”,说道:“你哪里有罪?孩子一个不少,你立了大功呀!”他还派人给保育院警卫班送来枪支和弹药,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杨芝芳率部分师生返回延安。1949年9月,他们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迁到西安,第一保育院改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

在延安保育院这个革命的大摇篮里,一大批战时儿童,尤其是革命后代茁壮成长。他们吃一样的小米饭,喝一样的延河水,穿一样的灰布军装,受一样的革命教育。因为亲身体验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以及胜利的来之不易!他们长大以后,都积极投身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中。

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