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的宣传斗争

左擎苍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这段论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的意义,并且将宣传作为长征的一个重要成果进行提炼阐述。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早在1928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这句话十分形象,一个一手拿枪开展武装斗争、一手拿宣传单开展宣传斗争的红军战士跃然纸上。这次会议要求“各游击队出发游击时要通过群众大会等形式做好宣传工作”,明确宣传是群众工作的重点;要求“下级党部向上级党部报告工作时必须报告宣传工作,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须检阅宣传工作”,明确宣传是检查考核的重点。会上还要求:健全特委、县委的宣传科。特委、县委每周应给下级党部下发宣传大纲。这些都表明,宣传是革命战争时期日常重点工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斗争方式。

在毛泽东同志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战役中,宣传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四渡赤水期间,《红星》报发表文章《写标语》,号召红军战士“在所有的墙上、窗、房内、屋外,到处写满。写的时候,不仅仅用粉笔,要用各种颜料,写得清楚触目,不易抹去。”还点名表扬“赤直属队3天内写了对白军士兵标语600余条,其中司令部写了200余条,保卫局也写100多条。”现存于太平渡陈列馆的《党员八要》就明确党员:要随时宣传,戒毫不宣传。“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要写三条标语。”写标语是红军战士每天的必修课。当时,遵义地区的群众描述红军张贴标语的情况:“红军一到,满街热闹。墙上鲜红,好似过年。”这些写在漫山遍野、千家万户的标语,在团结广大劳苦群众、瓦解敌人、提振士气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渡赤水中的宣传斗争赢来广大群众的认同、支持,发动更多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红军抵达前,白军通常会做大量的反宣传,如一渡赤水中一、九军团致电中央军委就说到“群众亦跑光”,就因为白军将红军比作作恶多端的太平天国部队(称为“红毛贼”,要“共产共妻”等),煽动群众抵制红军。年轻力壮的逃之夭夭、避之不及,老弱病残皆关门闭户、如临大敌。匮乏的物资和恶劣的气候环境,都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所以初到一地,宣传工作就成为首要工作。因为一旦离开群众支持,对于多个方面都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龙山镇等地发现的四渡赤水时期红军标语,如“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红军是工农的军队,贫苦工农当红军去,打倒军阀王家烈,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等直接亮明红军身份,阐明红军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很快拉近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同时配合开仓放粮、开仓分盐等行动,红军和群众鱼水情深、情同手足的形象很快在群众中传开,才会有王星在《投笔从军》中感叹道:红军多好呀,团结友爱,不分你我,亲如一家,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军队!

通过宣传,群众对红军有了更充分认识,赢来了群众大力支持。在红一师一渡赤水后进入黄荆老林,正值冰天雪地,“道路歧极,运动困难”“马匹多跌死”。经过手把窝时,当地周小林、祝品山等人主动为红军牵马探路,红军的辎重才得以顺利通过。火烧寨遭遇战中,白军凭借有利地形一度阻挠红一师向大寨方向前进,佃户朱朝禄等人带领红军的小分队绕道小路,出其不意袭击白军背腹,白军溃不成军、弃寨而去,为第二、第三梯队以及上干队、九军团顺利通过扫平障碍。太平镇冯开珠老人回忆道,“红军二渡赤水时,曾住在我家里。一开始不少老百姓吓得躲了起来,后来发现他们不但不可怕,反而还是保护百姓的好部队。”等到红军第四次渡赤水时,群众再也不跑了,还热心地为红军提供住房和粮食。因渡河需要木板搭浮桥,大家都热情支持响应,把木板甚至把门板、楼板、墙板拆下来借给红军。为避免弄错,红军战士在每一块木板上都刻了名字或编号。参加红军的徐柏生在《赤水在呼唤》中回忆道,“老百姓站在道路两旁,流着眼泪送别红军。”

在有力的宣传工作下,更多劳苦群众争先恐后加入红军,一起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曾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九军团从扎西经古蔺向赤水前进时,距离太平渡二三十里地有个栗子坝,是个小集镇,正逢赶场,我们派几个宣传员去,一下子就有一百二十个人参加红军。”几个宣传员就发动了120个人参加红军,可见红军的宣传工作早已深入人心,拥有无比强大的号召力。徐柏生在《赤水在呼唤》中还回忆道:“这时,有些群众扛着刀枪棍棒来要求参军。当时就收下了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没让去的又费了好大的努力说回去。”“部队把我和跟来的群众集中在一起,经过挑选,已近百人,便成立红一军团二师新兵连……准备过赤水河时,红二师新兵连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人。”从20多人到近百人,再到140人,说明长征像播种机一样,一路播撒一路收获,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宣传斗争开展的地方形成燎原之势。

四渡赤水中的宣传工作,在瓦解白军、削弱敌人斗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的欺骗,立即打破。”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对敌宣传工作。在太平渡陈列馆收藏的门板标语中,就有“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员”之类的宣传口号。红军右纵队一渡赤水后,在香楠坝活捉当地团总骆恒川,骆恒川即将被枪毙时,痛哭流涕书信告诉家中养母。红军战士经过调查后,了解其平时并非作恶多端,念其孝心释放其回去。这正是打破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谣言最好的宣传策略。以“尽孝”“平时表现”等为由释放骆恒川不仅表明红军明察秋毫、不滥杀无辜,更加从“孝悌之义”赢得所有人的认同,无论对方持有任何政治立场、阶级立场。

红军的对敌宣传策略,让坐阵西南指挥的蒋介石十分恼火。1935年3月6日,蒋介石特意给刘湘、潘文华发去密电: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圆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这里虽然用的是“煽惑”,但从另一个方面却是极大地肯定了红军宣传工作成效,说明红军的对敌宣传策略让蒋头疼不已。蒋介石的电文充满了政治偏见,但一些地方官员的看法就充满赞美之意。沿河县邮政局局长戴德初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人心归附,如水下倾。”这样的溢美之辞,磅礴有力地说明宣传工作在团结群众、瓦解敌人上形成的强大效应。1935年2月取得的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国民党军吴奇伟部被俘的1800余人“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了赤军”;同时,“红军朋友会”还通过对白军侯相如宣传红军政策主张,成功规劝其主动解散官兵,为红军在古蔺作战减轻了阻力,实现了用宣传单赢得战斗的胜利。

四渡赤水中的宣传工作,在鼓舞士气、统一思想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征期间,红军专门设立宣传鼓动棚进行宣讲鼓动,用来鼓舞战士。在翻越老山界的过程中,红军将士不停喘气,汗流浃背,忽然听见宣传队的宣传棚里传来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写有粉笔字: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鼓动,大家“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一渡赤水后,右纵队向军委的电报中报告“如此行进,绕道太多”,鲁瑞林在《四渡赤水河》中回忆:“这时,我们的部队转战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的地区。一会东进西出,一会西进东出;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跋山涉水、钻林过沟,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红军要干什么,连我们自己的部队也很不理解。有人反映说:打仗不怕,死也不怕,就怕受了伤走不了,连个存身的地方都没有。”军委十分重视战士的思想反映,随即召开白沙会议,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将“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广泛宣传到每一个红色指战员,自上而下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认识,革命斗志进一步激发。鲁瑞林在《四渡赤水河》中接着回忆道:“广大红军战士懂得了这个道理,再也没有怨言,士气又高涨起来。这和长征开始时那种混乱的撤退情况,形成了又一鲜明对比。”

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却不得已反其道而行之开启长征,远离广大根据地、失去后方支援。一路上,除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恶劣天气、高山激流无一不是艰难挑战。敌我双方在精神、意志、信念领域的比拼程度,绝不亚于战场拼杀的激烈程度。一手拿枪、一手拿宣传单的红军战士,在四渡赤水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保持宣传斗争和军事斗争步调高度一致、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保障战斗取得胜利,最终成就毛泽东同志口中的得意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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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左擎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