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达等民主党派领导人

与中共的肝胆相照关系

(二)

古延贤

1939年4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半月刊)在韶关出版。《新华南》编委会李章达是最先支持《新华南》出版发行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新华南》编委会主任、共产党员尚仲衣教授不幸因车祸罹难,在《新华南》对外公开的该刊编委成员名单中,李章达的名字列居首位,任编委会主任,赫然在目,毫无忌讳。其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高峰时期,华南地区的战时省会韶关之局势进一步恶化。而李章达能在这样反共逆流不断加剧的复杂环境中,不怕牵连,不惧风险,敢于公开地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参与其事,出版刊物。《新华南》在李章达等爱国人士支持下,虽然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中共组织在其中起作用。李章达等人发表了许多富有思想性、战斗性的文章,敢于揭露矛盾,针砭时弊,挞伐丑恶,真正起了人民的喉舌和号角的作用。它挟一身凛然之正气,讴歌抗日、团结、进步,鞭挞投降、分裂、倒退,“言人之欲言不敢言”,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和欢迎。许多地方的读者还自动组织了《新华南》读书组,开展阅读宣传活动。特别是在1940年底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发行严加控制和封锁的情况下,公开发行的《新华南》,遂成了华南国统区颇受关注的刊物,被誉为“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中的一盏灿耀的明灯”。

《新华南》(图源:广东省档案馆)

李章达不仅是《新华南》编委会主任,还是撰稿人,他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而且在捐助经费方面也出力特多。每当《新华南》遇有困难,他总是出手帮忙解决,使之渡过难关。中共党内的同志把李章达视为知己,党组织内的同志要找地下党负责人张文彬、石辟澜联系工作,也要通过李章达约见进行晤面。当年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函电中,经常提及李章达与中共方面的密切关系,称李章达为“救国分子”⑧。

1939年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受到敌人破坏,杨德元、李健行、杨帆、刘汝琛等23位共产党员不幸被捕,中共组织派谭天度和邓重行一起来到时任中国四战区中将军法署署长兼军法执行总监的李章达家中,请求帮助营救。李章达义不容辞立即想方设法,被捕的中共党员全部获救。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2月,中共中央新四军军分委秘书长李一氓,从皖南突出重围,辗转奔波,经江西、湖南,转道到了广西桂林。在与地下党员孟秋江取得联系后,通过时在韶关专门去桂林营救的李章达将李一氓护送到香港,然后从香港转往上海,进入苏北根据地。李章达与李一氓在大革命时期就已认识,在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时,时任国民政府惩吏院委员兼中央军法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政督察委员会委员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并兼广州市公安局长的李章达“曾经请客为李一氓等人送行”,因而彼此都很熟悉。在李章达精心安排下,1941年2月元宵节后的一天,李一氓由李章达陪同搭乘火车,从桂林先到衡阳,又由衡阳乘车到韶关,被安排租住在一条大木船上。在韶关期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得知李一氓从皖南突围到了韶关,就托付李章达转告,要与他晤面。在约好时间后,李章达带着李一氓到韶关市郊一间民居瓦房里,同张文彬见面。张文彬详细询问了有关皖南事变的具体情况,并将李一氓述说的皖南事变事实真相通过电台报告了党中央。一个星期后,李章达专门托付一位亲戚路上照顾李一氓。⑨李章达将亲戚和李一氓两人送上飞机。临行时,李章达再三叮嘱同行的亲戚说:“这位朋友不会讲广东话,沿途要好好照顾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一氓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的得力助手。

1941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约李章达、中共党员梅龚彬二人到他的寓所谈话,指出为了适应急速变化的形势,进一步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有必要推动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建立民主派组织,并布置他们先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商量,由李章达等二人起草一个纲领,再征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劭先等人意见,动员李济深带头发起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李章达与廖承志也是老熟人。早在同盟会时,李章达就与廖承志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曾当过廖承志的启蒙老师。1919年至1920年,李章达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时,较长时间住在廖家。这次廖承志约见,也可说是李章达直接承担了中共方面交给的任务。李章达与中共党员梅龚彬遵照廖承志意见,共同拟就纲领草案,经廖承志阅看同意后,李章达于10月下旬赴粤北征求蒋光鼐的意见。后来,中共党员梅龚彬到桂林去做李济深等人的工作,李章达则留在韶关等待廖承志的到来,再具体落实。1942年3月,廖承志到了韶关,并亲自听取了李章达和梅龚彬的汇报。后来,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工作正式启动,李章达又积极投身到李济深等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的工作中去。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李章达不畏险恶,从韶关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会见了邹韬奋、杨东荪、千家驹、陈此生等民主党派人士,尤其是见到了邹韬奋先生(邹家华的父亲),令他更为高兴。

李章达在香港酝酿筹建民盟的南方组织。不久,李章达被同事们召回韶关活动,以便联络更多志同道合的盟友,并相机与时在广西的多年与中共关系密切反蒋介石的李济深等联系,请其出山共谋大事。1942年夏,中共广东粤北省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廖承志等同志被逮捕,李章达闻讯后,动用他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不怕牵累,积极进行营救,体现了民主党派领导人与中共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情谊。

1942年秋冬间,李章达接到周恩来要求他和丘哲尽快在两广主持筹建民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的指示。周恩来的关心和重视,使李章达备受激励和鼓舞,他毫不迟疑,慨然应允。他联络李伯球、杨逸棠、郭翘然、胡一声等共同商讨,很快就在韶关建立了以李章达为首,以李伯球、杨逸棠、郭翘然、胡一声等为成员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并部署了吸收盟员、扩大民盟组织方面的工作。

正当筹建民盟南方组织的工作时,李章达又接到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转达周恩来自重庆发给他的指示,要求他迅速率领在韶关的民主人士迁撤梅县,以梅县为据点扩大宣传,开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

1944年底,李章达遵照周恩来指示,带领一批民主人士离开韶关抵达梅县,寓于梅城之百花洲,继续主持民盟南方组织的筹建活动。

1945年春节期间,李章达与李伯球、张文、胡一声、郭翘然、杨逸棠、钟介民、陈启昌、陈伯麟、陈慰慈等10余人,在梅县城东潮塘召开民盟东南干部会议。会议宣告成立“民盟东南干部会议常设机关”,李章达被推选为常设机关主任。李章达还亲自草拟了成立宣言,并决定民盟东南干部会议常设机关置于梅城潮塘,机关内部分设组织、宣传、联络、民运等部门。

民盟东南干部会议召开后,李章达立即率陈启昌到兴宁等地,策动罗梓材、李振球、李洁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军官,争取他们利用自身的声望和影响,团结当地抗日力量,向民主抗日阵营靠拢。后来,罗梓材、李洁之等多人于解放战争期间先后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阵营。

1945年底,李章达派郭翘然(20世纪20年代的中共党员)和中共党员蓝青到广西苍梧大坡山李济深家,请他到广州来开展民主运动。1946年1月18日早上,李济深刚到广州,李章达即来与他共商组织力量开展民主运动事宜。

这期间,李章达领导的南方民盟在当地中共组织帮助下,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中小学教员和革命青年入盟。同时,还组织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中共地下学联,作为民盟的外围组织,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为扩大宣传,他们办起了“群力书店”,李章达还偕同许崇清、丘哲、张文、王亚南、胡一声、郭翘然、李伯球、杨逸棠、丘克辉、陈柏麟等40多人发起,广泛招集“群力书店”股金,先后筹得10多万元。后又利用这笔股款,大量印刷发行《论联合政府》《民主》(周刊)《新音乐》等书刊,进行抗日宣传,扩大政治影响。⑩

日本投降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李章达随同民盟东南干部会议机关迁回广州。他们原想以广州为据点,尽快建立起民盟南方组织,开展新的斗争。然而,这时的广州正处于国民党严密控制之中,民主运动颇受干扰和压制,工作难以开展。最后,李章达与其他民盟东南干部会议成员决定将常设机关迁往香港。当时,李章达同他的盟友之所以决定要将民盟东南干部会议常设机关迁往香港,主要是看到香港的环境比广州宽松,可避开国民党控制,便于向海内外开展工作,也便于领导广东、广西、福建省包括香港、澳门乃至海外地区在内的“南总”盟务。

民盟东南干部会议常设机关迁驻香港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党委”)尹林平、连贯、饶彰风等人帮助下,李章达与同事们积极工作,大力发展盟员,以致组织日益扩大,盟务“迅速发展”。1946年1月1日,南方民盟新的领导机关在香港宣布成立,李章达亲自撰写成立宣言,向海内外发出。李章达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委员有丘哲等14人,丘哲为副主任委员。众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加盟,健全和充实了“南方民盟”的工作机构,盟务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

这时,抗日战争刚结束不久,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都祈盼着和平,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漠视民意,一意孤行,一方面奢谈和平,佯称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则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准备发动内战。就在这内战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章达与“南方民盟”成员们积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实现和平建国。1946年1月31日,“南方民盟”于香港大酒店举行成立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与会者有香港新闻界名流、绅商,以及各界代表100余人,甚至美联社和合众社亦派有记者参加。会上,李章达以民盟中央常委兼“南方民盟”负责人身份发表讲话。他报告了南方民盟的组织情况和战时战后任务。报告说:“本盟在抗战期间的主张,概括言之,是为民主团结,抗战到底;而今日则为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五年以来,本盟同志,一心一德,不顾一切摧残、压迫以至入狱流血,即在求此主张之实现。”李章达的讲话,不仅旗帜鲜明地申述了民盟的政治主张,同时也真实明确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与中共中央的步调完全一致。

1945年秋,时在广西的李济深曾派人来粤商议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一事,并指定李章达协助蔡廷锴召集组织。翌年初,李济深亲到广州,又指定李章达、蔡廷锴,蒋光鼐、吴仲禧(中共党员)等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起人。其时,李章达已担负南方民盟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事务纷繁,仍在为筹组“民促”四处奔走,精心策划,费尽心力。在此期间,民主人士在广州的活动极为活跃。李章达在广州市光孝路祝寿巷44号的住处,几乎成了“民促”成员聚会和活动之场所。直至“民促”正式成立也在他的住所召开大会。

1946年2月10日“较场口血案”,是国民党反动派决意要撕毁政协决议,决意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民主运动实施血腥镇压而采取的严重步骤。当时在广东也随之出现了类似“较场口血案”的严重事件。李章达以大无畏的精神,公开揭露真相,声讨施暴歹徒,大义凛然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决斗争。翌日(2月11日),李章达在香港又与民盟南方总支部其他领导人联名,公开发表声明电请民盟中央转向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三先生表示亲切慰问,并再度要求蒋介石“顺从民意,严惩凶手,以平民愤”。

就在“较场口血案”发生后第四天(2月13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社会局悍然派出特务冲进广州各大书店,强行禁售《自由世界》《新世纪》《文艺新闻》《学习知识》等进步杂志。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反动暴行,李章达深恶痛绝。事发后,他代表民盟南方总支部对各报界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国民党在政协会议上高谈民主,而政协会议闭幕后却出尔反尔,背弃承诺,大肆钳制言论,扼杀民主”,并一针见血地揭露:“这是伪装民主,必为万民所共弃”。

1946年5月4日,国民党广东当局指使暴徒借纪念“五·四”之名,身藏枪支、利斧、铁尺等凶器,大打出手,殴打其他游行民众,制造流血事件;同时还冲击中共领导的《华商报》驻广州办事处,捣毁兄弟图书公司和《大公报》营业处。李章达也以大无畏的精神,公开向全世界揭露真相,声讨施暴歹徒,大义凛然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决的斗争。

李章达还亲自出面在广州惠爱路旧大新公司举行了书报界及各方代表座谈会。会上,李章达对《华商报》的记者发表谈话说:“广州近日所发生的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和重庆、成都、北平、南通等地所发生的暴行一样,是独裁派蓄意破坏民主和平,撕毁政协决议的实际行动之一”。李章达指出:“独裁派欲以此卑劣手段压制民主,那将会适得其反,将会更加速民主运动之发展。祈望广东国民党当局实践诺言,遵守法令,负责缉凶。”(11)李章达与蔡廷锴、张文三人联名致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和广州市市长陈策,吁请政府尽快采取实际行动,“惩凶赔偿”,“切实保障人权”,取信于民,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其函谓:“公等统治一方,上下所费,日以亿计,无非出自人民。保障人民,维持治安,应负其责。乃事发数日,未闻有追凶偿失之议……吾侪本人民要求,以实现民主和平为职志,尤不能默尔而息。”函中言语激愤,斥责有力,义正词严,击中国民党广东当权者之要害。

注释:

⑧张文彬,《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

⑨《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284页。

⑩李伯球、郭翘然、胡一声,《南方民盟斗争史略》,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辑。

(11)《华商报》,1946年5月8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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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古延贤(老红军古大存儿子,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