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青

《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24日 11版)

【党史钩沉】

《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武汉,次年10月转移至重庆继续出版,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共出版170余期。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精神和意志的较量,只有通过卓有成效的动员,才能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与“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同志语)。《群众》周刊把“自救危亡”作为办刊宗旨,通过揭露日寇野蛮暴行、痛斥妥协投降行径、讴歌抗战英勇事迹等方式,鼓舞士气、坚定意志,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揭露日寇野蛮暴行

唤醒抗战意识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通过让民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能够充分唤起民族意识,进而激发强大的抗战意志。《群众》周刊坚持把“应当在一切文字的,或者是口头的宣传上,揭露日寇一切残暴兽行,激发每一个中国人对日寇的民族仇怨”作为重要内容,激励各阶层民众起来反抗。1938年1月8日,周刊发表通讯文章《陷落后的天津日租界》,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人的凄惨处境。在天津日租界,日本人的军用汽车、机器脚踏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压死了人,还要骂你走路不小心”。同年2月12日,任弼时同志在周刊发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抨击日寇的野蛮行径,日寇每到一个城镇,“多将未逃走的居民杀去半数以上,对政府职员和抗日领袖分子,则用火烧和活埋的方法处死,两三岁的小孩子亦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去,青年妇女几无不被其轮奸”。3月19日,周刊发表《一个陷落的村庄》,描述了一个被日寇洗劫后的村庄惨况:“敌军所到之处,鲜血满地,空气里的血腥味闻起来让人头晕目眩。放眼望去,遍地狼藉……往日热闹鲜活的村庄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死人城。”1939年5月15日,发表时评《有组织的反对日寇兽行》,控诉日军轰炸重庆后一片狼藉的景象,“繁华的商业区域,重要的文化机关,贫民集中的住处,外国驻华的领事馆,均遭受日寇的残暴的轰炸,顿使重庆许多地方变成瓦砾之场,许多和平居民蒙受死伤流离之惨”。1942年12月30日,周刊发表的《敌军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剖析了日本对我国的残酷经济掠夺,“对于被占领区的农村,敌寇一向是尽量的大刮地皮。华北农民所负担的租税,每达一百二十种之巨,新乐某个乡村全村有二百一十户,而平均每天对敌缴款之数,竟达二百九十七元六角”,对中国百姓的压榨可谓敲骨吸髓。1944年2月25日,周刊以来信方式介绍曾被誉为“小广州”的梅县在被日军占领后,民众的悲苦惨状,“从惠州到梅县沿途因饥饿而死的,据估计达三四万人”,以至于“每天清晨一队队的妇女和儿童成长蛇形的队伍,掘草根,剥树皮,纷纷充饥”。

《群众》周刊从不同层面揭露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无尽灾难,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这使不同阶层的民众认识到,如果不抗战,只能当亡国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从而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让更多爱国民众投身抵抗侵略的洪流。

抨击妥协投降行径

激发抗战士气

日寇在野蛮侵略掠夺中国的同时,还采取“以华制华”扶植汉奸傀儡政权的卑鄙殖民策略。一些奴颜婢膝的卖国分子沦为其帮凶和代言人,不仅到处散播不利于抗战的错误言论,还对百姓极尽欺压之能事。《群众》周刊对汉奸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与揭露。1937年12月11日,周刊创刊号发表社论《由失败到胜利的枢纽——肃清民族失败主义》,指出由于战场失利,一些亲日分子大为活跃,到处散播悲观失望的情绪,企图使政府接受日寇的条件,受此影响,“没有教育没有组织的后方民众们被恐怖的气息包围着,终日惶惶不知所措”。文章强调,这种“形势是很严重的”,“这是目前最大的危险”。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发生了汪精卫叛逃事件。1939年1月10日,《周刊》发表社论《民族败类汪逆精卫》,痛斥汪精卫“丧心病狂,认贼作父,甘心出卖民族,屈膝求和”,“忘了我先祖遗留给我们的伟大文化,光荣历史,忘记了我前线将士的血和肉所铸成的抗战足迹,背叛祖国……是全民族,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敌人,这种败类是死有余辜的”。1940年4月10日,针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明目张胆卖国的行径,周刊又一次发表社论《粉碎汪逆傀儡政权!》一针见血地指明其主要工作“必定是替敌人作警犬,巩固敌人的侵占地,协助敌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屠杀被占区的爱国分子;进行种种欺骗,以麻醉沦陷区中人民的民族意识”。1943年12月16日,周刊刊发《严惩叛将,粉碎伪军》,指出孙良诚等伪军,在日寇支持下进攻冀鲁豫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再一次说明了“敌寇的毒辣,汉奸的无耻”,呼吁根据地民众公布伪军将领的姓名,搜集其叛国证据,“使他们的罪行暴露无遗”,人人得而诛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中华民族“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如果妥协投降,“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群众》周刊把揭露批判汉奸卖国行径作为抗战动员的重要内容,使广大民众认清了妥协投降的严重后果,对于形成强大的舆论震慑、提高抗战士气具有重要作用。

讴歌英勇抗战事迹

提升必胜信念

尽管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战争,但由于中国军民不畏牺牲,奋勇杀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用热血和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的抗战史诗。对于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群众》周刊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赞颂。1938年1月25日,周刊发表短评文章《追悼阵亡将士》,指出,“前线将士抗战的英勇和牺牲的壮烈,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全国人民要“踏着先烈的血迹,沉着地勇猛地前进”。2月12日,朱德同志发表《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一文,详细列举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忻口、娘子关等战役中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如在忻口会战中,敌人的兵站及医院,“不断受我袭击,前送后送之人马、车辆、材料多被我杀伤破坏,甚至完全断绝”,以至于“敌不得不用飞机接济弹药、粮秣”。5月7日,周刊发表《我空军再获大捷》的短评文章,兴奋地宣布中国空军在武汉“二一八”空战中,击毁敌机21架,迫使其余15架狼狈逃窜,取得 “抗战以来空战史上最光荣的业绩”,对于中国空军战士这种奋战到底的精神,“我们中国人民都应向他们表示十二万分的热忱和敬意”!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涌现了大量悲壮的抗战事迹。《群众》周刊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和热情讴歌。1939年6月4日,周刊刊发《晋察冀区展开血战》一文,指出自晋察冀边区成立后,敌人已先后进行4次较大规模的围攻,但都以失败告终,“敌军被牵制在此区域的有五万多人。平均我每游击队一小队每天可击毙十个敌军。这种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了变敌人后方为我之前线的光辉模范”。仅五月八路军就与敌作战30余次,“将由五台东冶豆村东犯,大营沙河南北,易定二县西犯之敌,各个击破。台怀镇北及大龙华之役,斩获尤多,计毙敌千余人,俘获九三式山炮三门,迫击炮一门,轻重机关枪四十余挺,步枪三百余支,战马百匹,汽车三辆及重要文件甚多。”用数字使民众真切感受到中国抗战尤其是敌后战场取得的巨大成绩。百团大战是抗战中期共产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日作战行动。1940年10月30日彭德怀同志的《“百团大战”之意义》、11月25日朱德同志的《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和左权同志的《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等文,高度赞扬各部队“显示了我们的传统的民族英雄气概”,“这个无比的英勇精神,将在我全体将士中发荣滋长起来”。1944年1月25日,周刊发表时论《敌后人民英雄》,热情歌颂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抗战行为,“他们在那样困难万分的物质条件下,完全得不到一点救济,却能够发挥创造的天才,运用陈旧落后的武器”,“对拥有近代化装备武装到了牙齿的日寇,他们是这样的斗争着,无情的予以消灭”,“他们已经组织和武装起来了,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现代的武器,一定是更能发挥力量”。

《群众》周刊及时反映中国抗战尤其是我们党领导下取得的抗战胜利消息,热情歌颂中国军民英勇作战、誓死卫国的光辉壮举,强烈表达了对抗战英雄的敬佩之情,为凝聚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战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有助于激励中华儿女坚定必胜信念与信心,为取得抗战最终胜利而不懈奋战。

(作者:王凤青,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及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