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父亲从清华大学

理科生到“党内第一支笔”

陈 威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思想理论宣传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25年的胡乔木,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参与了中国共产党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胡乔木之女胡木英。

老同学追忆

或许能拿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胡乔木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县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是盐城名流,属于苏北农村的“开明士绅”,曾主持续修《盐城县志》一十四卷等,为地方志的延续做出过杰出贡献。受其父影响,胡乔木自幼喜爱文史类书籍。

胡木英介绍,父亲自幼喜爱读书。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过年期间,大人们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社戏。过了不大一会儿,家里人就发现他不见了,等社戏散场回到家里一看,他一个人躲在蚊帐里头看书呢。父亲读书兴趣广泛,有关历史、文学、哲学、社会等各方面的书籍他都读。

胡乔木之女胡木英

1924年,12岁的胡乔木作为鞍湖小学唯一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的人,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读至高中毕业。这段经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父亲在中学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人著作,而且对所知的名人著作写了一个概论,发表在了中学的校刊上,我也是后来在扬州中学的校刊上看到的。”胡木英笑着说。“父亲在中学文理科都很优秀,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见到父亲中学时的老同学,还告诉我说:如果你父亲不干革命的话,或许能拿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提起这段往事,胡木英讲述了父亲的一段插曲:“当时清华大学系主任都要跟新生进行交谈,看到我父亲在选择除了主科以外,选择旁听的副科有好几页,问我父亲兴趣不是在物理吧?我父亲解释说挺有兴趣,只是经常做实验太耽误时间,对此主任建议我父亲再想想,于是我父亲转入了历史系。”

据了解,在校期间,胡乔木积极参与学校的共青团活动,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同年底,胡乔木由同校四年级学生曾迪先(时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奔赴延安 坚持革命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乔木因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被北平市公安局列入黑名单。经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诫勉谈话后,他选择离开清华继续革命。

1932年5月,胡乔木返回自己的家乡盐城,开始投身于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入党介绍人被捕变节,胡乔木在家人帮助下逃脱军警追捕。又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帮助下,正式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二年级英语专业学习。

1934年底,胡乔木因积极参与革命,被校方视为“赤色分子”开除学籍。次年2月,他抵达上海,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组织部部长王翰取得联系。5月,经王翰引荐,胡乔木重新入党,恢复组织关系。随后,投身党的工作,7月调任“文总”党团成员及宣传部部长,11月,根据中央文委的决定,出任了“文总”的党团书记。

胡木英表示,在上海期间,胡乔木为多个刊物撰写过文章。一次,鲁迅先生写了一篇《从“别字”说开去》。他看后针对鲁迅谈及的文字问题本身写了一篇《从“别字”说回来》。内容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所谓的简化字,把它们归纳出来进行了分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让父亲负责文字改革工作,也说明了父亲在这方面是有经验基础和研究的。

1936年2月,“文总”解散,胡乔木改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次年5月,胡乔木接上级通知,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1937年7月,抵达延安的胡乔木,被安排在“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在青训班工作近两年的时间里,胡乔木为中共培养干部作出了许多贡献。期间与任青训班女生队指导员李桂英(后改名谷羽)喜结良缘。

1951年初夏,胡乔木夫妻在中南海合影

1939年4月,已停刊近12年的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任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兼任《中国青年》主编。随后,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胡乔木根据当时形势,写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上,获得众人夸赞,赢得很大反响。

人生中最大的转折

“我也是看到一些党史资料才知道,当时这篇文章,毛主席读后也大为赞赏,夸‘乔木是个人才’。”胡木英补充说。

1941年1月,胡乔木的大女儿胡木英出生。2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郑重其事地对胡乔木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对胡乔木来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时年29岁的胡乔木,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胡乔木和毛主席在一起

“父亲做秘书期间,最大的优点是嘴巴特别严,绝对保守秘密。从来不跟家里讲他在工作上的事情,包括他跟主席的一些闲谈都不会讲。因此,我母亲还为这事跟他吵过几次架,说中央开会人家都知道了,你都不跟我们讲一声,他解释说有纪律,对家人都不能讲。”胡木英回忆道。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苏联,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情况,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了解苏德战争的发展情况。

“没多久毛主席就给我父亲出了个题目,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文章,大致说了一些想法,要求尽快成稿。大概一个多钟头,父亲就在主席身边写了出来,主席一看改了几个字就让发表了。所以写稿快,也是父亲能够在主席身边待下去的一个原因。”胡木英说。

之后的时间里,胡乔木在毛泽东的关注下,为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撰写了多篇社论、评论文章。

胡乔木和毛主席在一起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胡乔木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将毛泽东的两次即席讲话认真记录,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十分满意,亲自修改,公开发表,并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之一。

1947年,国民党集结大部队向延安发动进攻,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党中央撤出延安,但他仍留在陕北鼓舞和稳定军心、民心,但需要不断地发出指令,胡乔木不在身边,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毛泽东给正在陇东进行土改的胡乔木发去电报,让其赶到毛主席驻地王家湾。

“主席当时身边的警卫员告诉我说,主席一听说胡乔木快到了,特地走出窑洞,在院子外面等我父亲,见了我父亲以后,非要替我父亲拿背上的背包,从这可以看出,主席还是很希望我父亲能快一点回到他身边的。”胡木英补充说,“其实当时主席身边有笔杆子,写大文章没问题,但是写小的不够快,当时环境又比较紧急,所以我父亲是最合适的”。胡木英说。

如此江山如此人,

千年不遇我逢辰

提起父亲一直未恢复本名的缘由,胡木英解释称,当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遇到两个“乔木”,同是江苏盐城人,名气都不小,一个在南方,本名乔冠华,香港《时事晚报》主笔。一个在北方,本名胡鼎新,即胡乔木。毛泽东因“二乔”重名的麻烦,将两人召集到一起,得知“南乔”本名后说:名字很好,以后就叫乔冠华吧。至于“北乔”,可以带着胡姓,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毛泽东笑着说:“古有大小二乔,今有南北二乔。”

胡乔木(右二)和毛主席等人去重庆时的留影

1961年下半年,近50周岁的胡乔木,神经衰弱日益加重,已无法胜任日常工作。无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病情,申请长假休养。

“当时父亲的神经衰弱太严重了。稍微写点儿什么东西脑袋就疼,根本写不下去。有过一篇社论,是关于增产节约粮食的,本来不是很复杂的一篇社论,但因集中不了精力又睡不好,拖了半个月都没写出来。所以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实在不行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主席就回了他一封很长的信,劝他要塌下心来,安安心心地养病。之后,父亲就离开主席,在杭州疗养了。”胡木英回忆说。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风悄然刮起,胡乔木想要放弃休养,回到北京,希望可以在杭州与前来开会的毛泽东见一面,但始终未能得到回复。等不及的胡乔木,选择从上海回到北京。

“父亲刚抵达上海,杭州那边就打来电话,通知他主席想要见他。收到消息后他又慌忙从上海返回,在杭州与主席匆匆见了一面。主席嘱咐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没想到这就是他跟主席的最后一面。”胡木英说。

1949年4月,毛主席和胡乔木在香山交谈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愈加猛烈,胡乔木也未躲过。胡木英表示,也是主席说要看看他,才算把我父亲的命保住。后来毛主席去世时,父亲非常想去告别,先是给熟识的人写信,后是给中央写,最后不得已给江青写,希望能跟主席告别,然而就是没得到同意。这也是父亲一生的一大憾事,可以从父亲写的两首诗词《七一抒情》和《有思》中,看出他对主席的深厚感情。

据了解,1965年“七一”,胡乔木曾写了一首《七一抒情》,回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经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晚年,胡乔木在七十寿辰写了一首《有思》,开头四句,抒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怀。“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耗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得以画上了休止符。

胡木英回忆道:“文革结束后,我父亲负责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其中关于‘文革’的看法,正反意见针锋相对,要用文字表达出来,得到大多人认可,那是非常绞尽脑汁的事。父亲在起草小组反复征求意见,几千人参与讨论,一稿又一稿,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我父亲最耗费心神的一件事。”

父亲最爱的是社会科学

1977年5月,党中央批准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党组书记(直至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名誉院长)。

想要尽快将社科院工作启动,急需组织,落实,社科院筹备组人员和各研究所所需专家、学者。同时,社科院尚未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楼,这都需要胡乔木去一一敲定,仅用很短的时间,社科院工作启动基本完成。

“这都得益于父亲在阅读中和工作的广泛积累,应当找哪些专家、学者,父亲才心中有数。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各领域研究工作基本停顿。随后,开始通过中组部、人事部甚至中办点名点将,将分散在各地的专家、学者调回。父亲讲过,和其他党内职务相比,他的最爱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职务。”胡木英回忆说。

胡木英还说:“父亲去世后,社科院的人说,胡乔木的离去,是社科院极大的损失,因为在中央又特别懂社会科学的胡乔木,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报到中央,可以商讨解决,哪些着急,哪些可以往后推一推,都能理解,现在没有这么全面了解社会科学的了。所以在中央批准编写的《胡乔木传》中,说我父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资料显示,1977年至1981年期间,按照胡乔木的设想和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16个研究和出版单位。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仍在延续最初的设想和规划。

1982年,胡乔木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同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果不是后来因为中央给他的任务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要不他全身心的都扑在社科院上了。”胡木英说道。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75岁高龄的胡乔木退居二线,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每个人都应当具有爱国精神

胡乔木是个极其热爱读书的人,常常手不释卷,只要不是写东西,手里就会捧着一本书。正因如此,每逢周末或假期孩子回家时,母亲总会让孩子拉着父亲出去走走,让他暂时放下书本,享受一下户外的时光。

“我们拉着父亲去公园散步。到公园里面只要有文字说明的地方,他都会停下来仔细地观看。这个标点不准确了,那个字错了,或者花草树木的科目有误了,他都会用笔圈出来,让公园的工作人员把负责人叫过来,告诉他们‘赶紧改正’!”胡木英笑称。

提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胡木英表示,父亲从不局限于孩子学习成绩,即便孩子成绩中等,他也从未因此责备。他更看重的是孩子对知识的全面理解与掌握,并经常鼓励孩子多读课外书籍,从小说、科普读物到国外的童话故事等,无所不有。希望孩子能够广泛涉猎,开阔眼界。

1952年夏,胡乔木全家在中南海家中

胡木英说,父亲对歌曲《苏武牧羊》和《满江红》两首歌情有独钟。小时候,他就为我们讲解过这两首歌的歌词含义,虽然他的歌声并不完美,但总能勉强唱出曲调。每年中秋节,父母亲都会邀请,院子里的司机、厨师、警卫等众人共度佳节。有一次,在大家的起哄下,父亲唱起了《满江红》,歌声中充满了激情,甚至流下了泪水。从父亲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情感。每当提及岳飞在国破家亡之际的那种感情,父亲总会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要爱国,当国家受到侵略时,我们必须奋起反抗。而谈及《苏武牧羊》,父亲会提到苏武坚守19年不降的忠贞,这正是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对人民、对国家、对祖国的忠诚。无论面临何种困难与挑战,这种忠诚都绝不动摇。

“这两首歌是我印象最深的,其他歌没见父亲唱过,这两首歌时不时地就会听到。所以我觉得老一辈人,为什么能够很年轻的时候就投入革命?而且一辈子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这么干,就是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有这个责任,所以他要用他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智慧为这个国家、为人民出力。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条件已经比他们好多了,更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党,不爱自己的人民。”胡木英回忆说。

党员干部不该是

为了“管理人民”

胡木英介绍自己说,算是生在了好时代,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建设,以及社会的治理,都在越来越完善。

“‘大跃进’时期,我在读中学,学校为了响应炼钢铁,让学生们把家里锅碗瓢勺等铁制品能捐的都捐出来,最后炼出来的铁疙瘩几乎没用,类似的事,算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文革’那年,赶上我大学毕业,67年年底,在外交学院学习的我被分配到冶金部,次年,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厂,这一耽搁就是十年。终于可以正常工作时,又提出了年轻化,女同志55岁退休。又赶上了父亲生病住院,母亲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想着能多陪陪他们,就提前退休了。”胡木英说。

胡乔木全家合影

我们这一代人陆陆续续退休,开始有时间去多了解父辈的历史。大家组建了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发起了收集整理父辈资料、重走长征路、回延安、探访革命根据地等活动。

胡木英表示,越对自己的父辈了解,越觉得老一辈的共产党人能够“打天下,坐天下”,是跟人民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作为后人,有责任将这种精神传承下来。

受井冈山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邀请,胡木英任会长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成立了故事团,为年轻人讲述父辈的革命故事。

胡木英说:“现在的年轻人要了解共产党打下天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而建设新中国又是费了多少心血,虽然很多年轻人听完可能只是感动一下,但至少要让年轻人知道,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好的时候,那时风气很正。共产党的领导真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现在虽然物质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但是人心、思想差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讲述父辈的故事,是希望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在脑子里转一转,那时的美好是怎么来的?”

“父辈不怕牺牲,流血流汗建立的新中国,被个别自私自利的干部用来升官发财,只想着自己的小家,越来越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才能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基本的问题出在哪。党员干部应当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管理人民,所以我们就觉得有责任,把老一代这种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国家奋斗牺牲的这种精神得传承下去。”胡木英补充说。

胡乔木之女胡木英

“社会发展我们左右不了,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的后代,要尽我们的一份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胡木英最后笑称。

来源:红船融媒

撰文:陈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