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烙上的爱国印

胡平原

周恩来(1898.3.5—1976.1.8),原籍浙江绍兴。自慕名到南开学校读书后,便与学校师生建立了深厚感情,结下了纯真真挚的友谊,在南开学校师生心中烙上了爱国强国印。

南开中学时的周恩来

南开中学是1904年由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家严修和张伯苓创立的私立学校,以“教育救国”为目标,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为激发师生爱国热情,决心废除旧学制,兴办民立模范中学,为国家和民族培育中华英才。因此学校从办学目标到课程、教材、师资的设定和人格养成的路径,都开历史先河,令国人耳目一新。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天资聪慧,过目成诵。1913年8月,正值15岁的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当时中学实行四年学制,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系南开中学第十次毕业生。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接受了一生中唯一正规、完整的现代教育。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期间,校董严修视周恩来为“宰相之才”,校长张伯苓经常称赞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1913年的南开中学,已进入办学的第9个年头,在陆续向社会输送一批批担当重任的优秀人才的同时,逐渐形成体现南开教育之魂魄的核心价值体系。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品学兼优的成长实践,正与南开中学探索和建设自身的核心价值体系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参与了南开教育核心价值体系的创建。1918年,周恩来刚从南开中学毕业的第2年,南开校歌问世。在南开校歌里,第一次唱出让南开人激情奔放的最强音:“巍巍我南开精神”,由此引发出“周恩来与南开精神”这一宝贵精神的研究。

什么是南开精神呢?爱国是南开精神的核心,像周恩来那样努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报效国家就是南开精神,为此南开中学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了德育的首位。校董严修要求学子“志为爱国志士”,张伯苓强调学生“第一当知爱国”。而周恩来早年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在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激励下,他的精神世界不断升华,进而提出“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当兹神州存亡危急千钧一发之秋,吾党青年正宜努力前途,以做砥柱中流自任”。他有豪言壮语,更有实际行动。他参加反袁运动,发表爱国演说,反对“二十一条”,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爱国主义教育铸造了周恩来的人生灵魂,周恩来以爱国实践为南开精神注入新成分。

南开精神讲求担当。周恩来曾说,学问与经验“必须兼修”。他珍惜在校的光阴,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勇于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组织校内外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锻炼增长才干。他参与组织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担任副会长、会长,主编《敬业》杂志,曾任校刊《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等职。每一份担当都是一种磨砺,从中积蓄起报效国家和社会的本领。

南开精神讲求敬业。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周恩来深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以旺盛精力奋笔抒写,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文献。据史料记载,周恩来在校4年完成课业作文52篇;在《校风》《敬业》等校园刊物发表论文、纪事、杂忆、游记、小说、剧本、诗歌、译文等作品53篇。他的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内容深刻,文笔清新,思想先进,凸显了一代新人的宏伟理想和才气。

南开精神讲求科学。中学时代的周恩来追求人格的完善,努力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思想品德和学业成绩优异,同时热爱并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与同宿舍同学夺得长跑优胜名次,爱好打篮球、排球、网球等,还大力报道体育赛事。他参加社团广武学会,拜武术大师韩慕侠学习中华武术。他爱好广泛,还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参加演出,制作布景,探究新剧理论。

南开精神讲求创新。当时中国的最大创新,就是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因此,南开中学从创办伊始就是有梦想的学校,从校董、校长到教师、学生,都有一个为国培育人才的南开梦,其实质就是抗御外侮、振兴中华。周恩来的初衷则更为贴切,那就是——中华腾飞世界。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足迹,记录了一名中学生为实现强国初衷作出的所有努力。少年强则中国强,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史,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在南开新剧团演员合影(左二站立者为周恩来)

1917年6月,19岁的周恩来带着一腔爱国强国的热血,带着南开的精神,告别母校,踏上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征途。如今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史馆珍藏着周恩来毕业证书的存根,上面写道:“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十九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校长张寿春,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给,毕字第三百十九号。”毕业证书存根加盖了骑缝公章,迄今依稀可见“天津南开”4个字。

南开大学时的周恩来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心潮澎湃,立即决定又回南开来学习。他日夜兼程从日本乘船到大连上岸,先去沈阳,后去哈尔滨,大约在4月底返回天津,一到天津便立即投身天津地区的“五四运动”。

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免试加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深受南开大学师生们拥戴。

1920年1月29日,为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周恩来率领天津各校数千名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不料遭到军警逮捕,至7月17日方被当局释放。羁押期间,南开大学校方迫于政府压力,无奈将周恩来等学生领袖开除学籍。后来,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鼎力资助下,前往欧洲留学深造。

周恩来有句名言:“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出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天津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信中他还谴责南开学校当局聘请卖国贼为校董,并对学校办学方向、教学内容提出尖锐批评。南开中学为周恩来完成了人生的准备和奠基,周恩来对南开中学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今天看到的史籍中,周恩来曾多次回忆南开中学岁月,对南开学校的教育有很高评价。他说:“我是爱南开的”“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一个国家要有灵魂,一个民族要有灵魂,一所学校也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文化,就是校风。学校文化的核心是确立办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此造就学生的集体人格。严修、张伯苓从建校初期就致力打造校园文化,锻铸南开精神,用南开精神奠基南开中学的校格。进入新时期,通过深入具体的学习,南开学子进一步认识到,周恩来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应该看作南开精神的升华与实践,是当代南开精神的精髓。

南开大学开学留影(最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周恩来)

因此,南开精神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推动力:一是以严修、张伯苓为代表的学校行政领导的力量,爱国救国,筚路蓝缕,锲而不舍,越难越开;二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革命进步力量,从校园民主、五四运动、成立觉悟社、投身全民族抗战,到天津南开校舍被炸毁后不同形式的弦歌不辍,再到天津南开复校,迎接新中国成立,可以说南开学校艰苦奋斗的每一步,都是沿着周恩来的足迹在前进,都是在周恩来的革命精神与实践的引领和观照下实现的。在南开人的心目中,周恩来爱国强国的精神永远是南开的精神图腾。

南开同学会中的周恩来

南开校友会是为南开学校全体校友组织的社会团体。南开校友会由来已久,“同学会”是最早的南开校友会的组织形式,其间人们经常看到周恩来英俊潇洒的身影。与此同时,毕业同学在海内外各地,也纷纷自发建立南开同学会等联谊组织。同学会是南开校友会早期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由原班级同学组成的团体。由周恩来任编辑代表的《校风》杂志第23期“纪事”23则中录有同学会的组织,三年二组同学发起丁二班同学会,“联络旧有丁二班窗友以期精神常聚”宗旨为“一则以增进本班之精神,一则以联络出班之情谊”。

周恩来参加了南开学校丁二班同学会,在他和常策欧等人努力下,“校中各班旧同学,均已入会,并闻复发函至国内外出校窗友,请其入会。”可见,这个时期的同学会虽然以在校生为主,但是也包括已毕业的同学,实际上也确有部分毕业离校的校友参加同学会的活动,无论是他们回校,还是他们在外地接待在校同学,都有一些记载,例子很多。此后在班级同学会带动下,创立级会也就是年级同学会,其宗旨是“进德、修业、锻炼身体”。三年二组级会分属于丁二班同学会,周恩来任总编辑,通过会报加强同学之间的联系。周恩来十分重视与校外同学之间的联络,“校内者既能藉以切磋,校外者复得时通讯间恨聚首之短也”。他曾打算印刷同学录,来加强与校外同学之间的联络。但“惟校外会员星分离散,或东处扶桑,或远在边省,函促再三,迄未齐集”。随后周恩来毕业,但他认为虽然毕业会使班级解散,但是毕业同学会是无穷期的。

周恩来(前排坐者)与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前排左二)及同学合影

留日南开校友会的周恩来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为继续增长学识,实现其“邃密群科济世穷”的伟大救国抱负,于当年9月在师友、同学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随后加入留日南开同学会。当时日本“南开同学来此者甚多”,并且常相聚会,使大家“异邦相聚别具一分感情”。在日本南开校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接南开同学会明信片”“赴同学会欢迎会”等记载。后来,周恩来还加入以在日本的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的“新中学会”,同校友一起积极参与学生爱国运动。

周恩来历来重视同南开校友的密切联系,并且积极发挥校友作用。这体现在他1919年4月从日本回到天津后,强烈反对聘用“汉奸”当校董一事上。此时正是张伯苓、严修为了筹集开办南开大学的资金,不得不求助曹汝霖等军阀政客。对于是否接受这些人的钱财,并且聘用他们为校董,南开内外存在不同看法。随着“五四运动”爆发,为筹款而聘用“汉奸”当校董,更是遭到周恩来等师生的坚决反对。周恩来于5月上旬写信给留日南开同学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现在看南开的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并且强调:“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实在羞耻极了”。他还批评校长说:“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留日南开同学又将信件寄给留美南开同学会,海外同学积极响应,一致反对。批评意见引起学校领导高度重视,于是对校董人选做了纠正。

1919年7月7日,周恩来为了鼓励和感谢在“五四运动”中坚持斗争的同学和部分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在南开学校召开茶话会,他发表致辞,同时报告了留日学生情形,并且打算组织南开出校学生会,以坚固的团体,多数人的意见,改良南开校风,发扬南开真正的爱国强国精神。

出校学生通讯处中的周恩来

191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后,周恩来立即创办并主持南开大学“出校学生通讯处”的工作。其时,学校没有一个正式的通信机关,不能接收到出校同学的信息,不能使学校情况传达出去,也不能使同学之间进行有效联系。1919年12月10日,周恩来在《校风》第133期发表了《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宣布“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正式成立。周恩来自任办事人,积极为南开校友联络服务。通讯处的主要办事范围是调查各地同学的住址及情形。在《校风》报上报道校内情形,登载各地同学会消息,回复同学来信提出的问题等。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等人留影。

1919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校风》第134期发表《致南开出校同学诸君》,希望通过通讯处,联络每位出校同学与母校的情感,收集对母校各种设施的建议。积极号召校友经常通讯与联络,做到“建议!报告!讨论!传达!努力为母校谋‘进步无疆’的幸福”。作为早期校友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在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的辛勤工作,为南开出校同学与南开学校及各出校同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为南开校友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20年“一·二九”惨案后,周恩来被捕。7月17日出狱,此后周恩来留学欧洲。留学欧洲期间,“周恩来诸君在巴黎时曾几度讨论组织留欧南开同学会之必要”,确定巴黎为通信地点,委任周恩来为同学会法国干事。就在那时,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1年春,经早期共产党人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4年9月初周恩来回国后,立即投身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中。

1928年12月11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在天津工作一个多月,秘密会见了张伯苓等南开师友。周恩来对早期南开校友会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周恩来的努力对之后南开校友会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促进作用,也可以说是其萌芽。周恩来参加早期南开同学会、校友会方面的活动,是周恩来学生时代社团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使周恩来的才干得到了发挥和锻炼,另一方面南开校友会的人脉关系对其走上革命道路和开展革命工作也是不无裨益的。正是在南开中学和大学时期,包括校友会方面的活动,奠定了周恩来走上爱国强国革命道路的基础。

心系重庆南开中学的周恩来

1935年,张伯苓先生委派喻传鐗先生来重庆沙坪坝新建分校,起初校名为“南渝中学”,1936年开始收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南开学校被炸毁,中学部的师生们迁来重庆大后方,“南渝中学”正式改名为“南开中学”。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留影

1938年底,周恩来副主席肩负国家民族重任,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青年投入抗战洪流,曾多次来到自己的母校——重庆南开中学参观、访问、讲演、座谈,有力推动了南开中学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1939年1月的一天,阳光和煦,微风拂面,南开中学的校园里鲜花盛开,芳香扑鼻。校门口数百名师生排成两队,面带微笑,精神振奋,等候着周恩来的到来。上午9点整,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原来是周恩来应张伯苓先生和南开校友会邀请,从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南开中学参加校友报告会,给学校师生作报告。周恩来刚从汽车里走出来,就受到师生们夹道欢迎。他满面春风,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在张伯苓先生陪同下,走向南开中学礼堂——午晴堂。这里早已坐满了参加报告会的学生和教师。周恩来英姿焕发,健步登上讲台,一时间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张伯苓介绍说:“周校友奔走国事,卓著勋劳,为大家树立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有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话。”会场上再次响起了热烈掌声。周恩来神采奕奕站在讲台前面,目光炯炯注视着全会场,以洪亮的声音,十分谦逊而亲切地说:“我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很多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吸引大家,引起会场师生会心的微笑。

周恩来接着很有风趣地讲道:“几年以前,要是我站在这儿,每一个同学就可以发一笔财——那时候,抓住了我,就可以得到几十万元的奖赏!”他的这几句话,立刻引起会场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大家在笑声中也联想到很多:中国革命经过长期艰险曲折的道路,是多少人牺牲流血才换来的。周恩来接着讲道:“但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畅谈国事,这说明形势变了,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

1940年冬,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昭然若揭。周恩来副主席又一次来到南开中学,在津南村23号楼上王端驯家中,对部分校友作了报告。他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内容,分析了1940年的抗战形势,指出在蒋介石控制下的重庆,反共顽固派正在分裂国共合作,散布投降空气,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讲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分析了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三大政策,在敌军侧翼与后方作战灵活的战略战术……

1939年6月25日周恩来为抗战的题词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国民党一些亲日派、投降派,在日寇大举进攻我国的时候,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健儿,在前方浴血奋战,他们却在后方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严重地影响着抗战事业,使大后方许多爱国志士和有志青年感到忧虑和烦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投降、分裂和倒退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和世界形势不容许中国不团结、不进步、不抗日。”最后,他坚定地讲道:“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可阻挡,抗日战争的抗毒素,不仅可以消除日寇的毒焰,而且也能够清洗我国的污泥浊水。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克服投降危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在中国大陆上作垂死挣扎和援救远赴南洋的孤军,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次战役里土崩瓦解,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补充兵源,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准备,利用抗日为幌子,鼓吹“十万青年从军”。周恩来针对这一形势,亲自来到南开中学,耐心细致地对张伯苓先生做工作,揭穿了蒋介石假借抗战名义欺骗青年学生、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张伯苓先生对师生们讲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此系当时国民党招募十万青年从军的反动口号)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南开中学避免了师生去充当炮灰的悲剧。抗战时期,周恩来无数次来到南开中学,有时是单独来,有时是和邓颖超一起来,有时又到官井巷开校友总会,教育和鼓励全校师生,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广大师生积极投入抗日建国的伟大斗争中去,为师生们烙上了爱国强国印。

南开大学周恩来的雕像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南开中学根据重庆市中等学校统一命名,改称重庆市第三中学。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1国后归来,路过重庆时不顾旅途劳累,又来到南开中学视察。周总理视察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校园。同学们成群结队赶来,有些年纪较小的同学,突然见到周总理激动得不知所措。周总理见到他们这种状况,便指着一位魁梧的同志亲切而风趣地问:“同学们:他是哪一个?你们认识吗?”同学们一看,立即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贺龙!贺龙!”周总理和贺龙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同学们也尽情地笑了,场上气氛由紧张变得活跃。

这一天,南开中学的师生特别高兴,周总理也格外高兴。他像慈父般地向同学们问长问短,叮嘱大家说:“要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念,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最后,周总理再三勉励学校负责人,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南开中学。”他还鼓励同学们“为革命而努力学好本事,勇挑革命重担”!

周恩来的名字和他的爱国强国精神,可谓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习近平总书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是的,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烙上的爱国强国印,是中国拼搏进取精神的巨大财富,是永远激励人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强大思想动力。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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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省自贡史志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