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史辉煌

中共南方局引领的重庆话剧运动

胡平原

抗战时期,在中共南方局引领下,中国话剧蓬勃发展。特别是1941年到1945年重庆的雾季公演,将中国话剧运动推向高潮,在中国的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统战政策指引着话剧团体

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南方局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重庆市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发起并指挥,肖崇素、赵铭彝、李华飞等人成立了“移动演剧队”。那时,在重庆市中区、巴县、江北、南岸、沙坪坝、杨家坪、北碚、合川、綦江、长寿、涪陵等地巡回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共产党员陈叔亮联合余克稷、章功叙、梁少侯等50余人,9月15日在炮台街8号举行“怒吼剧社”成立大会,10月1日在国泰大戏院公演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很多爱国青年看过后,纷纷到怒吼剧社要求参加救亡,于是,又组成了街村演剧队,用川渝方言演戏剧,活跃在重庆城乡的街头、院坝和码头。1937年10月15日,陈白尘、沈浮、孟君谋、夏云瑚带队的“上海影人剧团”33人,为了抗日救亡运动到达重庆。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文化人士,逐步掀起了话剧运动的高潮。

雾季公演就是高潮。何为雾季公演呢?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每年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而重庆的气候尤为独特,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均为雾季,这段时间,漫天大雾,难分东西。这时的重庆文艺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举行大规模的文艺演出,被文化界人士称为“雾季公演”。

雾季公演剧照一瞥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之后,一直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四届,由此,重庆成为话剧运动的中心。仅中华剧艺社,在雾季公演中即先后上演了于伶的《长夜行》、夏衍的《愁城记》和《法西斯细菌》、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老舍的《面子问题》、沈浮的《重庆24小时》、曹禺的《北京人》和《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岁寒图》和《石达开》等近20部优秀剧目。四届雾季公演共有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共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

雾季公演的盛况,大大促进了剧作家的创作热情和灵感,此时的重庆成为戏剧作家的丰产地。参加雾季公演的有中宣部实验剧团、戏剧工作社、教育部实验剧队、新生剧社、东方剧社、力行剧社、中央银行业余剧团、邮工剧团、沪江大学法商学院、朝阳大学剧社、中国业余剧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可谓集话剧之盛。

张瑞芳为群众演出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党的光辉沐浴着话剧运动

抗战时期的中国话剧为什么能在重庆蓬勃发展?原因离不开中共南方局的领导,重庆的话剧运动,自始至终都沐浴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1940年11月1日,重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同月7日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招待会,正式宣布成立。文工会仅是一个研究机构,这是蒋介石在文工会筹组时就定下的“死框框”。郭沫若当时本不愿主持这项工作,但是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劝导他说:“蒋介石怕你们跑到延安去,画了这个框框把你们圈起来,你们可以跳出圈子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的劝说,使郭沫若茅塞顿开。因此,他高兴地就任文工会主任委员一职,而且在工作中并没有听从蒋介石“只许做研究工作,不许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的禁令,从一开始成立,文工会便走向了社会,持续开展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同年11月16日,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周恩来亲笔题写刊头,还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文中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天下午,2000多人(包括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等)参加的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冯玉祥担任主席。纪念活动期间,重庆上演了郭沫若编剧的戏剧《棠棣之花》,周恩来前后看了7遍。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开辟了“棠棣之花剧评”专版,周恩来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文章。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这场活动时间持续半年之久。

1941年,曹禺的《北京人》公演后,轰动了重庆,接连演了三四十场。《新华日报》于1941年12月13日首先刊登了柳亚子的《〈北京人〉礼赞》评论。周恩来也安排《新华日报》记者去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让徐冰组织南方局的同志去看戏,自己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观看演出,然后组织讨论。当时,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中享有很高威信,它对《北京人》的肯定,使曹禺很快摆脱了困境。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他们时常有书信往来。《北京人》在第二轮公演后,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给曹禺,以学友的身份同曹禺谈论抗战的形势和前途,也谈论戏剧。他说他很喜欢《北京人》,印象很好,并邀请曹禺到重庆曾家岩50号来做客。不久,曹禺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大家庭崩溃的描写,说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是一部积极的反封建力作。同时,他也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原始人类的憧憬,发表了意见。周恩来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者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停了一会儿,他又对曹禺说:“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了。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你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就不要勉强。”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提出了修改意见,但并没有强求曹禺修改。多年以后,曹禺谈到此事,真诚地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北京人》可能就被打倒了。《北京人》就不可能成为中国话剧的精品。”

雾季公演文化工作者合影

这一时期,话剧在重庆得到广泛普及,它动员的人数众多,形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对于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起到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这里面重要的一条是戏剧创作的丰收,许多剧本不仅富有思想性、战斗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例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便是皖南事变后在大后方燃起的一支火把;《屈原》则是冲破阴霾的生命之火,抒发了大众的心声,山城为之震动。周恩来为此赞扬说:“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从1941年11月到1943年3月,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写出6部大型历史剧,这是郭沫若创作剧本的高峰时期。

话剧艺术展现红色光芒

除郭沫若外,其余几位著名作家夏衍、曹禺、陈白尘、于伶、宋之的、吴祖光等也功劳卓著。这是20世纪40年代抗战剧坛空前繁荣的集中反映,就连之前不写剧本的老舍、茅盾也提笔参加到戏剧队伍中来。夏衍在《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中,深刻地塑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形象。曹禺的《北京人》《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细致描述了中国妇女在追求解放中内心的痛苦与斗争。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这些剧作不仅是剧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戏剧文学中的精华,几十年来在中国舞台上常演不衰。

抗战时期,话剧在表演、导演和舞台美术上的提高也十分显著。时至今日,老一辈的戏剧界人士和观众,只要提起当年金山演的屈原,舒绣文演的洪宣娇、丁大夫,白杨演的傅善祥、静子,张瑞芳演的愫芳、瑞珏,江村演的曾文清,耿震演的杨秀清以及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张骏祥等这些导演艺术家的成果,都交口称赞。

雾季公演剧照资料图片剪影

1945年2月22日,中共南方局重庆《新华日报》在突出位置发表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文章,签名者绝大多数是文化界的精英,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上面签名者达312人,戏剧界占72人,赫然有话剧白杨等四大名旦的签名。路人当街争抢当天的《新华日报》,路透社、美联社等外国媒体也迅速将消息传到世界。这项广泛团结之举,形成了民主洪流,给国民政府以极大震动,引起空前的国际反响。

1945年6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重庆文艺界举办茅盾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茶话会。当天的《新华日报》在第3版发表给茅盾祝寿的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并在第2版发表王若飞撰写的文章《中国文艺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代表共产党给茅盾高度评价,认为茅盾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茅盾先生为中国的新文艺探索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茅盾先生的最大的成功之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现实的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相联系着的。”

中国的话剧运动,业绩辉煌,影响深远,这也体现在抗战胜利后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经典影片的成就上,参加这几部影片拍摄的成员,大多数都来自重庆抗战剧团。中国的话剧运动,造就了大批文学艺术人才,为中国戏剧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谱写出抗战文化史的辉煌乐章。

来源:重庆地方志

作者:胡平原(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