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洒遍人间

——邓颖超温暖人心的故事

庞廷娅

导语:邓颖超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作家冰心曾这样称赞她:“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值此邓颖超诞辰12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感受她伟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向她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之情。

她12岁立志“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15岁走在天津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终身信仰……她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都能看到邓颖超不懈前行的身影。

与宋庆龄、何香凝半个世纪的友谊

邓颖超与宋庆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相识,在国共合作抗战的烽火中相知,在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呼吁和平的呐喊中相互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她们又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共同奋斗,建立了终身的友好情谊。

作为女界共产党人的代表,邓颖超温婉的举止、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斗志深深打动了宋庆龄,也加深了她对共产党的了解和崇敬。因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仪式举行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前往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对宋庆龄来说,北平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是她的伤心之地,是她不愿重返的地方。邓颖超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与宋庆龄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打开了她的心结。邓颖超的言谈中流淌的真挚情感,温暖了宋庆龄,打动了宋庆龄。1949年9月1日,邓颖超陪同宋庆龄乘车抵达北平火车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亲自前来迎接。宋庆龄的北上,有着非凡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与各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团结和谐的新社会。

1981年初春时节,宋庆龄重病在床,邓颖超代表中央常委去看望她。邓颖超亲切地问候:“称你庆龄同志好吗?”宋庆龄脸上瞬时浮现了笑容,并点点头。在人生最后的时刻,宋庆龄最大的心愿是加入中国共产党。邓颖超答应一定把她的心愿报告给党中央。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邓颖超后来在纪念宋庆龄的文章中说:“你像革命的老一辈、像慈母般频频吻我的双手,我也亲切地情深意长地吻你的手,向你告别时,我拥抱你还吻了你的面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的心情仍然激动不已。这不是你我个人之间的革命感情,这反映着你对党的热爱和信任,对党的深厚的情谊。”[1]诗一般的语言,传递出两人半个世纪的深情厚意。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何香凝创作的《老梅新枝双牡丹》的美术作品,是她送给周恩来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的银婚纪念,作品饱含她对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深情[2]。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国民党元老。丈夫廖仲恺遇刺身亡后,何香凝没有退缩,写下“精神不死”四个字,表达心志,继续坚持革命,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可以信赖的亲密朋友。

邓颖超与何香凝相识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何香凝曾现场见证了邓颖超与周恩来喜结连理。她们年龄相差26岁,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兵,一个是国民党的元老;一个青春勃发,一个老当益壮,但她们之间仿佛没有年龄、更没有党派的隔阂。邓颖超在得知廖仲恺被暗杀后,对何香凝的生活和健康关怀备至,主动承担起妇女部工作,不让她分心。在为廖仲恺举行国葬时,邓颖超时刻陪伴在她的身旁。因为何香凝只会讲粤语,在后来的一些活动和会议中,邓颖超主动担当她的翻译。她们的心意始终相通,目标始终一致。

何香凝晚年病重期间,向前来看望她的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死后能与廖仲恺合葬,以了却她“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周恩来答应了她的请求。何香凝逝世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邓颖超亲自护送她的灵柩到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鲜为人知的“李知凡太太”

1941年,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刊》中刊登了一篇题为《李知凡太太》的纪实文学作品。40年后,同题文章在《瞭望》杂志上重新刊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的作者胡杏芬,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才女,笔名“净三”。文章中提到的“李知凡太太”正是邓颖超。胡杏芬在文中实际是讲述了她和邓颖超之间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军长征前,艰苦的苏区生活严重地损害了邓颖超的健康。1934年8月经医生诊断,她被确诊患有肺结核。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邓颖超的病情愈发严重,以致发展到大吐血。为了不增加组织的负担,邓颖超提出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组织上没有批准,而是让她随休养连行动。很多人担心她挺不下来,而她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力,跟着大部队从瑞金到陕北,带病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后,邓颖超的病情更加严重,因为抗结核药品奇缺,她根据医生的建议采用“自然疗法”,每天躺在窑洞外的门板上靠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缓解病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政治环境有所好转。中央决定邓颖超以李知凡太太的身份,秘密赴北平西山福寿岭疗养院治疗肺结核。这里远离闹市,环境幽静,适宜养病。胡杏芬正好也在这所疗养院养病,并与邓颖超同屋。当时的胡杏芬深受疾病和个人感情问题的双重折磨,性情孤僻,对生活一度失去信心。邓颖超很同情和照顾这个小妹妹,她对胡杏芬说:在这双人病房中,你可以尽享单人病房的权利,何时开窗关窗,何时拉上窗帘,一概由你决定。短短的几句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邓颖超亲昵地称胡杏芬为“亲爱的小猫”;胡杏芬则深情地叫邓颖超为“我的太太”。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邓颖超以她热情、开朗、乐观、豁达的情绪深深地影响着胡杏芬,引导她关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安危,鼓励她走出个人感情的小圈子。邓颖超渐渐改变了胡杏芬的悲观情绪,也改变了她的性情。胡杏芬开始接受革命道理,并尝试开始选择新的人生。不久后,胡杏芬得知了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并认识了周恩来,进一步受到两位革命者的影响。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邓颖超离开疗养院,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9年,胡杏芬以《李知凡太太》为题撰文,记述了她眼中可亲可敬的邓颖超。对这篇文章,邓颖超后来说:如若不是胡小姐的文章造诣很高,笔下就不会出现那位“李太太”啊!

1940年冬,胡杏芬因病情恶化而离开人世,年仅26岁。胡杏芬生病期间,邓颖超和周恩来曾提起去看望她,因为工作太忙,始终未能如愿。胡杏芬病逝后,邓颖超和周恩来为她选了一块朴素的墓碑,专门去墓地看望了这位朋友,表达迟到的哀思。

关心越剧袁派创始人袁雪芬的成长

对于青年,邓颖超有着母爱般的关心。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带去了彩色戏曲影片《梁祝哀史》。这部电影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誉满日内瓦,甚至著名的世界表演艺术家卓别林都表示十分喜爱。而主角之一就是越剧袁派创始人—袁雪芬。在袁雪芬的成长过程中,邓颖超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7月,周恩来致信正在上海的邓颖超,请邓颖超约袁雪芬一谈,邀请她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两个月后,袁雪芬从上海来到北平,作为自由职业代表,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袁雪芬积极进取,于1950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54年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新政协会后不久,袁雪芬肺病复发住院治疗。邓颖超知道后十分挂念,1950年4月20日写信给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只要不犯急性病,全力与病魔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你的。袁雪芬的肺病复发,心情郁闷焦虑时,邓颖超写信给她,要求她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疗。邓颖超说:“这并非‘无聊’的生活,而是蕴蓄着生活的意义。”“一个共产党员当着工作的时候,应该锻炼着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着患病的时候,就应该锻炼着自己全心全意地治疗,取得对疾病的胜利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回到工作的岗位,又继续为人民服务。”[3]对工作和治病的辩证关系,邓颖超讲得十分透彻,这些话对袁雪芬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袁雪芬从邓颖超散发着温暖的信中,增添了战胜疾病的力量。邓颖超盼望袁雪芬能够转到北京治疗并帮助安排;袁雪芬却不愿意过多地打扰这位知心的大姐。邓颖超深情地对她说:“作为同志的关系,作为我为妇女服务的责任,作为一个热爱你的艺术的观众,而为你服一些务,是义不容辞而乐为的。”[4]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邓颖超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她用母亲一般的大爱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张采真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校友,曾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和邓颖超一起工作过,邓颖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总支书记,张采真为总支委员。1930年,张采真奉调到武汉工作期间,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5岁。邓颖超得到消息后,立刻去看望张采真烈士的妻子苏才,安慰她、鼓励她,希望她好好照顾身体和当时仍在腹中的孩子,并抚养好年幼的女儿明明。苏才后来带着孩子去北京母亲家居住,邓颖超就以书信的方式表达对她们的牵挂和关爱。

迄今保存下来的邓颖超与苏才唯一的通信开篇写道:“亲爱的才妹,时时记念着而不能忘的才妹:天天盼得看你的消息,每每见着友朋问你的行止……”对烈士遗孤,邓颖超流露出深切的母爱,她在信中询问:“我可爱的明明长高了几多?可还记得她的干妈吗?未见面的小铁真胖得可爱啊!铁!愿意铁能将我们的恨锤消。愿你如此这般地教勉铁与明。”[5]这封不足500字的信,字里行间充盈着暖意。

全面抗战爆发后,明明姐弟跟随外婆去了香港。1938年邓颖超到香港会见各界朋友宣传中共统战方针时,专门去看望了明明姐弟,搂抱着他们说:“还记得干妈吗?”从那时起,懂事的明明在脑海中留下了邓妈妈和蔼可亲的印象。1948年,正在阜平县细沟村参加土改的邓颖超得知一位同志要去香港,便托这位同志给苏才和孩子们带去问候和鼓励以及自己参加土改时的照片。邓颖超成为他们姐弟一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

享受过邓颖超母爱的有很多烈士遗孤、革命后代,还有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在老北京崇文门外,曾经有一条胡同,因明朝一位以洗布帛为生的唐姓人士而得名,称为“唐洗泊街”。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条胡同居住的一对夫妻相继离世,留下5个孩子,老大15岁,最小的刚刚3岁。事情发生后,街坊邻居、社会各界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党和政府给予高度关注。没想到这件事很快惊动了中南海,惊动了邓颖超。在党和政府及全社会关怀下,孩子们没有因为失去父母而失去了爱,都得到了应有的关照。1964年8月17日,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派车把5个孩子接到人民大会堂与外国小朋友联欢。宴会期间,邓颖超告诉他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周总理工作很忙,他让我代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关怀和希望,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邓颖超还说道:“从现在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这句话,在孩子们心中记了一辈子。

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1988年中秋节前夕,邓颖超邀请孩子们到西花厅团聚。当年的5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还没进屋,一大家子人就叫起来,有的叫邓妈妈、有的叫邓奶奶。邓颖超高兴极了,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一家人一起过个团圆节。”并指着桌上的月饼说,“这是我特意让厨师为你们准备的枣泥月饼。”“特意”两字深深印在了老三周同来心里。他说:“这让我们体会到了伟大母亲的爱,更有了家的感觉。”邓妈妈欣喜地看着每个人,聊着家常,询问大家的学习、工作情况。孩子们兴奋地纷纷汇报了各自的情况,邓颖超露出满意的微笑说:你们要比别的孩子更爱党、更爱祖国、更爱人民,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才。邓颖超住院期间,孩子们去医院看望她。她总欣慰地说:“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邓颖超从不谈自己的病,总是关心着他人。有一次,邓颖超非常内疚的对孩子们讲:“上次忘了告诉你们,代我向关心你们成长的人问好!”邓妈妈浓浓的爱意在五兄妹的心上留下了深深地烙印[6]。

海棠樱花交相辉映

邓颖超的母爱是超越国界的,许多外国朋友的孩子也亲热地称她为邓妈妈。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就是其中之一。西园寺公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周恩来誉为日本“民间大使”,对中日友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1958年,西园寺公一携全家移居中国,在北京居住了13年。那时,西园寺一晃还是个孩子。

西园寺一晃第一次见邓妈妈,是随父母到西花厅做客。客厅里东西不多,整洁干净。客人坐下后,邓颖超亲自为他们上茶。她衣着朴素,以致被西园寺一晃误认为是家里的“服务员”,直到周恩来走过来介绍后,他才知道这位“服务员”是西花厅的女主人,是未曾见过面却早有耳闻的邓妈妈。一个大国总理的家这么简单,一个大国总理的夫人这么俭朴,这是他从没有想到的。为了使西园寺一晃尽快熟悉环境,邓颖超亲自打电话,请就读学校加以关照。她还对西园寺一晃说:你在学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西园寺一晃十分感动,他后来对记者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就把她当作我的中国妈妈,称她为邓妈妈。

共进午餐的时候,邓颖超看到西园妈妈很喜欢吃桌上的一盘咸菜,就对她说:我每年都要做一次这种咸菜,你要喜欢吃的话,我也给你做一份。西园妈妈很高兴,但她以为这只是一句外交辞令,一位大国总理夫人怎么可能每年给我做咸菜呢?没想到后来邓颖超真是这样做的,直到西园一家离开中国。西园寺一晃说:通过这件小事,我们了解了邓妈妈是怎样一个人。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称她为邓妈妈,母亲则称她邓大姐。

1979年,邓颖超访问日本。西园寺公一带着全家从横滨赶到箱根小涌园饭店,与邓颖超一起吃了一顿家庭式的晚餐。这次见面后,西园寺一晃萌生了为邓妈妈写一本书的想法,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记录着邓颖超伟大人格和风范的著作《一个日本人眼中的邓颖超》问世了。春天来了,邓颖超喜爱的海棠花盛开了,西园一家喜爱的樱花也盛开了,海棠樱花交相辉映,每当这时,西园家已经长大的孩子们就会想起他们的邓妈妈。

我们的邓大姐

邓颖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邓大姐。可以说,“大姐”这个词,对邓颖超来说,传递的信息不是年龄,不是地位,而是同志、朋友,更是人民对她的尊重、崇敬和爱戴,是无限的温暖。邓颖超关心每一位在她和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从工作到生活,可谓无微不至。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成元功调到周恩来身边担任卫士工作。组织找他谈话的时候,他感到心理压力特别大。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报到时,周恩来还在重庆工作,办公厅工作人员对成元功讲,邓颖超请他去她的办公室。成元功带着几分紧张和不安的心情,来到邓颖超办公室。邓颖超面带微笑亲切地与他握了手说:“欢迎你来这里工作。”当邓颖超看到成元功紧张的表情,就和他拉起家常:“你愿不愿意来这里工作呀?以后不要报告、敬礼啦,也不要叫首长,我们都是同志,你就叫我大姐吧,我就叫你小成。”邓颖超这些亲切的话语,瞬间消除他紧张的心情。

成元功随周恩来去南宁工作时,恰逢爱人分娩。邓颖超当晚立即打电话给成元功报平安,还给孩子取名叫小宁。1954年,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去日内瓦开会,会期有两个多月。其间,恰逢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邓颖超托开会的同志给在日内瓦参会的每一位同志带去西花厅的红叶和海棠花,并写了赠言表示慰问、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给成元功的赠言中写道:“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965年12月1日,赵炜正式调到邓颖超办公室报到上班,从那时起赵炜在邓颖超身边工作近27年。周恩来去世以后,赵炜怕她孤独,自己从不回家居住,时刻陪伴在邓颖超左右。1981年底,赵炜患病住进医院,因手术需住院时间长,春节只能在医院里度过。邓颖超就同她商量,用“西花厅有事”“加班”来搪塞赵炜年迈的父亲,能让他安心地过年。赵炜身体恢复以后,邓颖超接赵炜父亲来到西花厅,亲自告诉他女儿为什么不回家:“你女儿生病住院做手术是我不让告诉您老人家的,怕你过不好年,这事不怨他们,要怪就怪我好了。”“你女儿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没有女儿,可占有了你的女儿啦。”[7]邓颖超特别善解人意,总是对那些调离西花厅工作的同志们说:你们虽然走了,但以后还可以经常回来西花厅,我欢迎你们。

著名作家冰心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家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她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邓颖超就是这样,用一生的爱温暖着身边的亲人,温暖着周围的朋友,温暖着天下的孩子,温暖着所有爱着她的人们。

注释

[1]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第1版。

[2]《周恩来邓颖超珍藏书画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3][4]《忆邓大姐》,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第16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和邓颖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7]赵炜:《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不尽的思念——纪念邓颖超大姐诞辰120周年‖张心莉

◎一生献给中华民族奋起复兴的事业——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

◎清廉为政不徇私情——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结合

◎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庞廷娅(周恩来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