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的“果园悟道”

与他那篇改变中国命运的文章

申斯春

距南京东南83公里,沿宁杭高速公路至溧阳市上兴镇出口不远,有一片千亩果园,每到春天,桃李芬芳,花香如海,里面有一座废弃的大学,这便是南大人不能忘怀的南大溧阳分校。著名的“倒匡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也正是这次事件促使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讲师胡福明在果园劳动中产生了疑惑,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反思,才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名篇的发表面世,可以说溧阳果园就是胡福明的悟道之所,堪比王阳明的龙场悟道。

溧阳果园建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边种的是梨树,中间种了桃树,南边种了苹果,春天次第开花,加上周边依丘陵地形而建的茶园,是一片非常雅致的景观所在,原南大溧阳分校就建在这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留下的只有斑驳的印迹和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如今这里已经破败,部分废弃的房子也被保存了下来,成为那段特殊历史记忆的永久见证。

溧阳果园

事情要从1961年说起。这年7月,毛泽东主席曾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

时任南大校长匡亚明是个老革命,192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在上海被中央特科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嘴巴射进去,从后颈穿过,竟然奇迹般地生还。这或许成为他一生的写照,屡遭挫折而不悔。1937年,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曾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秘书。

匡亚明

为了紧紧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匡亚明于1966年1月17日作出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果园,打通合并组建大文科,实践半农半读的构想。在全校宣讲该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还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这一讲话轰动全国,也让学校师生热血沸腾。

原南大溧阳分校

据胡福明回忆,溧阳分校设党总支,他是总支委员,担任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那时他还年轻,觉得去分校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十分卖力地投入了建校工作。

为了学习抗大精神,分校动员包括胡福明在内的300多名学生和教师步行去果园,行李装在板车上,大家轮流拉车,从南大到果园全程200里,他们一步一步,整整走了3天。

到了果园,胡福明所在的一队担负了运输电线杆的任务。

果园现状

水泥电线杆很长很重,要从10里以外的南渡镇大河边运回果园。运输工具只有大板车,一次只能运两根电线杆。一辆大板车由1位工人驾车,10个身强力壮的男生推车、拉车。胡福明带队,一早出发,走十里路,到达南渡镇,大家齐心合力用绳索、木棍把沉重的水泥电线杆拉上板车,用绳索绑扎好,由老师傅拉着板车,左右各5人使劲推,走到中午才能拉回学校。

时值早春时节,江南乍暖还寒,遇到雨雪交加的天气,道路又湿又滑,即便这样阴冷的天气,大家也都干得汗流浃背,外边雨水淋着,里边汗水淌着,身上的棉袄变得湿重难耐。如果不是因为年轻,还有高涨的热情,早就一病不起了。

这样坚持了十多天才完成任务,之后胡福明又带上一队去支援三队,配合工人建宿舍、饭厅和厨房。

南大溧阳分校的师生们

据胡福明的一位学生回忆说:“建房子没有石头,我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劳动的时间太长,就没有时间学习了,课都不能上,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劳动太累了,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

果园现状

一位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回忆说:“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的水。这个水库原来是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500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做肖楠森,匡亚明就请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

1981年,萧楠森教授(左二)在野外为教研室老师实地讲解他的新构造找水理论和方法。

后来才知道,果园南面五里地有个旧县,据说古代是溧阳的县治,因为缺水,县城搬走了,所以称“旧县”。南大的一些师生后来去那里考古,挖出了不少文物,证明此非谬传。

溧阳分校出土铜镜(南京大学博物馆 藏)

那时的匡亚明,也参加了建校劳动。当时匡亚明年纪已经不小,干不了如此繁重的体力活,一个外号叫做“小老鼠”的村民和匡亚明搭档,为照顾他的身体,“小老鼠”故意每筐替他少挖一些,所以匡亚明对“小老鼠”记忆深刻,感动至极。

果园附近有个叫董其贵的村民曾为匡亚明做焖鸡蛋,做出的蛋不嫩不老,匡亚明非常爱吃。董其贵有一个标志性动作,就是用手指搅拌试试鸡蛋的咸淡,1984年匡老再次造访果园时,触景生情又想起了“董式焖鸡蛋”。

匡亚明校长题词

正当匡亚明的劳动建校搞得热火朝天,他也在努力实现自己当初豪言壮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却在始料未及中爆发了。

6月2日早晨,分校师生从新闻广播中知道了北大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的消息。当天下午,分校一批学生联名贴出《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1979年,胡福明在南京大学讲课。

几天后,省里突然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溧阳分校,专门找写大字报批评匡校长和南大党委的师生谈话,而没有听取学校党总支的意见。几天后,工作组宣布: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党总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镇压了革命师生,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南大溧阳分校

于是,溧阳分校的师生奉命被大卡车拖回校本部参加运动,造反派开始批斗匡亚明等校领导,胡福明的待遇是参加陪斗,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写着“黑帮分子胡福明”,名字还被打了红叉符号。

南大溧阳分校当年的教室

1967年,“两报一刊”发表了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加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进入狂热阶段,全国陷入武斗和夺权的混乱局面。像胡福明这样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黑帮分子”开始被晾在一边,成了“逍遥派”。

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退热,胡福明等一批文科老师又被下放到溧阳果园。他与部分老师住在一户农民家,在鸡窝旁边睡地铺。妻子和儿子住在十几里以外,要去看的话还得请假。偶尔他也会有个机会带学生到上兴镇买生活用品,就顺便找个小酒馆,喝两瓶黄酒。黄酒后劲大,有一次回来时走着走着就困得不行,只得躺在路边睡一觉。过一会站起来想走回去,可是两条腿不当家。见此状况,陪他去的学生就把他架到板车上拉回来,晚饭也不吃,接着睡到第二天天亮。

青年胡福明

这时,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心情十分苦闷,不知何时是个尽头。甚至后悔自己辛辛苦苦读了20多年的书,却由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于是他开始对党的极左路线进行反思,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主观的,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搞错了。

胡福明

从1976年12月起到1978年3月,他连续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4篇文章,分别是《评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第四篇曾在1978年3月1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摘要转载。

胡福明

这中间,1977年夏天,他把8年前开始在果园悟出来的道理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暂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投给了《光明日报》,没想到报社高度重视,前前后后修改了10个多月,先是发表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后经胡耀邦批示,于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题目加了唯一两个字,虽然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但毕竟是胡福明写了第一稿,发表后不久,报社给他寄来了10份报纸,还有70元稿费。

就连胡福明本人也没想到,这篇文章竟拉开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思想大讨论的巨幕,他也成为开辟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而被载入史册。

来源:方志江苏(原载《江苏地方志》2023年第5期)

作者:申斯春(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量子制造研究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