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如何过新年

陈晨 孙正好 李浩

从新秧歌运动、新年画运动到双向奔赴的军民大拜年,陕北的年味既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热烈,也有“高楼万丈平地起”的豪情。

延安时期有哪些火红年味?革命人又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鼓舞士气、激扬斗志?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记者再回陕北,重温那段孕育着无数希望、充盈着无限生机的岁月芳华。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这是作家路遥笔下的陕北春节。作为黄土文化集中区,陕北大地的年味充满着浓郁的黄土风情:窑洞里,蒸的是黄馍馍,贴的是红窗花;窑洞外,敲的是震天锣,扭的是大秧歌。

陕北是革命老区。陕北的春节拥有更多火红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从新秧歌运动、新年画运动到双向奔赴的军民大拜年,陕北的年味既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热烈,也有“高楼万丈平地起”的豪情,更洋溢着“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的自信。

延安时期有哪些火红年味?革命人又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鼓舞士气、激扬斗志?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记者再回陕北,在飞扬着红旗红花红腰带的黄土地上,重温那段孕育着无数希望、充盈着无限生机的岁月芳华。

接地气的新秧歌“火出圈”

“小窑洞里,灯光如豆,安波坐在一张小桌子前……一支曲子谱完,感觉不理想马上就改,只是开头的‘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一曲,就不知道改了多少遍。”临近春节,冬日暖阳中的延安年味渐浓,修葺一新的鲁艺旧址静候着佳节到来。镌刻在旧址安波纪念馆、描绘“小调大王”安波为《兄妹开荒》谱曲的这段文字,将时针拨回到81年前那个年味十足的春节。

1943年春节,延安城中锣鼓喧天,一场精心筹备的军民联欢会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拉开大幕。尽管黄土飞扬,天寒地冻,但正如台下安波的回忆所言:“一座巍巍的人山赫然地从平地竖起。”

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来自鲁艺的艺术家们在“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号召下,将创作之笔对准人民、用群众语言创作后的汇报演出。

“挑起担儿上呀上山岗,一头是米面馍,一头是热米汤。”在两万多位军民的翘首以盼中,王大化身系红腰带,顶着陕北人民最熟悉的白羊肚手巾跨上舞台,身边是穿着花棉袄的李波。两人唱的是陕北秧歌调,扭的是陕北秧歌舞,演的是陕甘宁边区农民马丕恩父女“早起晚眠,努力生产”的劳模事迹。虽然缺乏专业场地,也没有高端音响助阵,但在观者潮水般的叫好声中,以劳苦大众为主角的《兄妹开荒》,火了!

1943年春节王大化与李波演出《兄妹开荒》

“《兄妹开荒》轰动了整座延安城,火到什么程度?《解放日报》配发了社论,刊登了曲谱。王大化和李波成为那个时代的‘顶流’,市面上出现了王大化牌的香烟、肥皂。”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当时很多群众到鲁艺看秧歌剧,不说剧名,都说‘去看王大化’。这部剧原名叫《王二小开荒》,也是群众把它喊成了《兄妹开荒》。”

《兄妹开荒》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代表作。“在陕北,秧歌历史悠久。千百年来,陕北人用扇子寓意风调,用花伞代表雨顺,用扭秧歌庆典祈福。他们如仙踏云地走,如醉发狂地扭,如风戏柳地摆,如浪奔腾地跳。”国家级非遗项目“陕北秧歌”省级传承人贺世成介绍。

扭秧歌至今仍是陕北最强春节仪式感之一。每逢正月,炸裂的鼓点配合飞舞的红腰带,让这片黄土地沉浸在歌舞狂欢之中。今年春节,贺世成参与的两支秧歌队都已排练就绪,只等过年开闹。

鲁艺秧歌队的乐队(左一为李焕之)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陕北秧歌成为艺术家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金钥匙”,鲁艺成立了秧歌队。曾经接受西方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开始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艺术宝库中挖掘创作灵感。

“陕北原来只有秧歌调、秧歌舞,没有秧歌剧。鲁艺的艺术家们拜群众为师,通过田野采风,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去粕存精、提炼创新,开创性地发掘了有情节、有故事的秧歌剧。”刘妮说。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兄妹开荒》横空出世,新秧歌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鲁艺旧址东山上的安波纪念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孙正好 摄)

“鲁艺大秧歌队彩排的那一个晚上,当锣鼓敲打起来,秧歌舞跳起来的时候,一种感奋之情涌上心头。”鲁艺秧歌队乐队成员、作曲家李焕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也成了秧歌队的一员,有时敲锣鼓,有时拉手风琴。“陕北民间大秧歌的健壮、豪放的舞步、舞姿……那种沉宏、铿锵的秧歌锣鼓点……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生动,而又那么亲切近人。”

据《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延安志》记载,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成员多达150人,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等地进行巡回演出。除了《兄妹开荒》,还上演了为三五九旅战士们新编的秧歌舞《摇花篮》等文艺作品。

在阵容庞大、热火朝天的秧歌演出中,最抢眼的还属刘炽,这位后来创作了《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作品的音乐家,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伞头”。

1943年鲁艺秧歌队在延安演出(排头者为刘炽)

在陕北大秧歌中,领舞、领唱的演员往往手执花伞为具,故称“伞头”。走进位于鲁艺旧址的刘炽纪念馆,几张黑白老照片定格着当年军民一起闹秧歌的动人瞬间。画面中,刘炽手持大花伞,正在延安城内演出,飞扬的舞姿中,透露出浓浓的年味。除了上阵演出,作为冼星海的学生,刘炽还创作了《减租会》《运盐去》《胜利鼓舞》等经典秧歌剧。

“新的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孕育出新的生命力。正是在秧歌剧的基础上,鲁艺发展起了新的歌舞形式、新的歌剧形式。到1944年春节,延安工厂、学校、部队组织的秧歌队多达27个,上演了150多个节目。延安到处充满了欣欣向荣的节日氛围。”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副主任王强说。

鲁艺师生合影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随着革命节节胜利的嘹亮号角,陕北大秧歌更是扭遍了全中国。时至今日,当年被群众热捧的经典秧歌剧,仍是陕北不少地方的春节年味。

“近年来,我们复排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经典剧目,用腰鼓、秧歌剧等组合成原汁原味的红色文艺剧目《延安故事》,作为春节期间下乡演出的文化大餐。”延安市宝塔区民众剧团团长杜玉富说。

被抢购一空的年画是啥来头?

走进延安文艺纪念馆的新窗花、新年画展区,仿佛置身于除夕之夜的陕北农家。窑洞造型的展墙上,一格格新窗花淳朴厚重,流露着岁尾年初的富足安乐。而一幅幅新年画则像春节的“连环画”一般,于不动声色中娓娓讲述着革命战争岁月里的年画传奇。

1940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地区传统的小年。在晋东南的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时任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的胡一川,和同伴杨筠一起背着大包去赶集。包里装的是木刻工作团为配合抗日宣传,突击了好几个日夜赶制出来的水印套色新年画。

彼时,全国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铁蹄正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而疯狂的扫荡。《纺织图》《保卫家乡》《大家养鸡增加生产》……人来人往的大集上,由于价格便宜、画风新颖,这些鼓舞斗志、充满民族气节的新年画,很快被赶来买年货的山西老乡抢购一空。

杨筠创作的新年画《大家养鸡增加生产》

据当时同在木刻工作团的美术家罗工柳后来回忆,因为太受欢迎,一些没买到的老乡追到了他们的住处,嚷着要买年画。有些住在偏远山区的百姓,甚至跑了几十里的山路赶来购买。

作为民间最盛行的年俗之一,年画是我国特有的春节装饰品。抗日救亡大潮中,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年画,也成为对敌斗争的阵地。“鲁艺木刻工作团突破重重封锁,从延安抵达太行山,通过办展览宣传抗战。”延安大学5·23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延雄说。

胡一川、彦涵、罗工柳等来自鲁艺的美术家,请来当地的年画工人作指导,在木刻版画的基础上,创新采用画面明朗的传统年画进行抗日宣传,以门画、连环画、四扇屏等多种形式,全景式表现保家卫国的主题。很快,群众家的门神由原来的秦琼、敬德,变为英姿飒爽的八路军战士,大批新年画陆续进入千家万户。

胡一川创作的新年画《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抗日前线创作的年画,紧扣抗日杀敌等主题,充满了战斗色彩,线条硬朗、风格阳刚。”王延雄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传统年画中色彩明艳、线条单纯、构图饱满的创作特点,被更多鲁艺的版画家所吸纳,他们围绕生产生活、拥军优属等主题创作了大批装饰性更强,生活气息更浓厚,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更鲜明的新年画。”

从天津杨柳青到苏州桃花坞,从开封的朱仙镇再到潍坊的杨家埠,中国传统年画盛行于大江南北。不同地区虽流派和风格迥异,但多围绕瑞禽祥兽、香草鲜花等充满吉祥寓意的主题展开创作,在春节张贴以祈福迎祥。随着形势的发展,延安新年画中的民间元素也多了起来,国人喜欢的兰花、牡丹、鲤鱼、灵兽等吉祥物逐步被融入到创作中。

古元创作的新年画 《人兴财旺》《讲究卫生》

“做人要老实,作画要调皮。”美术家胡一川的这句名言,或可形容当时新年画的创作风格。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了大批当年风行一时的年画作品,如古元创作的《讲究卫生》《人兴财旺》中,男女两个“门神”各手持麦穗、身骑灵兽,充满了喜庆色彩;力群创作的《丰衣足食图》简洁明快,色彩浓艳,陕北农家欢乐祥和的春节团圆氛围跃然纸上。

《全家福》《识一千字》《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自1942年鲁艺成立年画研究组到1944年春节,古元、彦涵、江丰等大批版画家以“延安学派”的风格,创作出许多在新年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作品。因为物质条件有限,许多艺术家的刻刀是用擦枪的捅条做成的,颜料甚至来自锅底灰,木板多取自陕北随处可见的枣木、榆木。

力群创作的《丰衣足食图》

“正是这些来自土窑洞、沾满泥土味的美术作品,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在黄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结出了果。”刘妮说。

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古元、彦涵等人的15幅作品,并发表了《木刻帮助中国战斗》的文章。

双向奔赴的春节大拜年

“1944年春节,新秧歌活动闹得更红火了……桥儿沟乡的秧歌队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鲁艺院内拜年来了。”“我很喜欢那位老伞头领唱的秧歌调……唱出了与解放了的人民之间的亲密无间的情谊。”

这段文字出自延安文艺纪念馆收藏的李焕之著作《音乐创作散论》。通过回忆延安时期春节拜年等种种细节,李焕之创作了传世经典《春节序曲》,至今仍被国人称为过年专属“BGM”。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拜年方式,往往简单淳朴又情意浓浓,除了秧歌拜年,还有座谈聊天,或是互致问候。”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教授高慧琳说,比如,1945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央领导带着警卫员到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其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也来给中央领导拜年。

蔬菜、鸡蛋、黄酒、油馍……延安时期,军民之间的新春礼物,往往就是小杂粮和农家土特产。1943年春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在延安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首演于当年的《拥军秧歌》,以质朴热烈的唱词,勾勒出军民鱼水情深的热闹年味。

鲁艺秧歌队演出的《拥军花鼓》

“新年前后,子长募集慰劳品大肉万斤、豆子70石、鞋5000余双。吴起赠每户抗战家属大肉2斤。”这是1944年新春佳节,陕甘宁边区涌现的拥军热潮之一。

1946年春节,当时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带着老乡,一路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到王家坪拜年,给中央领导送来书有“人民救星”的大匾额。

延安时期,军民之间的春节大拜年可谓是双向奔赴。1943年春节,毛泽东得知枣园村有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两位老人正月十五过生日,便在元宵节当天宴请24位老人,饭后给每人发了一块香皂、一条毛巾,还请大家看了场电影。

“有一年,秧歌队来杨家岭拜年,有户人家住在后沟里,因为要保障春节供应,忙着磨豆腐,顾不上看秧歌。”王延雄说,“毛主席请秧歌队专门绕到豆腐坊,给那户人家扭了场秧歌。”

用艺术礼赞生活

“联欢要提倡节俭”“秧歌不宜太多”“要关心群众疾苦”……延安时期春节前后的报刊上,常常刊登着暖心的过节提醒。“比如1946年陕北部分地区遭遇灾荒,春节来临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解放日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秧歌队时要遵循自愿原则,不宜铺张浪费,时间不能太晚,以免耽误群众生产。”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满说。

延安新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孙正好 摄)

“人民这么拥护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让劳苦大众找到了做人的尊严。”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杨晓红说。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所见所闻: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因为“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吃住都像人”;穷人分到了田地,娃娃能上学;很多工人过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

“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如此写道,红军到陕北后,“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他开始在自由、宽大、快活的空气中“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感叹“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

“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巨变,是延安时期火红年味的现实土壤。”杨晓红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劳动人民就是要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里,用拜年、秧歌、社火等最朴实也最隆重的方式,表达翻身做主人的喜悦,表达最真实的欢畅。而艺术家们通过深入群众,创作大量接地气的年画、秧歌剧等文艺作品,为群众代言,用艺术礼赞这种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时代。”

当春节的脚步临近,今天的革命圣地,火红年味历久弥新:悠扬的民歌唱起来了,欢腾的腰鼓打起来了,热情的秧歌又扭起来了……

这“龙腾虎跃盛世春,五谷丰登又一年”的神州美景,恰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于1938年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中所愿:“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

(参考书目: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延安志》;王树村著《中国年画史》)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2月2日第10版(原标题:追寻延安时期的火红年味)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晨 孙正好 李浩

图片:除注明外,本文图片均由延安鲁艺文化中心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