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结合

何 祚

1962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工作人员的孩子在西花厅合影(图片来源:人文之窗)

1925年8月初,邓颖超来到广州。来广州之前,邓颖超已于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之一。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为此,党组织决定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党组织的这一考虑,也是照顾到她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他们之间恋爱的事,组织上早就知晓。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相识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中。

那是1919年夏天的一天,正在筹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周恩来,来到母校南开学校,走进礼堂,就看到几百名青年学生正在专心地听着讲台上一位女同学的讲演。

后来担任邓颖超秘书的赵炜回忆:“直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有一次说起往事,越谈越高兴的周总理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对邓大姐的第一印象:‘有次在天津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 

这位女孩子就是邓颖超,当时叫邓文淑。只见她满怀激情地讲着: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三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讲到动情处,她声泪俱下。周恩来看到这场面,也被感动了。据说集会讲演结束后,是周恩来主动上前与邓颖超打招呼。而邓颖超却告诉他:“我们认识你,你不会认得我们。两三年前,我们在南开礼堂,看过你演的新剧。”

南开的新剧很有名。邓颖超和同学们看了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南开是个男校,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生得俊秀,他扮演《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扮相秀丽,演技逼真。他演的“华娥”,赚得女学生许多眼泪。她们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

以前是他在台上,这次是她在台上……1919年的这个夏天,成为他们正式相识的开端。

“红娘”牵线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其间与邓颖超等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对这期间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和心灵选择,周恩来有过描述。30多年后,周恩来曾对他的亲属说过:

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我所选择的应该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旅欧期间,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书信往来不断,他们在信中回顾五四运动及其以后国内的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谈信念理想,谈人生追求,当然也谈相互之间的欣赏。两颗年轻的心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不断贴近。

据资料记载,1922年秋天,由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李维汉,曾到天津看望过邓颖超,还把周恩来的信件带给邓颖超,也算是当了一次“红娘”。李维汉告诉她周恩来在欧洲活动的许多情况。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1924年秋天,周恩来由法国回到国内,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周恩来代表留法党组织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两人志趣相同,交谈之中,互相透露了自己的恋爱情况。周恩来很信任高君宇,便托他回京时给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一封“情书”。这一情节,邓颖超在57年后还记忆犹新,她回忆道:

在20年代,大革命时期,我已知高君宇(名尚德)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但未见其人。那是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

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和情缘,邓颖超在遭到天津反动当局通缉的情况下,党组织安排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与周恩来一起工作。

警卫副官陈赓“白跑一趟”

邓颖超由天津南下广州途中,到上海停留了数日。她到访罢工团体,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慰问上海的罢工工作。上海妇女界联合会也专门举行了一个欢迎邓颖超的集会。

离开上海时,她曾给周恩来发过电报,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待她到达广州码头时,下船的人和接人的人挤成一团。邓颖超提着手提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焦急地寻找她熟悉的人。

可是,在人群中怎么也找不到周恩来。邓颖超禁不住有点失望。好在有周恩来在广州寓所的地址,邓颖超叫了一辆人力车,径自往周恩来寓所去了。

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里,有一位青年军官,手拿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正对照着照片在找人,急得满头大汗。他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赓。

原来,正好这天周恩来实在忙得走不开,匆匆忙忙交给陈赓一张邓颖超的照片,让他代表自己到码头上去接邓颖超。周恩来交待说,见了小超,务必解释一下,再送她到寓所休息。

陈赓焦灼地在人群中寻觅着,直到码头上人都走光了,也没有接着邓颖超。陈赓很沮丧。他这是第一次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灵机一动,他想,邓颖超也许已经到周恩来寓所去了。他马上赶回寓所。

果然,在门房的小屋,他见到一位身着白衫黑裙、长得端庄清秀的姑娘,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样。

陈赓慌忙上前,急急忙忙说:“我叫陈赓,周主任的警卫副官。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特地让我拿着你的照片,赶到码头接你。怪我粗心大意,没有接到你。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

邓颖超噗嗤一声,笑着热情地和陈赓握手:“谢谢你,陈赓同志,很高兴见到你。恩来同志忙,不来接我没关系。只是麻烦你白跑一趟了。”

原来想请邓颖超先休息一下,没想到邓颖超急切地说:“在船上我早休息过了。我是来广州工作的。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带我看看革命的广州。”

随后,他们到了文明路中共广东区委会。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刚来过,和区委委员长陈延年一道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了。他们又赶到那里去。

邓颖超还没吃晚饭。陈赓在路上买了几个面包塞给邓颖超,一面抱歉地说:“晚饭时间过了,你先充充饥。周主任常常忙得忘了吃饭,我留两个给他当晚餐。”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他们见到了正在开会的周恩来。当时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在场的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陈延年也在那里。散会后,周恩来站起来,和陈延年等人一起又到另一处忙工作去了。陈赓解释说,周主任和陈委员长赶回广东区委会去开会,让他送邓颖超回去休息。

第二天,邓颖超也到中共广东区委会报到。

特殊的“婚宴”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没有什么婚礼仪式,不准备请什么客人。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

周恩来推却不了,随后在他们的住所请了两桌客人,权当“婚宴”。来的人有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高语罕、洪剑雄、陈赓、张婉华等人。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了。

后来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们这场“婚宴”的大体情景:

客人们早听说邓颖超在“五四”时期,15岁便当演讲队长,热烈鼓掌,要求她站在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周恩来有点担心,怕她应付不了这场面。

只见邓颖超落落大方地站到板凳上,清了清嗓子,把她和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说了一遍,特别把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的那首诗,背了出来,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笑着“抗议”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客人们一杯杯地向新郎新娘敬酒。邓颖超不会喝酒。体贴的周恩来,把敬给新娘的酒一杯杯全代她喝下去。邓颖超不知道他的酒量。只看到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瓶白兰地!她心里又急又心疼,却又挡不住客人的敬酒。

周恩来喝醉了。不过,他有极强的自制力,没有失态,只是咕哝着,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李富春、蔡畅住在他们对面。

邓颖超和蔡畅把周恩来扶到阳台上吹吹风。邓颖超找来一碗醋,让周恩来喝了醒酒。她知道,明天一早,他还要赶到广东大学去主持黄埔军校新生的入学考试。

李富春一面跟着照顾周恩来,一面埋怨张治中、陈赓他们闹得太厉害。蔡畅也打来一盆温水,让邓颖超用毛巾浸透给周恩来擦脸。周恩来渐渐清醒过来。邓颖超扶他回房躺下。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匆匆起床,用凉水擦了擦脸,和陈赓一起赶到广东大学去了。

上述记载无从考证,但却让人们仿佛回到了当年那一代革命家的激情岁月中。几十年后,邓颖超本人回忆起那次“婚宴”的事,还特别提到周恩来的酒量:“我没有想到,恩来会有这样大的酒量,整整三瓶白兰地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他喝那么多酒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是两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者之间完美的结合。婚后,邓颖超能将革命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时安排得和谐、周到、妥帖。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常到他们广州寓所去拜访的党内领导人和黄埔军校的同事们发现,房子虽然简朴,陈设却很得体,收拾得十分整洁。

邓颖超和周恩来,不仅思想一致,作风也相同。凡他们的熟人,都十分钦佩邓颖超能兼革命家和贤内助于一身;也更羡慕周恩来,能有邓颖超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资料来源:南山、南哲编著《周恩来生平》。199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

来源:理论中国

作者:何 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