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法建交内幕

郭伟伟

1964年1月27日,是中法两国关系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法建交冲破了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包围、封锁,对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是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毛泽东、周恩来、戴高乐、富尔都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这其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障碍扫除

1958年,在科隆贝的乡间寓所足足隐居了12年的戴高乐东山再起,重新上台执政。复出后的戴高乐推行抗美独立政策,想在对华关系上有所作为。中国也希望冲破美国阻挠,同更多的西欧国家发展关系。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却成为当时发展中法关系的最大障碍。中国从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立场出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并且不拿原则做交易。1959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时申明,中国绝不会为了同法国建交而停止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斗争的援助。他坚定地说: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在这种情况下,中法建交自然无法提到议事日程。

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

1962年3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定》,结束了历时7年多的漫长战争,从根本上扫清了中法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碍。于是,法国开始了打开对华关系的具体步骤。1963年,中国外交部接到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的访华要求,周恩来亲自予以批准。但由于当时两国尚未建交,不可能通过外交部进行邀请,于是便由一个半官方的民间机构——外交学会向富尔发去了邀请函。

特使访华

1963年10月22日,北京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首都机场,一架大型专机徐徐降落。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里走出来。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度。1957年他曾来华访问过。

为不致引起外界注意,富尔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并在行程上作了特意安排: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然后取道香港、广州,由广州再飞抵北京,访华结束后还将访问印度。这一切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富尔并不是专门为访华。但实质上他是作为戴高乐的特使,奉戴高乐总统之命前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两国建交问题的。

为什么富尔获得了戴高乐的如此信任,偏偏选中他来担负这一极为机密而重大的特殊使命呢?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富尔其人。在当时的法国政坛上,富尔是一个地位颇为特殊的人物,资历很深。早在二战后期,他就担任过戴高乐临时政府负责立法事务的副秘书长,后来在1946年至1958年第四共和国时期,他又两次担任总理。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没有像多数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界头面人物那样成为反对派,而是竭力向戴靠拢,因而获得了戴的信赖,与之建立了不同寻常的私人关系。1957年6月富尔首次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周恩来总理与之进行了多次交谈。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新中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富尔对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异议,认为法国政府没有理由奉行这一对新中国的不友好政策,主张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主张法中建交。“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应该对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迅速采取新的更加开放、更加稳妥、更加大胆的政策。在我看来,现在正是采取这种新政策的最佳时机。”这一切,赢得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感。

正因为此,当1963年法中关系正常化的时机成熟时,戴高乐很自然地选派富尔作为他的特使,来中国进行建交谈判。

中法建交谈判由周恩来、陈毅主持,先后在北京、上海与富尔进行了6次实质性会谈。富尔夫人作为助手,参与会谈。富尔律师出身,熟悉国际法,能言善辩,是个谈判能手。尽管他曾明确表示过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个中国”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但当他正式受命代表法国政府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时,却在台湾问题上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企图以变相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作为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

因此,在平和的谈判形式和轻松的谈判气氛的背后,谈判桌上围绕“两个中国”的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

10月23日上午,富尔抵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在他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同富尔及其夫人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周恩来热情地伸出手,向富尔握手问候道:“一路辛苦了,很高兴再次见到阁下。”

“一别6年多了,总理先生一点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风度翩翩、精神饱满的周恩来说道。随后,他又故意问道:“总理先生到过巴黎吗?”其实他很清楚,周恩来早年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逗留过。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周恩来颇有些感慨地说。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话意味深长。短暂的寒暄之后,很快就转入实质性会谈。富尔开门见山地指出他此次访华的使命:“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说完,他拿出戴高乐将军授权的亲笔信,当场念了一遍,然后把信交给了周恩来。

1954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首次谈及两国建交问题。

周恩来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看,又把信还给了富尔,接着说道:“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增进法中两国的关系。这几年来,戴高乐将军当政,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国家可能不高兴,但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另一方面,法国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意志得到解决,这是件好事。因此,我认为两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富尔很注意地倾听着周恩来的每一句话,揣摩对方的意图。他明白,此次来华不像上次,而是担负着重大使命,他决心要努力完成将军赋予的特殊使命。关于对华建交的具体做法,富尔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中国政府表示同意;二是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三是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解释,并说:“在我临行的时候,戴高乐总统曾对我表示,希望我的中国之行能使他的第一个方案完整地得以实施。至于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

从富尔的解释和三个方案的内容中不难看出,法方一方面想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想避开公开宣布同台湾断交,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问题。

显然,法方是想以“模糊战术”来达其一箭四雕之目的:既可以取得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以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势力做些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与美英关系方面也可留下回旋余地。

针对法国的三种方案,周恩来也相应地提出了建交的三种方式:一是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欧诸国那样。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再同我国建交;二是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这对双方都不大愉快;三是暂缓建交。双方可先设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而不是消极等待。周恩来同时指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全建交方式。

富尔当即表示,法国绝不仿效英国那样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式,也不愿采取第三种方式。戴高乐将军曾指示,希望法中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同时他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二战期间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因此,他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再建交的程序。

“这就困难了。”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决不迁就和退让。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的表现。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14年了。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清楚。”针对刚才富尔谈到戴高乐和蒋介石的私人感情,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他很有说服力地反问道:“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位置,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政府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呢?”

周恩来的一番话入情入理,富尔被打动了。但他是戴高乐的特使,奉戴高乐的指示行事,于是又解释道:戴高乐将军想要了解的是,法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但降低级别?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将军,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显然,富尔不想因为台湾问题而使建交谈判陷入僵局,空手而归,于是巧妙地打上了一个“活结”。

柳暗花明

周恩来明白富尔的意图,便顺水推舟地说道:“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戴高乐将军。”谈判告一段落。

随后的几天,谈判暂停。周恩来安排富尔夫妇去山西大同和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参观游览,并指示当地热情接待。富尔很明白对方的用意。后来,他在《承认中国》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

事实的确如此。就在富尔携夫人到外地参观游览的同时,新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思考如何促成中法建交的迅速实现。这是因为,中法如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缺口,对于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都是十分有利的。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决定在程序问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和灵活变通。这是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完美统一。

当富尔结束外地的参观游览,愉快地返回北京时,等待他的是中方的新方案。这一方案是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着眼,根据当时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和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提出的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以及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同时,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代表及其机构这三点达成内部默契的情况下,中法先宣布建交,然后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导致法国与台湾断交。这样,法国便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

面对这样一份入情入理的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提不出任何异议,觉得这个方案好,可以接受。只是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文件,他将携此方案返回法国,向戴高乐将军复命。如果戴高乐将军同意,只要实施就行了。“如果将军在实质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没有必要再一次来谈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因为中方的方案是正确的,我相信总统他会同意的。”

至此,中法两国政府关于建交的实质性谈判告一段落,富尔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11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富尔夫妇,为其中国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毛泽东同富尔夫妇亲切握手,高兴地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望着眼前这位名闻世界的伟人,同样高兴地说:“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

法国前总理富尔与毛泽东主席

开创新篇

富尔回国后,把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具体事宜交给了法国外交部办理。经戴高乐同意,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委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伯尔尼,同中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洽谈,主要是商定建交公报文本以及发表公报的方式和时间。经过几番磋商,中法两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决定于1964年1月27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很自然遭到了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1964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对法国行将承认新中国横加指责。1月16日,美国政府照会法国政府,对法国决定与新中国建交提出强烈抗议,声称这有损于“自由世界的利益”。次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又接见法国驻美大使,对法国的决定表示遗憾。但富有独立自主精神的戴高乐敢于傲视美国,置美国的“指责”“抗议”“遗憾”于不顾,决定实现法中建交。

台湾当局风闻法国即将承认新中国,也惶惶不安。1963年12月24日,蒋介石致函戴高乐,试图以与戴高乐的私人感情来打动他“收回成命”,但戴高乐不为所动。1964年1月19日,戴高乐派遣特使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递交了亲笔复信。复信态度坚决,给蒋介石以沉重一击:12月24日来函敬悉。承询外传法国政府拟改变其与中国现行关系是否属实,本着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的开诚和信赖精神,且我热切希望保持此种精神,谨如实奉告: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果属确实,我无意掩饰。我向您宣布的消息无疑将使您大失所望。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形势已不再符合人们原先的估计。法国不能再无视既存的事实。其他西方国家过去已先于法国走上这条道路。何况,最近共产主义世界的事态发展促使法国采取一项归根到底符合它自己及其盟友的利益的决定。十年来,客观事物的力量已促使我们同北京领导人开始建立了关系。由于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才得以结束。1962年,关于老挝的新的日内瓦协议促使我的政府再度同北京的谈判代表接触,并且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签署了协议,这对控制东南亚的严重危机是很必要的。经深思熟虑,我认为,采取我向您通报的决定已刻不容缓。

蒋介石读罢来信,大发雷霆,指责戴高乐不应该在台湾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不但不出面扶持,反而落井下石。但他知道自己再发脾气也无济于事,便软下来,请求法国将承认中共的时间推迟,哪怕半年也好,这时他还一直幻想着“反攻大陆”。对蒋介石的奢求,法国不加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正式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则公报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一度被西方媒体称为“一次外交核爆”。与此同时,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单方面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声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里或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这项声明义正词严,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形式重申了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默契的内容。值得称道的是,后来法国政府履行了这三项默契。

2月10日,迫于形势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宣布同法国断交,灰溜溜地撤走了它驻巴黎的“大使馆”,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宣布撤回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1964年1月28日,中国《人民日报》和法国《世界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中法两国建交消息。

根据3个月内任命大使的公报规定,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抵京赴任。新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这标志着中法建交的进程圆满完成,中法两国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遗憾

中法建交,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距离拉得更近了。毛泽东对戴高乐十分赞赏,称赞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称赞戴高乐是“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乐对毛泽东、周恩来同样怀有深深的敬意,对中国神往不已,有朝一日到中国访问是他的一大宿愿。但由于阴差阳错,他的访华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这一天,他还像往常一样撰写他的回忆录。

中国政府惊悉戴高乐将军去世的不幸消息后,决定以高规格吊唁,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悼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赞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中国政府还任命驻法大使黄镇为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为戴高乐将军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宗教悼念仪式。在北京,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郭沫若等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天安门和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对一位西方政治家如此隆重的悼念,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

1971年7月,法国前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访华,曾对周恩来惋惜地说:“访问中国是戴高乐将军多年的宿愿。他非常希望见到毛泽东主席。如果不是1970年11月突然去世,他很可能就来中国访问了。”周恩来同样惋惜地说:“毛主席对戴高乐将军怀有尊敬的感情,并对没有能在北京接待戴高乐将军表示遗憾。”

当代两大伟人——毛泽东和戴高乐的历史性会晤未能实现,世界舆论普遍为之惋惜,在中法关系史上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中法友好关系在今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