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宴请“五老”一顿改变民营经济命运的“火锅宴”

叶芳 周福志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五位老朋友: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并请大家吃了顿火锅,这便是众所周知的“五老火锅宴”。

这顿看似平常的涮羊肉,拉开了中国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幕。

“五老”是谁?

五位老工商业者均是当时中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产业覆盖机械、钢铁、纺织、水泥等主要社会经济领域,也是当时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人。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胡厥文(1895—1989)

胡厥文,江苏嘉定人(1958年嘉定被划归上海市),被誉为“机械大王”,先后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公司等。民建发起人之一,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委,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委,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临时小组负责人。

胡子昂(1897—1991)

胡子昂,重庆人,被誉为“钢铁大王”,曾任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经理,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华康银行董事长,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民建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委,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荣毅仁(1916—2005)

荣毅仁,江苏无锡人,被誉为“纺织大王”“面粉大王”,曾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周叔弢(1891—1984)

周叔弢,安徽建德人,被誉为“水泥大王”,曾任唐山华新纱厂和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

古耕虞(1905—2000)

古耕虞,重庆人,被誉为“猪鬃大王”,所持的“虎牌”猪鬃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量曾达70%。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为什么吃这顿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在考虑如何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等问题。他认为,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的经验,是未来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

恰逢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

聊了些什么?

邓小平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地互致问候。邓小平开宗明义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整个座谈在无拘无束的热烈气氛中进行,不仅谈到了利用外资,还谈到了尽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把原工商业者的资金和人才用起来等问题。“五老”纷纷发表意见,邓小平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胡厥文提出,原工商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

胡子昂说:“工商界中,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全国至少有上万的人可以发挥作用。”邓小平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荣毅仁根据接待外宾的实践反映情况:“有的美国人很想来,但是现在美国大公司到中国来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大老板们来,面对面地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使他们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从国内讲,各部门、各地区对引进(外资)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需要协调。一个西方大公司来,许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翘高了,要价也就高了。”

古耕虞说:“中美建交以来,每年都接到不少在美国的亲友来信,想为家乡效力,想来投资。我认为,只要搞出条例、办法,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时间在十分融洽、热烈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到邓小平那么真诚地听取意见,“五老”也就不拘束、不避讳了。双方像拉家常一样,常常是一人话音未落,另一人就接上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邓小平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火锅宴”吃了什么?

邓小平与“五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之后“五老火锅宴”正式开始。当年,加上时年75岁的邓小平,实际上是“六老火锅宴”。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邓小平和五位老人一桌,其他人员一桌。

金灿灿的铜火锅端了上来。火锅周围放着几盘羊肉,还有几个简单的小菜。“五老”都多次在人大会堂吃过饭,但这一餐饭,吃得格外有滋有味。

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邓小平细细摆谈起来。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餐午饭,诙谐地说:“我们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五老”有何行动?

“火锅宴”后,“五老”经过认真思索,各自开始用立足于个人实际的工作,来回应邓小平的信任、期待和嘱托。

20天后,胡厥文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提出了实行领导干部、职工和工商业者三结合,把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统统调动起来,所有的“明力”和“潜力”统统发挥出来的建议。

胡子昂在会见后,立即奔忙于组织全国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一方面为国家献策,另一方面发动各级民建、工商联为安置待业青年开展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五老火锅宴”后短短三年时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3300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名。

邓小平的会见,使荣毅仁感到知遇的满足,更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动力。经过反复考虑,并与工商界的一些老朋友商议,最后,他决定创办在中国(港澳台地区除外)还没有人办、甚至少有人听说的国际信托投资企业。会见后一个月,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

“火锅宴”后,古耕虞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能“唱”,只能“说”了。所谓“唱”,就是担任企业的实际领导职务。所谓“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做调查研究,对发现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1980年,他就猪鬃出口向有关部门建言;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几年下来,这些报告、建议、函件的底稿累积了厚厚一大摞。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邓小平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他还是欣然同意担任了董事长。他还不辞辛劳,躬身参加人大、政协组织的视察。

对中国民营经济有何影响?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历史和实践证明,“火锅宴”成为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开篇佳话,拉开了中国民营经济大戏的帷幕。

会见五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给资本家“摘帽”:“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79年7月8日,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民营经济地位得到肯定。1979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达到31万人,比1978年多了一倍多。

“五老火锅宴”后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商)三大民营公司先后成立。如今“中信”“光大”已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从1979年到1992年,邓小平先后十多次论述了计划与市场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作出决议,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不会忘记,1979年的春天,邓小平宴请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锅宴,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在2015年12月民建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小平会五老”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作者:叶芳 周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