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台前幕后

陈 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只开了五天。五天会议,简单、平稳、顺利,波澜不惊。会议闭幕当天就发表了三中全会公报。但是,它向关心政治的人们表明:重大转折已经发生,而且,这是一次堪比遵义会议的重大转折,因为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之门。

一石激起千重浪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重大历史转折,都是从思想上的转折作为先导。三中全会实现重大历史转折,首要的,也是思想路线的转折。这就是:抛弃“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公报还号召,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要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引人注目的是,公报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这些内容,今天的人们很容易理解,但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在当年字字千钧,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抛弃了一度盛行于全党的“两个凡是”,回归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重大转折。而做到这一点,决非轻而易举。

1976年10月24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

重大变化往往起于青萍之末。党的三中全会实现思想路线重大转折,但是重大变化是在三中全会前开始的。说到这里,不能省略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掀起的揭批“四人帮”运动。那场运动批的是“四人帮”,而“四人帮”是靠搞“文革”起家并受到信任爬上高位的,批“四人帮”自然要涉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诸多问题。同时,今后中国的道路向何处走、怎么走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还在提“学好文件抓住纲,深揭狠批‘四人帮’”,但同时发出大量要抓经济建设的信息。当人们困惑于怎么把抓阶级斗争与抓生产联系起来时,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又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拒绝对任何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从更高视野启发人们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图为大会现场。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因而根本任务和基本理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是思想上的僵化,它的存在必然导致认识混乱和手脚的束缚。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当时,很多工人反复思考百无一解的是:我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呢?很多农民为自己吃饱饭搞一些副业是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担忧,很多“解放”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一边干工作一边心里嘀咕:会不会有一天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再次被打倒呢?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谁也没有想到,揭开矛盾、打破僵局的,竟是一位小人物。他叫胡福明,当年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一位教师。他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点写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接着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及新华社予以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高层不同反响。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关键时刻,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驳不倒的”。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一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理论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说它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不是危言耸听。在当时,中国到底是拘泥于“两个凡是”,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不仅关系到对历史特别是“文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今后中国的道路怎么走的重大问题。可喜的是,经过艰难曲折历程形成优良思想作风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拥有很高认识水平,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了思想统一。在新中国历史上恐怕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陆续公开表态或发表文章,支持《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评论员文章。这一情况表明,通过这场大讨论,党内在认识上达到了初步统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大讨论,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是它却为三中全会实现党的思想路线重大转折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三中全会公报在重新确立并明确表述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彪炳史册的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把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将讨论价值予以提升的一段话,一字不差地写入全会公报中:“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谈到三中全会伟大转折时,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无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因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仅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先导,更是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重大问题的前提,是开启改革开放之门的先决条件。只有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大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三中全会到今天,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内容的提出和阐述,无疑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但是,实事求是这个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点始终不渝地被坚持。由此可以看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所在。

中央工作会议“摆开来讲”

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两段话:“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两段话,标志着三中全会已经把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公报对实行这一重大转折,作了很多论述,包括对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论述,对二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成就的论述,对国内外形势的论述等等。公报中写入这些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做解释、铺垫的论述,本身就表明,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经历了艰难历程。

回顾这段历史,要提到真理标准讨论所催生的“摆开来讲”的中央工作会议。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否定真理标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支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同志的意见受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议论纷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意见:“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叶剑英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成。邓小平说: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华国锋、李先念同意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意见。“摆开来谈”,就是要开党的会议。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全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并参加为邓小平起草会议讲话稿的于光远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于光远这些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地位及与三中全会关系的正确评价。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有这样两段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两段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对三中全会基础作用的肯定。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没有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作为议题。原定的议题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会议开起来后,没有按照原定议题和预定议程展开。会议最先讨论的,是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发生这种重大变化,是有原因的。粉碎“四人帮”后,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中央内部一度产生过分歧。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后,在党内民主风气初步形成之后,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建议。与会者经过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到意见统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这212人的意见统一,对于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成为全党共识。有了这个坚实基础,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自从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许多风浪,经受了很多考验,但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包括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二十大的历次政治报告和党章中,都写明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意义重大,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开启改革开放之门

在确定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怎么样搞经济建设的问题也就摆在面前了。此前,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因袭守旧的模式和方法。现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因袭过去僵化的体制不变,还是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实行改革开放?这关系到今后我们党搞经济建设会不会重蹈覆辙的问题。限于历史条件,三中全会没有对过去的僵化体制和旧的建设方法作出梳理和分析,但是明确作出了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这说明,三中全会不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为解决这个问题交出了合格答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中全会公报中还没有把“改革”和“开放”连在一起的词汇,但是,三中全会已经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却是毫无疑义的。三中全会公报写下了这样一段表明我们党已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话:“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仍然应该溯源于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清楚阐述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落脚于“向前看”,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 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了官僚主义,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接着特别强调改革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当事人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邓小平在和起草人谈怎样写稿子的问题时明确阐述了中国必须改革的决策,他说:“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邓小平还考虑到改革会带来一些问题,他说:“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三中全会正是按照这一思路确定了改革大政方针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个讲话所谈到的改革思路,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三中全会开启了对中国发展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开放之门。时隔四十五年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正是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三中全会公报中有三个重要内容:一是明确决定中国必须改革开放。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段话用的“改变”一词,含义就是改革,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必须改革的大政方针,并且把改革定位于“广泛、深刻的革命”。二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三是作出率先启动农村改革进程的具体决定。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中就已经对农业管理问题、搞农副业问题、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问题,放开了很大的口子,对于鼓励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打开发展生产的思路,探索更切合实际的管理思路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为保证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三中全会还对党中央的组织进行了重要调整,从而为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言。

历史已经证明,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三中全会揭开序幕和开始起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共十八大后,党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可以证明,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

回顾三中全会历史,我们不能忘记邓小平的功绩。正是他,在关系党的国家前途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率先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正是他,在三中全会前的多次谈话中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出有理有据的论证;正是他,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观点。在三中全会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作出重大决策中,邓小平都起到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历史已经记上浓墨重彩一笔的是: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三中全会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和主张确立了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作出重大决策;三中全会经过组织调整,一批拥护邓小平思想和主张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是确立邓小平第二代领导核心地位的根本标志。正是有了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央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得以展开、深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蓬勃发展。邓小平的名字,将牢牢记入中国共产党光辉史册。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