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地方志,又称方志,是我国自古以来传承至今的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福建省委党校主办的《领导文萃》杂志,在2023年9月上期刊载《毛泽东如何以志为鉴》一文,介绍了毛泽东对地方志的价值认同与工作取向。毛泽东把阅读方志当作通晓地方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重要途径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方式,其做法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供参阅。

毛泽东如何以志为鉴

毛泽东有潜心研读方志的嗜好,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每到一地都要索取方志阅读。

阅读方志成为他通晓国内情形的重要途径之一

毛泽东最初接触的是什么方志,没有见于文字记载。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究竟读过哪些省志、县志,也很难统计清楚。1917年7月,毛泽东和学友萧子升、萧蔚然外出游学。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这是毛泽东阅读具体地方志的较早记录,而他每到一地便设法查阅方志的习惯也由此逐渐养成。

1921年新年伊始,新民学会(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部分会员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经讨论决定把新民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也成为毛泽东的毕生追求。为了实现这一宏图大志,毛泽东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急切想了解中国和世界,而阅读方志就成为他通晓国内情形的重要途径之一。

1920年,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左四)与进步团体“辅社”同人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图片来源:共青团中央微信)

1929年3月,红军占领福建长汀。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阅读《汀州府志》。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散会后,毛泽东回到龙岩新邱厝。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按毛泽东的要求,从县图书馆搬来一大摞书报,其中就有《龙岩州志》。

1930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让警卫员把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萧华找来。萧华赶到时,见毛泽东正在看一本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兴国县志》。红军攻占瑞金后,毛泽东又找到清代乾隆年间的8卷本《瑞金县志》,虽只剩下7卷,但他仍如获至宝地认真翻阅。

长征途中,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毛泽东都让人为他收集县志和地方志,一看就是大半夜。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也认真阅读包括方志在内的文史书籍。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都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爱读方志的兴趣依然如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爱读方志的兴趣依然如故。他藏书中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其中就收有总志、省志、府志和县志等内容。毛泽东还特意收藏了一些省志、府志和县志等专志。他外出视察,都要找来当地方志看,很多地方图书馆至今仍保存有他借书的记载。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安排人调阅《中州志》一书来看。在视察黄河以后,毛泽东又与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就治理黄河问题谈到深夜。临睡前,他还浏览了《河南通志》《汴京志》等。

1958年3月16日傍晚,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视察成都近郊郫县合兴乡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与社员温大娘拉家常(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阅读。此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还在书上批画圈点。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登上庐山便让秘书借来《庐山志》,之后又要来《续志》。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了庐山的山名由来,还讲述了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毛泽东说:“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今天你们也要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在庐山上的毛泽东翻阅书籍(图片来源:中国网)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夜宿湖南茶陵县委大院。他对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说:“《茶陵州志》,我在1927年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张平化迅速请县档案馆送来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1870)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印的《茶陵州志》。当天夜里,毛泽东一直读到很晚。

毛泽东将熟读方志当成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大量熟读方志,不仅是为满足求知欲,更是将其当成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1941年8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简称《决定》)。在《决定》“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中,明确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承修志传统,倡议各地都编修方志。这一倡议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新方志的编纂,使这一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

从毛泽东写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断都得益于阅读方志。例如,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再如,1933年8月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1934年1月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都谈到根据地历史上的情况,这无疑是毛泽东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同时又查阅了有关方志。

毛泽东像(蓬州闲士摄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1949年秋,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时,毛泽东决定让西康人廖志高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情况复杂,对当地熟悉的人了解情况,好办事。”1950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廖志高:“你的家乡是何时开发的?”廖志高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是唐朝开发的。”廖志高又问:“您是怎么知道的?”毛泽东说:“是看了你们的县志。”

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总对那里的方志有很浓的兴趣。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当中,几乎没人像他那样重视方志,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各地风物了然于胸,能够因地因时,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尽显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风采。

来源:《领导文萃》2023年9月上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