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仓道与金牛道上的红色交通线

李 健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鄂豫皖进行西征,在川陕边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2月陕南战役,先后建立起24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管辖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00万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当时第二大苏区。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6月与杨虎城部所属三十八军订立了一个互不侵犯的“汉中秘密协定”,由此,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在古老的蜀道上,开辟了从汉中途经南郑到达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作为古蜀道的重要路段之一,翠云廊绵延300余里的道路两旁,现有古柏1.2万余株,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翠云廊不仅是生态瑰宝,更是活着的“史书”。

蜀道,作为承载中华民族奋斗历史的伟大文化遗产,凝聚着先辈们自强不息、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她不仅是人类的一大奇观,同时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记忆和见证。在川陕苏区时期,米仓道与金牛道成为红色交通线的“主战场”,在这两条古蜀道上,共产党人书写了建立红色交通线的不朽传奇。

米仓道:红军稀缺物资和人员进出的重要通道

米仓道因翻越大巴山脉的米仓山而得名。该道北起陕西南郑县(今汉中市南郑区),循濂水河、冷水河谷南下,翻越大小巴岭、米仓山,再循南江河南行,途经四川南江,抵巴中。巴中以下分为两途,西线入成都,南线达重庆。米仓道大致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条大道,即汉中—南江—巴中道、汉中—通江道、汉中—旺苍道。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若干条线路,其中又间杂着多条分支线路或延长线。人们通常视南郑经由南江县城至巴中的米仓道为主道。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战进入川陕边地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初,中共陕南特委积极着手建立红色交通线,以打通与川陕苏区的联系通道。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蜀道上的米仓道成为红色交通线的主要通道,红军借助当年古蜀道上的一些驿站,设立中转站,转运从敌占区筹集来的紧缺物资。据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在二十九军未遭玛瑶崖事变以前,他们与四方面军有很好的联系,从西乡、镇巴直到通江,打通了一条交通路线”。

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碑位于四川省剑阁县剑门关旁红星广场,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5年4月2日胜利攻克剑门关而建。

1933年初,蒋介石调集38个团近6万兵力,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3月,刚刚成为中共党员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接受中共上海中央临时政治局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王右民的指示:利用公开身份广泛收集敌军事情报;利用三十八军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接触的机会,建立川陕苏区与中央及其他所需的秘密交通线;利用蒋介石集团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白军在作战时中立或哗变等。

5月,武志平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利用其陕军三十八军司令部参谋的身份,着手建立通往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中共陕南特委和陕军中的党组织帮助下,以汉中为起点陆续建立了通往川陕苏区的三条主要交通线。

第一条:经南郑县幺二拐、油房街、牟家坝、马桑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梁、凉水井、羊圈关、南马山、碑坝,进入川陕苏区。第二条:经南郑县牟家坝、城固县的天明寺、二里坝、大盘、小盘,再经南郑县法慈院、广家店、碑坝,进入川陕苏区。第三条:经城固、西乡县沙河坎、西乡、堰口、罗镇、杨家河、九大杵、拴马桩、镇巴、韩坡垭、九阵、长岭、降头山、关门垭或由镇巴,经毛垭、高脚洞、渔渡,进入川陕苏区。汉中到苏区交通线的建立,打通了“上海—西安—汉中—川陕苏区”的通道,建立起了苏区与白区地下党之间的联系。

为充分发挥红色交通线的作用,陕南地下党还在汉中城内建立了两个规模较大的交通站,负责物资的组织与中转。同时,川陕苏区也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起物资转运站,负责物资的接收和转运工作。

为保证这条交通运输线的畅通,红军和地下党的同志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1933年底,因为南郑通往两河口的交通线(包括复线)已无从保密,大量物资的运输受到了限制,只能秘密递送情报。为了不使物资运输中断,不得不选择迂远的镇巴县另辟一条秘密交通线。1934年2月,在镇巴以南之高脚洞运输了两次。又因该地路途远,土匪多,红军武装鞭长莫及,又改由镇巴西南之长岭通过降头山,将力坝场作为物资交接点,这里距武志平所在的红军三十四团部队驻扎地关门垭15里。据武志平回忆:“我为了递送情报和掩护干部方便起见,仍然住在羊圈关之凉水井。”

为便于与红军联系和收集情报,武志平选定位于苏区与白区之间,不易遭受民团、土匪袭击的羊圈关以北的一间茅屋作为据点,与三位农民住在一起。在羊圈关北600米左右的凉水井,武志平还租用唯一的一家旅店,聘请几名交通员盖起茅屋两间,对外称“红十字会调查员”,代表陕军秘密处理“边界事务”。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将军曾两次受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又称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派遣和武志平的接头人柯大祥两人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到渔渡坝和武志平接头,双方都有部队掩护,以防不测,主要是防备土匪的突然袭击和破坏。见面后,随便寒暄一阵,互相交接完东西后,就奔原路而归。他们人背马驮,送来的有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据当地居民黎大金回忆:“1934年4月间,红色交通站的武志平同志到力坝住在我家里。我父亲黎正刚当时任关门垭乡苏文化委员。我母亲叫王三珍,她曾多次协助交通站在力坝街上给红军买食盐、买药物、买布等军需物资,买好后又组织人力运送到川陕边界的关门垭等地,支援红军前线。”

陕南交通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批根据地急需的紧缺物资源源不断运进苏区,如无线电器材、医疗用品、西药、汽油、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报纸杂志和电池等;军事情报也得到很好的交流。另外,在反“围剿”军事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组织的粮食,也是通过这里运到了苏区。一些急需救治的红军伤员,通过这里被送到后方治疗。

陕西地下党的一些负责人也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川陕苏区。据武志平回忆说:“1934年12月底,党中央组织派王超北护送潘自力同志持介绍信到汉中找我,令我送潘去川陕革命根据地。我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此之前,还护送张光远同志去川陕革命根据地。”

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谭智耕回忆说:“我们在川陕苏区时,有一次收紧阵地,(当事人)住在空山坝,我们用的油、煤、盐、西药、纸张都是汉中运来的,好像汉中专门有那么一批交通员。当时白区不用四川的白洋,普遍用国民党的票子和‘袁大头’,靠这些去陕西买东西。我看从陕南运来的东西和陕南党是有联系的。”

1935年4月,长卿山激战打响,红四军十二师占领长卿山攻入梓潼后,在长卿山上构筑战壕和三道防线,以防敌军反攻。图为梓潼县长卿山红军战壕遗址。

金牛道:红军交换情报和输送干部的主要通道

金牛道又名石牛道,因发生在战国中期的“石牛便金”“五丁开道”的传说而得名。自唐宋以来,其经行路线大致为:自汉中向西,过褒水,经勉县西南烈金坝(金牛驿),南折入五丁峡、五丁关至宁强县,再转西南越棋盘岭入四川广元境,上朝天岭,折南沿嘉陵江东岸峭壁过飞仙关、千佛崖,入广元(唐利州)。在广元分两条线路达到成都。线路一:南渡嘉陵江至昭化,经葭萌关,过剑门关,至剑阁(唐利州),经武连,入梓潼(汉广汉),再西南经绵阳(汉涪县、唐绵州)直达成都。线路二:走龙潭驿—柏林驿—槐树驿—阆中县锦屏驿—柳边驿—南部县—富村驿—云溪驿—秋林驿—潼川州(三台)皇华驿—建宁驿—中江县五城驿—古店驿—汉州广汉驿—新都县新都驿—成都锦官驿。

从川陕苏区诞生的那一天起,四川地下党组织就一直在寻求同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取得联系。1934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调三四个同志到万县去(有两个同志在最近两三天内即可动身),三个同志到忠丰涪去(几天内可动身)”,打通贺龙及川陕苏区的关系。同年6月,四川省委再次决定,“直接派人和赤水、开、万党部去打通与建立川陕与川湘鄂苏区的关系。”

尽管打通川陕苏区的交通线过程非常艰辛,但是在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之下终究还是建立起来了。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川北的三台、阆中、苍溪、南部等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与川陕苏区取得联系。川陕苏区也不断派交通员来阆苍南地区与地下党组织接头,白区党组织也秘密派交通员去苏区汇报情况和接受任务。

1933年夏,三台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成都—中江—三台—盐亭—南部—阆中—苍溪,再渡东河进入川陕苏区。

阆中县城,历来是古蜀道上的重要驿站。《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载:“阆中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曾经是川北地区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当时系赤白区交界之处的阆中,对于联系、接待、掩护苏区进入白区和白区进入苏区的共产党员、工作人员,以及侦察敌情,传递赤、白两区域党的文件、情报等,均处于举足轻重的枢纽地位。

通过这条交通线,三台中心县委向红四方面军送去了田颂尧二十九军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部队番号、编制、武器配备、指挥官情况等重要情报。同时,中共四川省委还通过这条交通线,向川陕苏区送去了大量文件、药品、军用物资、干部和各类专门人才。

1933年8月,党中央由上海派往川陕苏区的廖承志(化名何柳华),与奉调苏区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央交通员王志高,就是在四川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经三台、盐亭,由南部抵达阆中,再从苍溪王渡等交通站转送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另外中共四川省委还通过这里给川陕苏区输送了200多名党团干部和专门人才。

除此之外,中共四川省委还开辟了由重庆经潼南、遂宁、盐亭到苍溪,再渡东河进入苏区的又一条秘密交通线。为了保证交通线的有效运转,中共四川省委还在白区的阆中、重庆、遂宁设了三个大的交通站。重庆交通站,主要加强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的联系;遂宁交通站,以密切四川省委同川陕省委的联系;阆中交通站负责连接党中央—四川省委—川陕苏区的关系。中央发给苏区的指示信、文件和许多交通人员都在阆中进行中转,然后再安排不同的线路进入苏区;苏区送出来的许多“鸡毛信”,也通过阆中送到相应的各地党组织手里。

1935年春,阆中交通站将敌军驻防嘉陵江的兵力部署等军事情报及时送往苏区,为红军制定强渡嘉陵江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中共四川省委开辟的交通线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南充罗守扑、丁云、何正朝,南部黎光武、李德蓉,阆中刘朝金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绕道陕南,辗转苏区与白区之间,探索和建立了一条又一条相对固定的秘密交通点线。而南部的碑院、阆中的洪山场等地建立的秘密交通,也有效地向苏区输送了情报和保证了食盐的供应。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在这条交通线上。

李健(左一)与学生在古蜀道上进行田野考察工作

川陕地下党在古蜀道上建立红色交通线的过程中,除了发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外,还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在建立川陕交通线时,陕西地下党就充分利用了陕军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促成了红四方面军与陕军达成《汉中协定》,这就为川陕交通线的建立和运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川陕地下党组织还尽量利用本地党员人熟地熟的独特优势,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走小路,辟蹊径,绕过敌人的关卡,打通各种关系,保证了红色交通线的畅通。

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开辟,为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量运送物资、维持情报畅通并护送大批革命骨干进入苏区,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红色交通线,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力量与中共组织和红军进行多次成功的密切合作,激发了杨虎城等国民党爱国将领的信心与勇气,为三年后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来源:官察室

作者:李 健(西华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视觉:谭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