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专列往事回忆

解秀英

调到毛主席专列工作

我是1959年9月9日从哈尔滨客运段调到铁道部专运处的。调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由铁道部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协调指挥的一个保密级别极高的客运部门。它承担着中央首长、外国元首的乘运任务。根据中央规定和客人的不同需要,有十几节车厢组成的大专列,也有几节车厢的小专列,还有个别领导的单包车(加挂在旅客列车尾部)。政治责任重大,安全保密性极高。

从1959年9月至1961年年底,在两年多时间里,我曾在铁道部专运处值乘过许多首长的任务。有些任务至今印象深刻。

1961年四五月间,周总理曾三次从北京去邯郸视察农业与农民生活。当时正值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共渡难关之际。每次到达邯郸,周总理总是不顾旅途劳累,抓紧时间到田间地头,到农民家中,了解民情和庄稼的长势;和老百姓座谈征求意见,谋划未来。每次回来,周总理的布鞋上都是粘着厚厚的泥土。听随访的工作人员说,一次在农村吃中午饭,乡干部为总理准备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盘肉,总理看到后,立即吩咐工作人员撤掉,从别的桌子上拿了棒子面窝头吃起来。那年月,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吃肉,不喝茶。我亲眼看到,餐车的厨师为总理做的是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和白面加玉米面做出的“金银卷”。总理连续多天下到田间地头搞调查研究,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专列上还会从前到后在车上走一走,关心乘务员的吃住情况,问我们能不能吃上饱饭。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总理在返京前应我们请求,在邯郸站与全体人员照了合影。周总理穿着洁白的短袖衬衫,精神矍铄地站在我们中间,面带微笑和每个人打招呼。我蹲在总理右下侧,留下了珍贵的瞬间。

1961年5月中旬,周总理在邯郸车站与专列工作人员合影

周总理非常关心专运工作,特别是涉外的客运任务。一次我值乘了周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去西安的专列任务。客人下车后,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来到餐车上,询问车辆、人员配备情况,了解工作人员对接待工作中的礼仪礼节的掌握情况。与几位同志交谈后,周总理显然对了解到的情况不太满意,他指示说:“你们都是些年轻人,在首长、外宾的专列上工作,经常接待外宾甚至国家元首,业务一定要熟练,知识面要广,人文历史、风俗礼仪不懂是难以胜任工作的。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平时没有任务,要多组织学习文化业务知识,了解各大城市的名胜古迹;还要多学些中国革命史、近现代史知识。”

还有一次,在周总理由杭州赴上海途中,他发现乘务员的工作装都是棉布做的,不挺括且样式陈旧,便对乘务员说:“回去向领导汇报,以后值乘外宾任务,你们要穿礼服,才显得精神提气。”后经领导研究,作出了“今后凡执行外宾任务,一律改穿毛料制服”的决定。在提高乘务员全面素质的同时,也提高了乘务员在外宾面前的良好形象。

1960年1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值乘了周总理的专列任务。专列傍晚时分到达上海车站,客人下车后,大概七点多钟。列车长老杨告诉我,要我带上洗漱用具到尾部列车上值班。他对我说:“这辆车要从大列上甩开,你在车里要把门锁好后就睡觉,明天早晨我来叫你吃早饭。”当时我有些害怕,但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车长走后,我锁好车门,好在很快睡着了,就什么都不想了。

过了两天,车长通知我们去看演出。我们乘车到了一个剧场的2楼。七点半左右,忽听一楼响起了热烈掌声,有人在喊:“毛主席来啦,毛主席万岁!”听到喊声我向下看去,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了进来,是毛主席!只见毛主席缓慢地、有节奏地向一楼二楼的群众招手,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示意大家落座。

因为是在楼上,我看得不是太清楚,心里总有些遗憾。节目开始了,记得好像是舞剧《小刀会》,因为脑子里总在回放毛主席走进剧场时的情景,反而对节目心不在焉了。我想,这辈子如能有机会到毛主席专列上工作该有多好啊!没有想到一年多后,我真的被调到了毛主席的专列上了。

1961年10月的一天,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我到主席专列去工作。当时我一脸惊愕,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直到领导又复述了一遍我才回过神来。激动、兴奋、惊喜之中又掺杂着惶恐、忐忑和不安。

到毛主席专列后,我才发现这是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同志们和蔼友善,待人真诚,我很快消除了顾虑,融入集体之中,并尽快了解了列车的编组情况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毛主席专列由一节发电车、一节电台车、一节行李车、一节硬卧车、两节软卧车、一节高包车、一节丙级公务车、一节乙级公务车、一节甲级公务车、两节餐车(大灶餐车和小灶餐车)、一节后部值班车共13节车厢组成。硬卧车是乘务员宿营车;软卧车是毛主席的警卫部队和铁道部添乘领导的休息车;高包车供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护士、机要秘书等人住宿;丙级公务车由汪东兴、张耀祠乘用;乙级公务车是备用车,是专门为毛主席要接见的中央其他领导如刘少奇、周恩来等准备的;甲级公务车由毛主席居住。在专列上工作10年期间,毛主席就像“专列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家长,用他的人格魅力、师表风范,教育、感召、影响、聚拢着每一个专列成员,让我永生难忘。

不愿给地方政府添麻烦

毛主席外出视察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专列。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大部分都是乘坐火车,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次。在1949年至1974年的25年中,共乘坐专列72次,最长的一次差2天9个月。正因为乘车次数多、时间长,所以毛主席专列被誉为“流动的中南海”“毛主席的第二个家”;毛主席亲切地称专列乘务员为“自家人”“我的队伍”。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的专列设施陈旧落后,夏季没有空调,只能用土冰箱降温。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主席外出视察活动的增加,1957年,铁道部从当时的民主德国进口了配套专列,主席的餐车和卧车设施得以全面改善,车厢宽敞明亮,温馨舒适。当毛主席第一次踏进车厢时,一边看着车厢的四周一边说:“不错,不错”,“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小型会议了,这里方便,比下面的宾馆、饭店经济实惠又方便省时,不是很好吗!”

专列为了不给或少给旅客列车造成不便,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曾向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作出指示:专列出行既要快速准点,又要尽量把时间定在其他列车的运行间隙。因此很多时候,专列到达省市的时间会被控制在夜深人静之时,这样既安全又不扰民,尽量不影响别的旅客列车。每次行动前,专列调度负责人都会了解铁路旅客列车运行情况,选择最佳时间段,插空开行。

主席在车上有时一住就是几天、十几天。有时白天下去视察,晚上又回到车上休息。主席之所以愿在车上住,并非因火车舒服,而是不愿给地方添麻烦,也为了节省开支。火车上钢轨摩擦声不绝于耳,加之一路颠簸、摇晃,连年轻人都睡不安稳,吃不好,更何况年事已高的人!当然,火车也有很多优势,如比飞机、轮船灵活便捷,不受天气影响,不怕风吹雨打,说开就开,说停就停。有时到农村,毛主席就下车和农民在田间地头直接交谈,体察民情,听取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席还经常把地方上的负责同志请上车边走边谈,每到一地,换一批人,充分利用火车优势。还有时在专列上召开调查座谈会,时间长了就叫专列停在支线上,等开完会再继续前行。

主席经常在列车上通宵达旦工作。有次专列停在机场支线上,怕机场的飞行训练影响主席休息,机场负责人命令停止训练,主席知道后坚决反对。有时专列停在工厂支线上,主席会事先告诉工作人员:“我来了,不要限制群众活动,不要影响工厂正常工作秩序。”毛主席专列停在农田附近,主席也会告诉警卫人员,不要打断农民的正常劳作,不要限制他们的出行自由。总之,毛主席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时刻提醒身边人员少给群众添乱,要尊重地方,依靠地方。

当然,时间长时主席也会下去住。这时他不仅自己坚持不给地方找麻烦,还一再告诫身边的人要谢绝请客送礼,更不允许向地方伸手要东西,买东西要付钱,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有一次,主席的生活管理员从天津买了点包子,想让主席尝尝。主席见到包子后马上问:“给钱了吗?开发票了吗?”当管理员把发票展开让主席看过后,他才幽默地说:“那好,今天我掏钱,小姚(主车列车员)请客,大家开吃吧!”

毛主席对专列在沿途各地采购餐料及按价付款极其重视。据餐车主任讲,每次任务结束前,主席的管理员都主动到餐车结账,没少过一分钱、一两粮票。

有一年去广州视察,警卫局派安克兴管理主席的生活,并负责餐料采购。那次安克兴没及时将钱和粮票交付当地。回京后主席得知这一情况,严厉批评了安克兴,还收回了他的管理员一职,另行安排,并在下次外出时交清了钱款及粮票。

餐车主任李业臣说,1961年,主席从上海回京后,曾派卫士王宇清来专运处结账,内附一张字条,上写:“李业臣同志,新年好!现送上工作人员伙食费210.4元,粮票15斤。”

1965年5月,重回井冈山,主席提前给工作人员指示说:“这次行动,不要搞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用人、少用车,沿途不要先通知,不要惊动或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因此,到茶陵县时当地政府只能临时腾出办公室给毛主席住,弄得茶陵县委同志很不安。5月29日,毛主席离开井冈山,途中在吉安过夜,当地把主席的房间布置得比较讲究,主席把身边人叫来,把软床和丝绸被撤掉,换上从北京带来的带补丁的毛巾被。当地人员深受感动,很受教育。在专列上,毛主席也总是穿他从中南海带来的已经磨损很严重的拖鞋和带很多补丁的睡衣。

毛主席重回井冈山时,每天的伙食费是2.5元,住了7天,需交17.5元,会计老雷坚决不收。主席的管理员说,吃饭给钱天经地义,这是毛主席定的规矩,不收钱没法交代,会计只好收下钱并开具发票。

有一次,主席视察淮河后回到专列,在筹划治理淮河方案、审阅淮河流向图时,不慎将墨汁洒到了桌布上。主席不无内疚地对列车员说:“桌布脏啦,要按价赔偿。”列车员一再解释,说桌布属于消耗品,按规定是不用赔的。主席说:“损坏东西要赔,哪有不赔的道理。”随后,主席又让秘书找到专列负责人执意要赔,后经负责人耐心解释,讲清有关规定,才作罢。

有一次,主席想把车上的大字本《前汉书》带到车下看,便写了个借条:“大字体前汉书13—22共10本拟请借我一阅,如许可,请交来人,不胜感谢!看后连同之前的12本一并奉还,4月1日。”

主席把我们当成自家人

毛主席一向把专列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把我们当成“自家人”,每当他从下边回到列车时总爱说一句“又回家了”。在我们心目中,主席就像一个德高望重、亲和慈祥的“家长”。偶尔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找乘务员陪着吃顿饭,聊聊家常。从学习、工作、生活到婚姻家庭,面面俱到,事事关心,随时随地给大家以教育、鼓励、鞭策。

1967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在某专运线停留期间,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主席要同大家照相。我们一个个兴奋极了,连跑带跳地集合在专列下的草地上,翘首等待着主席的到来。细心的同志还为主席准备了一把椅子。“主席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看到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挥着手,一面示意大家聚拢,一面绕开椅子,嘴里说着“我们都是自家人”,便带头在草地上盘腿而坐。一句“我们都是自家人”说进了大家的心里,也暖进了大家心里,大家应声笑了起来!快门闪动中,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张永久的笑容。

1967年夏,在上海郊区的打谷场上,毛主席席地而坐同专列车乘务员、警卫员亲切交谈

有一次,专列停留在长沙某专运线上,主席到站台散步时登上了乘务员的宿营车。休班的几个乘务员看到主席到来,又惊喜又紧张,赶紧站起来向主席问好。他走过几个包间,看到每个包间有上中下六张床,空间狭窄,就说:“这么小的空间又没有空调,既闷热又不方便,会影响你们休息的。”主席视察后第二天,卫士长把带队的张孝屏局长叫到主席处。主席说:“宿营车没有空调,夏天太热,能安装空调吗?”张局长回答:“空调不好安,换车可以。”主席指示说:“那就换个带空调的车吧。”张局长向主席保证回京后就换。

1963年6月14日,主席邀请餐车主任李业臣陪他吃饭,李业臣又紧张又激动。主席看出来后,先用筷子夹了块红烧鱼放到他碗里,又和蔼地对他说:“随便点,不要客套,我们都是自家人。”后来服务员端来一盘发面饼,主席主动把一块发面饼递到他手里问:“你家乡的人爱吃发面饼吗?”李业臣回答爱吃。主席又拿起一块说:“你代表家乡人再把这块也吃了吧。”当时老李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主席从吃住行到婚姻家庭各个方面,都给了我们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有的乘务员到了谈婚论嫁年龄,主席会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予以关心。有次外出正赶上周六,主席问小姚:“要是不出来你有什么打算呀?”“本想和男朋友约会。”小姚脱口而出。“那你失约了?”主席说。没想到晚饭后,主席用16开纸写了一首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送给小姚并说:“拿回去小吕就不会怪你了。”主席用既诙谐幽默又形象逼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晚辈的关心和爱护。李凤荣的爱人在外地当兵服役,主席曾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一首唐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送给她以鼓励其丈夫戍边卫国。

1959年三八节前,列车停留在郑州专运线上。女同志一起议论节日如何过。有人提出,主席正在车上,如能同主席合张影该多好呀!晚上,主车列车员姚淑贤把大家的心愿向主席作了汇报。没想到主席听后马上说:“好啊!明天不但要和你们合影,还要请你们吃饭哩,把你们的领导也叫上。”

第二天上午十点,忙碌了大半夜的主席从车上走了下来,高兴地向车下的同志问候,祝贺!幸福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姑娘们那一张张如鲜花绽放般的笑脸,被摄影师侯波定格在了珍贵的镜头里。开饭时间到了,只听主席说:“今天是你们的节日,我是来沾光的。”一句话又把大家逗乐了。主席平时很少喝酒,为了助兴举起酒杯说:“大家辛苦了!”大家不断重复着“感谢主席关心”,整个餐车充满着喜庆欢乐的气氛。

1963年8月,我值乘了中央首长去北戴河的任务,很多首长都到北戴河开会、休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流连忘返,不知不觉在海里泡到了晚上11点多钟。不料,第二天一觉醒来,浑身酸痛,开始发烧。看过大夫之后仍不见好转。原来我得了急性气管炎,寝食难安。这事不知怎么让主席知道了,他提出让我回北京一边治疗一边休息。于是领导决定我回京治疗。我已经两三个晚上没有合眼了,一想到因自己好奇、贪玩、图一时之快耽误了工作,悔之莫及。但想到自己这点小事主席还亲自过问,又感到幸福和感动。

一次在专列开往郑州途中,小常不幸得了眼疾,两眼又红又肿。主席看到了,让随车的保健医来给小常看病。当听医生说需要马上手术,主席又让秘书派人用小轿车把小常送到了郑州医院,由三名医生为小常做了手术,使小常解除了病痛,恢复了健康。

主席专列在外地停留时,也会特别关照家在当地的乘务员,给他们机会回家探亲。主席给身边人员放假是有任务的:一是探亲,二是搞调查研究,回来后主席要听取任务完成情况。一次,专列停在郑州某专用线上,主席特批家在郑州的小王回家探望年事已高、身体欠安的父母,并交代小王一项任务,让他了解家乡邻居的生活情况。小王回来一一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听了甚为高兴。还有一次专列停在山海关,主席给家住当地的小孔放了一周假。

主席培育了专运队伍

主席称专列人员为“我的队伍”。这是毛主席1959年在去庐山的路上碰到我们时说的。在这之前,主席也对铁道部部长说过:“你们铁路是半军事化,有严格的纪律,我喜欢。”主席喜欢这支队伍,还用心血培育浇灌了这支队伍。

主席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历史文化知识等方面,不断对我们进行教育和帮助。他常说,你们不能老当乘务员,不能老在我身边服务,所以你们要多学知识,多学本领。

主席对我们的教诲蕴含在聊天之中。主席曾问王爱梅同志,你喜欢梅花吗?接着又讲,在漫天大雪的寒冬只有梅花独自开放,它有不畏严寒的傲骨和香自苦寒的品德。这是在讲怎样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的道理。

老张1954年做列车保卫员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当主席听说他是河南荥阳京襄人时,先是像没听清楚,稍停一会问:“荥阳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头一关,你知道吗?”他答说不知道,主席说,你可以多看看《三国演义》,你们年轻人要多学点历史知识。还说,你知道河南的简称为什么叫豫吗?因为在古代,河南是出产大象的地方。

主席还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思考,启发和督促我们多看一些书。主席曾问小杨:“人不吃饭能不能活?为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主席还让我们想50万年以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是在教导我们学会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主席在用他的大智慧启迪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心灵。陪主席吃过饭的同志都说,陪主席吃饭实际是一种精神享受。主席谈古论今,涉猎的话题很多,总是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言传身教,让人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主席总是在聊天中传授知识,于润物细无声中教育着我们。

因为专列上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工作纪律:不能随意在各车厢中串走;不能随便打听首长的行踪去向;在停车期间,即使遇到首长散步也不能贸然上前打搅(因为主席往往在散步中思考问题)。所以在头两年中,我只是在看电影时远远地看到过主席,还没有机会和他握手、问好。1964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张玉凤对我说:“主席刚忙完工作,你去见见主席吧。”“真的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看到张玉凤点头后,我揣着一颗加速跳动的心,跟在她的后边,大脑飞快酝酿见到主席后说些什么。当张玉凤敲开主席的房门,我看到主席正靠在床头上看书,我紧走两步,问了一句:“主席您好!”却把在路上想好的话全忘了。只听张玉凤介绍说,她叫解秀英,我们都叫她“老解”。主席看到我紧张的样子,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我坐下,并风趣地说:“那你是老资格了”。我说不是,“老解”是大家对我的戏称。之后,主席问我是哪里人,年龄多大,工作几年了……听说我16岁便参加了工作,只有初中文化时,主席鼓励我说:“你们还很年轻,要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多掌握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主席一贯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他曾为中南海警卫一中队创办文化学校,亲任校长并监督大家学习。正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导下,我参加了电视大学高中课程的学习,还自学了一些文学历史知识。

1959年6月,我们跟随毛主席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家乡。当主席回到上屋场旧居后,在父母亲的照片前伫立良久。他满怀深情地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要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那么早啦。”之后,他又走进自己的卧室,面对兄弟三人与母亲的合影说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家乡话。主席的一举一动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第二天,我们又跟随毛主席去祭奠他的父母。一路上主席沉默不语,急切地走向埋葬着他的双亲及其他亲人的老屋对面的竹林。他走到父母坟前,献上了用松枝儿扎成的花圈,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口中说着:“父母亲我看望你们来啦,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他父母的墓地只有一块儿小石碑,坟头上没有其他装饰,据说地方官员曾提出过为主席父母修葺坟墓,被主席拒绝了。

1964年9月21日,专列车返乘到达北京站时,毛主席与专列车乘务员合影

第三天,家乡的父老乡亲听说毛主席回来了,都争相目睹他的风采。有族中人也有外姓人,有耄耋老者也有垂髫童子,主席或招手致意,或热情问候,没有一点架子,还弯腰低头接受了少年儿童献上的红领巾。看到主席对乡亲们真诚的态度,我受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教育。

就是在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关怀下,我们这支队伍培养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在为毛主席服务的长期实践中,牢固树立了恪尽职守、勤奋工作的良好职业道德,为毛主席外出视察创造了安全舒适、安静整洁的工作生活环境,高质量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原文载《百年潮》2022年第4期)

作者:解秀英(毛泽东专列列车员,原铁道部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