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地方志

今天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纪念日,特转发许京生先生的文章以达追思。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藏了各地若干有关生产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我们查起来却很困难,所以除编印联合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以及其他古籍中有关科学生产技术的文献。”这些论述到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虽然是对图书馆的同志讲的,但同样值得地方志工作者好好研读和学习借鉴。

周总理最早提出要“送书下乡”

1958年8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戴河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邓衍林,询问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事后,邓教授将谈话整理出来,希望在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工作》月刊上发表。馆领导认为想法很好,于是责成馆办公室给总理办公室写信联系,询问是否能够发表。

馆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联系的信件和邓衍林教授撰写的稿件至今为国家图书馆档案室珍藏。根据档案的有关记载,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1958年8月9日这天,周总理与邓衍林亲切交谈,询问北大图书馆系有多少学生、学生们的学习和劳动情况。邓教授回答说:“有本科生135名,函授生151名。”总理笑着说:“那不多,用函授的方法培养在职干部很好。”并说:“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城市,要把图书馆深入农村,送进工厂,遍地开花。要做到村村有馆,社社有书,在每一个工厂里都要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乐园,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谈图书馆工作时,他说:“图书馆不只是收藏图书,整理图书,重要的是要把图书广泛流通起来,把图书送下乡,送进车间”。这可以说是新中国送书下乡的最早发端。在谈“开门办馆”问题时,他说:“开门办馆不是开着门等人上门,而是要把好书送上门”。

当周总理得知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早8点到晚10点时,他笑着说:“你们在开馆,工人在工厂生产,农民在田间操作,你们开馆的时间只解决了城市读者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工农读者的问题。”他建议:“图书馆工作的同志要研究一套新的办法,适应新的需要,创造必要条件把文化食粮,生产技术知识像水磨一般地流通起来,要把好书转得快,流得远,这才是宣传图书馆的有效办法。”

在谈到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时,邓教授汇报说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领导下,编辑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中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各种专题联合目录和编印西文新书联合目录通报,采取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和复本提调等措施,周恩来深表赞许,他说这样可将全国藏书做个初步调查,便于全国各地的科学工作者和机关干部参考借阅,这项工作应努力及早完成。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把科学技术资料、历史文献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迅速整理起来,使科学文献工作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他还举例说明了文献资料整理的重要性,他说:“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藏了各地若干有关生产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我们查起来却很困难,所以除编印联合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以及其他古籍中有关科学生产技术的文献。”对古籍文献整理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周恩来总理与地方志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由于地方志中记载了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极为丰富的资料,被称为“一地之总览”。周恩来总理就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每到一个地方考察工作,都注意翻阅当地志书,了解当地历史条件情况。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了解周恩来总理与地方志的二三事。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省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专门指示前线部队,要保护好以收藏明代方志和善本书而著称的宁波“天一阁”,使这个藏书楼完好无损的回到人民手中。

周恩来总理重视对地方志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并做出了重要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成立了全国修志的指导机构——地方志小组(现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随后展开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修志工作。他强调,修志“借古观今”,“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周恩来总理生前还关心北京的修志工作,嘱托一定要编好北京志。

1958年8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戴河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谈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做到古为今用。”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邀请60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举行茶话会上讲:“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现在当然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制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

1959年6月,周恩来总理曾向中国档案局局长、地方志小组组长曾三询问地方志编修情况,指示国家档案局:“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1961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庐山参加中央会议期间,视察观音桥林场时,查阅了吴宗慈在民国时期编撰的《庐山志》,了解观音桥的历史情况。他对江西省有关领导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嘛。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曾讲过:“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不顾余震危险赶往灾区慰问。为了了解当地历史上发生的震情,查阅了当地县志。9日晚11时,周恩来总理在隆尧县邢台地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说:“查了县志,在这里1200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留下了纪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必须从中取得经验”。

周恩来总理生前对《北京志》的编纂工作十分关心。80年代初,分管北京市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向市委领导同志传达,周恩来总理生前嘱托:一定要编好北京志。

周恩来总理重视地方志工作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由于地方志中记载了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极为丰富的资料,被称为“一地之总览”。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考察工作,都注意查阅当地志书,以了解当地历史情况,作为领导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借鉴,并且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倡导和关怀下,在全国普遍开展了新编地方志工作。

周恩来总理重视对地方志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1956年成立了全国修志的指导机构——地方志指导小组(2023年9月更名为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随后开展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修志工作。强调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鉴古观今”。

周总理生前还关心北京的修志工作,嘱托一定要编好北京志。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省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专门指示前线部队,要保护好以收藏明代方志和善本书而著称的宁波“天一阁”,使这个藏书楼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1958年8月9日,周总理在北戴河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做到古为今用。”

《庐山志》

1959年4月29日,周总理在其邀集60岁以上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举行的茶话会上讲:“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资料……”

1959年6月,周总理曾向中国档案局局长、地方志小组组长曾三询问地方志的编修情况,指示国家档案局:“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

1961年,周恩来在观音桥看《庐山志》

1961年8月,周总理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视察观音桥林场时,查阅了吴宗慈在民国时期编纂的《庐山志》,了解观音桥的历史情况。他对江西省有关领导同志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嘛。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曾讲过:“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不顾余震危险赶往灾区慰问。为了了解当地历史上发生的震情,周总理查阅了当地的县志。9日晚11时,周总理在隆尧县邢台地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说:“查了县志,在这里1200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纪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必须从中取得经验。”

周恩来亲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慰问

周总理生前对北京志的工作非常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分管北京市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向市委领导同志传达,周恩来总理生前嘱托:一定要编好北京地方志。

来源:“方志四川”综合自方志河北、北京方志馆、方志吉林有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