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12月1日起,“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专栏,发布纪念文章,表达我们深切的缅怀之情。同时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方志四川”投稿邮箱:565066364@qq.com。

我给毛主席当警卫——回忆毛主席首次来杭州的几件往事

作者/曲琪玉 整理/龚喜跃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笔者和一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参加了一个纪念活动。回到家里,思绪万千,回忆起当年毛主席第一次到杭州时与他老人家结识,不久就被他老人家调到北京直接做保卫他老人家的警卫工作,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一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27年1月,笔者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于1941年(14岁)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工作需要我还改了名字(原名龚振义)。从入党那天起,我就知道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也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7月,笔者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保卫部书记(机要秘书)。

二

随七兵团解放杭州

1949年2月,淮海战役胜利后,笔者所在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后,主要任务是攻取浙江。4月22日,大军横渡长江。5月3日,人民解放军进攻杭州,当天夺取了钱塘江大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军就地放下武器投降,杭州宣告解放。

三

接管国民党警察局

1949年5月3日,第七兵团保卫部在部长王芳带领下(当时笔者给王芳同志当秘书),连夜接管了位于太平坊街22号的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

祈盼解放,早已是浙江人民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之事。解放大军一进城,杭州市区的战乱形势迅速稳定下来,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解放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有序的生活。学校照常上课,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正常生产,甚至连电影院安排的影片也没有中断售票和放映。这座风景如画的江南名城,在一派平稳、喜庆的气氛中,跨越了新旧两个世界的历史变迁。

1949年5月5日,笔者和保卫部其他同志随侦察科长张世祥一起进入杭州与王芳部长会合。从这天起,我和战友们一道走上了公安战线的新岗位。

四

成立杭州市公安局

1949年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谭震林、谭启龙为正副书记,李丰平、杨思一、戴智真为省委委员。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成立,李丰平兼任部长,王芳任副部长。5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李丰平兼任市公安局局长,王芳任副局长。军管会公安部与杭州市公安局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同时兼顾浙江全省的公安保卫工作。8月,浙江省成立公安厅,李丰平任厅长。11月,王芳接任李丰平的杭州市公安局局长之职。杭州市公安局成立后,笔者任市公安局书记。

浙江省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军败退后,潜伏于各地的匪特活动十分猖獗,曾发生百余起武装暴动,攻占过两个县城,残害我各级党政干部一千余人。为确保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5月11日和7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对杭州城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搜捕行动,逮捕国民党“中统”“军统”及其他潜伏匪特五百余人,收缴电台二十五部,枪支七十余支,收容、登记、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五万四千余人。从这年5月起到1952年,全省剿匪近十万。杭州市公安局还配合全国、全省开展了为期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摧毁和肃清了潜伏在杭州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与特务据点。

经过三年的镇反剿匪工作,浙江省稳定了,杭州城太平了。自此,市公安局将迎接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到杭州的警卫安保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1年2月23日,朱德总司令与夫人康克清赴杭州疗养并视察浙江省驻军部队。1951年12月30日,刘少奇同志与夫人王光美来杭州疗养并视察浙江省各地党政工作。他们的到来是对杭州警卫工作的检验和促进,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迎接毛主席来杭州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五

强化西湖的安保工作

1952年11月,王芳同志任浙江省公安厅长。为了给人民群众创建一个安全、祥和、优美的休闲环境,也为了确保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来杭州的绝对安全,王芳同志对杭州市的公安工作提出了“打扫院子,迎接客人”的明确要求。在王芳统一领导下,成立了“省市公安局”,将当时浙江省的警卫工作和外事接待工作结合起来,统一由“省市公安局”交际处负责并设立了“点线保卫科”,笔者任科长。当时的杭州市人民政府还没有设旅游局和园林局,西湖景区内所有宾馆、饭店、餐馆、商店、茶社、照相馆、书画苑、游船等旅游服务设施,都算“特种行业”,统一划归“点线保卫科”直接领导和监管。不久,鉴于西湖地区的特殊地位,省委决定由王芳同志兼任西湖区委第一书记,笔者被任命为西湖公安分局局长兼点线保卫科长,主管西湖景区内的“职业保卫点”工作。张秉业同志为西湖分局副局长兼治安科长,主管北山、玉泉、净慈、龙井、灵隐等地和西湖水上派出所,强化社会治安和特种户口管理工作。从市局侦察情报处选调侦察员王汝良同志,任命为西湖分局侦察科长。王汝良负责加强西湖景区内的庙宇、饭店、旅社、街道等重点单位和区域的明察暗访工作,随时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武装匪特的破坏活动。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是浙江省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安保工作环境所形成的,也是公安战线上的一个创举。

西湖分局全面接管西湖景区内的全部“特种行业”,通过审查甄别内部人员,清理了土匪恶霸、地痞流氓、反动党团骨干、黑社会帮派组织及反动会道门等成员近百人。

将西湖景区内所有的“特种行业”改造为西湖分局下辖的“职业保卫点”,所有留用的员工身份也改变为西湖分局的正式职工。这些“特种行业”一方面为社会服务,一方面监控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为了震慑和防止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对西湖各风景点及各个保卫网点的骚扰与破坏,经上级批准,西湖分局下辖所有“特种行业”的经营执照上,“老板”(现在叫法人)都换上了笔者的名字及单位名称。

六

建设公安“职业保卫点”

西湖分局利用这些“特种行业”,在西湖景区内相继建立了两百多个公安“职业保卫点”。这些网点,不但是我们强化安保工作的眼线和前沿阵地,也要照常对外经营服务,照章纳税。既然以做买卖为掩护,就会有收入。为此,西湖分局还专门设立一个财会办公室,所有网点每天的经营收入都要按时上缴。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政机关到处缺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当时上级只给配备了一个会计,没有合适的女同志担任出纳工作(部队上的女同志极少)。后经组织批准,笔者爱人刘永亭同志由市公安局秘书处调任西湖分局当出纳员。她当出纳员后,经常一个人身穿解放军军装(当时公安干警还没有配发专门的制服),骑自行车行走在西湖景区内,将各网点的经营钱款装在一个麻袋中,再送交市财政局。笔者从她的日常工作中不但能及时了解掌握各个“职业保卫点”的治安和经营情况,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女同志,每天有规律地骑车带着一麻袋钱,单独往来于各景点间竟无一次遇到意外,可见西湖景区内的治安工作已初见成效。

在王芳厅长直接领导下,西湖景区的安保工作最终实现了星罗棋布、点线联网的全覆盖,采用了以警卫与安保的“内紧外松”相结合;公开震慑与秘密监视相结合;线路布岗与点站布控相结合;职业掩护与民警巡查相结合;专业力量和群众协防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展开,给潜伏在杭州城内的国民党残余匪特摆下一张天罗地网,只要他们有蛛丝马迹的活动,即可暴露随时就擒。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市公安局的这些举措,为确保杭州重点地区、重点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七

我在杭州结识了毛主席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时刚好过完他的六十大寿。主席一贯反对为他祝寿,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意将自己的生日安排在火车上度过。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目的是在西湖边上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次他在杭州住了七十八天。我作为主席在杭州外出活动的警卫随员之一,经常伴随在他左右。

毛主席来杭州时,他和家人们住进刘庄,陪他同住的有汪东兴、张耀祠等北京来的部分警卫和相关工作人员。我们市局的警卫人员随王芳厅长也住在这里。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新中国成立前那里曾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住北山路84号院30号楼,这里曾是汤恩伯的别墅。别墅前有一排平房,作为主席办公的地方。临时来杭州向主席汇报工作的其他中央首长,住南山路西湖边上的大华饭店。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乘车去北山路84号办公。每次出发,王芳厅长都带着我们几位警卫随员一同前往。

由于睡眠不好,毛主席保健组的周泽昭大夫曾建议他改变一下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里办公的习惯,多出去走走,爬爬山可能效果会好些。主席采纳了周大夫的意见,曾兴致勃勃地爬过五云山、北高峰、玉皇山、保俶山、狮子峰、城隍山、北山、天竺山和莫干山等,在杭州期间几乎爬遍了市内所有的山。他对杭州山水秀美、田园媚丽的自然风光情有独钟,每星期都要出去爬山锻炼,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每次回来他都感到兴奋、舒服,而且对去过的地方都会有一番赞叹,甚至多次写诗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有一次毛主席去爬五云山,登上山顶,在真际寺山门前,主席主动提出要和大家一起合影。当时我们有纪律,不能随意要求和首长照相。既然是主席提议,大家都很高兴,于是北京来的摄影记者侯波给大家拍了照。那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照相,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被我保存着。

毛主席爬山时随意性很大,经常不按我们事前安排的线路走。他曾对王芳厅长说过:“我从不愿走回头路。”这常常给我们做警卫工作的造成被动局面。记得一次主席在北山路84号办公后,下午就近去爬保俶山,看完保俶塔后应该沿着山上的小路经初阳台、紫云洞、栖霞岭下山,在岳坟附近上车回刘庄。不料走到半路,他却转道从保俶山背后的黄龙洞方向下山了。这可急坏了王芳厅长,他立刻命令我和孙恭莆两人去岳坟调车。我和小孙在山路上高一脚矮一脚地奔跑着,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后来小孙实在跑不动了,我只好把他丢在山上,独自一人跑下山去。见到主席司机周西林等人说明情况后,立即带车队绕道驶向黄龙洞。到了黄龙洞景区山门外,未见主席一行出来,急忙进去寻找。黄龙洞茶室也是西湖分局的一个“职业保卫点”,当我找到主席一行时,看见王芳等人在茶室陪着主席喝茶呢,负责这个保卫点的封耀松同志忙前忙后地正在为大家倒茶。几年后,小封也被调到中南海当了主席身边的卫士。

据后任浙江省委书记、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的王芳同志回忆统计,毛主席一生来杭州四十四次,最多时一年来过五次。从主席第一次到杭州来,就对杭州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不但喜欢杭州的青山绿水,也喜欢这里的风土民情,更喜爱杭州的同志为他服务。后来,陆续从杭州调了十几个同志到中南海工作。直接到主席身边的就有当厨师的韩阿富、当卫士的封耀松、当服务员的钱水涛、当理发员的周福明等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从杭州的各“职业保卫点”里选调来的。

八

从杭州到北京,我给毛主席当警卫

1954年3月14日,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毛主席回北京。主席走后不久,王芳厅长找我谈话。他对我说:“这次主席来杭州,你们西湖分局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不但省市领导满意,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也很满意。罗瑞卿和汪东兴同志找我商量,想调你去北京直接做毛主席的警卫工作,看你有什么意见?”听了他的话感到很意外,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自己能去北京,到主席身边工作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一生的光荣;另一方面觉得给主席当警卫责任重大,怕自己难以胜任;再有,自己在杭州的工作刚有些起色,一下子离开老首长、老战友,心里有些割舍不下。我看出王芳厅长也不太希望我离开,就说:“我服从省厅领导的安排”。

事情过去半年后,9月下旬的一天,王芳厅长突然打电话对我说:“中央办公厅的调令来了,你马上交代工作,把家里安排一下去北京吧!”1954年9月28日,我来到中南海向警卫局长汪东兴同志报到。第二天,汪东兴局长就让警卫处副处长毛崇恒带我去见毛主席。当时主席正在海淀区的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里游泳,在杭州时我就知道主席喜欢游泳,当时正值冬季,杭州不具备游泳的条件,但却不知那时的中南海里也没有游泳池。

来到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时,毛主席还在游泳池里,我站在泳池的扶梯旁静静地恭候着。不一会儿主席上岸了,卫士长李银桥陪着毛主席向我们这边走来,我看见他还是穿着那件百衲补丁的长浴衣。在距主席几步远的地方,我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主席好,我奉命向您报到!”主席微笑着摆摆手对我说:“我知道,你姓曲,杭州来的。”我也笑着点点头,暗自佩服主席超凡的记忆力。主席接着对我说:“来我这里工作,要好好学习哟!”我即刻回答:“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这是当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回到警卫处后,我就参加了紧张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的警卫任务(刚到警卫处时,我任警卫科副科长)。10月1日那天,我第一次跟随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节的阅兵和游行庆祝仪式。10月2日,我就作为毛主席的警卫随员,伴随他乘火车到全国各地去巡视,这一走就是七个月,到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前才回到北京。从此,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一干就是14年。在主席身边的日日夜夜里,始终牢记他对我的教诲,工作、学习未敢有丝毫懈怠。

至今,毛主席当年教导我的那句话,仍旧回响在耳边,令我终生不忘!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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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曲琪玉〔1927年生,山东省掖县(莱州)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局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兼毛主席卫士长),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整理:龚喜跃(曲琪玉儿子,在国家机关事务局老干局领导岗位上退休,现协助父亲从事红色文化传承等工作,2019年12月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评选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