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12月1日起,“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专栏,发布纪念文章,表达我们深切的缅怀之情。同时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方志四川”投稿邮箱:565066364@qq.com。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著作的不同版本

原思谨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中,陈列着不同版本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著作都出自毛泽东之手。透过这些著作,让人不由回想起井冈山斗争时期孕育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政权”伟大理论。在茫茫的黑夜中,这些理论闪耀着红色的光芒,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我党我军有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失败的教训。更严峻的是,在白色政权的包围打压下,不少人对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发展持怀疑态度。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中国革命到底该如何前行,这个重大的问题尖锐而现实,急需得到回答。

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举办,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总结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该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便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阐述了在四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指出,“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其中包括白色政权长期分裂战争、红色政权有大革命的发动和准备、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和共产党组织有力、政策不错误等。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这几篇文章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既否认了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起来,为之后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毛泽东总结红四军和其他地区红军的斗争经验,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党的六大后,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巩固和扩大红军和根据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在途中,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指出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布告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政策,主要有“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等。这份布告给沿途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很快,毛泽东带领红四军在闽赣边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同年夏,红军游击战争也开始蓬勃发展。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豫皖、赣东北……一块块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开辟建立。到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已在全国10多个省的100多个县创建了大小10多块根据地。农村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有力地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也凸显出城市斗争始终处于困难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同时,毛泽东把红军游击战争的不断发展和农村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扩大,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开始形成“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根据地建设经验,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他还着重指明了农村斗争的意义,“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上来,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革命道路,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政权。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根本障碍。

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11月27日第6版

作者:原思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