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12月1日起,“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专栏,发布纪念文章,表达我们深切的缅怀之情。同时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方志四川”投稿邮箱:565066364@qq.com。

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陈立旭

1949年,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之际,西藏却发生了旨在分裂祖国的“驱汉事件”,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猖獗一时。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在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依靠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确运用政治、军事策略,粉碎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藏独”的阴谋,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

一、“驱汉事件”的发生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藏地方政府归国民党政府领导。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有机可乘,便在印度和英美等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制造了一个“驱汉事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1949年7月初,印度独立后继续留任的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卡逊对西藏地方当局设立的所谓外交局长扎萨柳霞·土登塔巴、扎萨索康·旺秋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充为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建议藏政府达扎摄政作出决定”,以遣走一切可疑的共产党秘密人员为借口,赶走包括国民党人员在内的一切汉人,为西藏独立创造条件。于是,1949年7月8日,西藏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活佛召集全体噶伦及重要官员15人开会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变动,要立即驱逐汉人,以免引起共产党里应外合。当天,西藏地方当局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章,说国共两党决战,西藏地方政府不能对国民党人员的安全负责,根据西藏民众大会的决议,西藏政府决定,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和其他一切汉人离开西藏,一切办事机关两星期内启程赴印度,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还派人捣毁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无线电台,台长遇刺受伤,还派兵把国民党驻西藏的一切机关人员监控起来。在拉萨经商的汉人和汉人喇嘛也被驱逐,还派刺客寻机刺杀国民党驻藏官员,以示恫吓。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咄咄逼人的做法,态度十分软弱,仅表示:西藏地方政府这种做法“于法于理殊多未合,”同时下令国民党驻藏人员及家属在两周内分三批“取道印度返回内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驱汉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实行所谓的西藏独立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二、回击分裂主义分子

西藏地方当局驱逐的虽然是国民党驻藏人员,但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制造“驱汉事件”的目的,是断绝西藏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其实质是搞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对此,必须予以坚决回击。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新华社的社论在揭露“驱汉事件”的本质是搞“西藏独立”、使西藏变为外国殖民地的同时,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中国的西藏人民要认清,这个事件的目的,是使西藏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隶。《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这次西藏当局驱逐伪蒙藏委员会代表同时,借口‘防止共产党活动’,这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极端错误与反动的,显然是受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挑拨,这是违背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利益的。”这两篇社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决不允许分裂的决心。但是,英美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印度政府却无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唆使西藏地方当局加紧分裂祖国的活动。1950年1月14日,西藏摄政达扎活佛决定派几个使团,赴英、美、印度、尼泊尔,“解释西藏独立”。还表示,也要往中国派一个使团,“以便向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对此,我国政府予以严正驳斥。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的谈话。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的,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西藏当局派出“亲善使团”,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西藏赴英美等国的代表未能成行。1月18日,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赴京藏族人士纷纷痛斥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分裂中国的阴谋。23日,全国政协藏族代表桑吉悦希在重庆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侵略与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及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班禅堪布会议厅也于1月31日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反对西藏地方当局这种倒行逆施、违背西藏人民意志的行为,并“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对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

三、确定解决西藏问题四原则

考虑到西藏有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毛泽东于百忙之中分出精力,着手经营西藏。1949年8月至1951年9月,毛泽东考虑经营西藏的四个原则是:

第一,团结班禅,广泛地争取西藏人民。1949年8月6日,他在兰州解放前夕指示彭德怀,“班禅现在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很快与居留在青海塔尔寺的班禅及其行辕取得了联系。由于我党我军工作及时细致,加上班禅及他身边的人具有爱国之心,班禅采取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班禅居住的香日德时,班禅立即指示计晋美起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在当天以班禅的名义发出。毛泽东与朱德于11月30日复电班禅,电报说:“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说明,毛泽东团结班禅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二,坚决派兵入藏。能否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最关键的是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解放军如果不能进藏,我们的宣传和争取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制止分裂。而西藏地方当局搞分裂,也把希望放在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之上。他们自恃手中有部分藏军,试图借此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在宣传上,也大造不让解放军进藏的舆论。毛泽东抓住了解放军进藏这个关键点,决定派兵入藏。1950年1月2日,他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为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

第三,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当时毛泽东发出的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电和中央的宣传口径,都是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和朱德在1949年11月23日发给班禅的电报中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言人的谈话也提出,愿意接待拉萨派来的代表“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但是和平解放西藏必须以武力为后盾,西藏地方当局必须和平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第四,团结西藏人民,建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毛泽东于1950年1月指示: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在西藏建立一个能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权,进一步争取西藏人民,为下一步改造西藏社会制度作准备。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西藏必须解放,祖国必须统一,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也要逐步实行人民民主制度。

四、下决心发起昌都战役

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却一意孤行,搞分裂活动。1950年初,西藏地方当局指示派往北京的和谈代表有意滞留在印度,暂不赴京,拖延谈判。他们还用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声称西藏是“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国家”,“不要让军队(指人民解放军)越境直入西藏领土。”他们还散发所谓“十三世达赖遗训”,对共产党进行诬蔑。3月15日,西藏当局的非法“亲善使团”代表竟致函中国驻香港领事馆,要以西藏“外交使团”的名义,在香港与我谈判“西藏独立”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复函揭穿西藏地方当局及其支持者的阴谋后,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了武力对抗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美国人汤姆斯以“无线电报员”的身份到西藏进行特务活动,探寻“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问题。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说:“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的请求。汤姆斯公开要西藏地方当局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伍后,西藏地方当局给美国政府写信,提出要求美国给他们十亿美元的援助和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

1950年上半年,美印达成协议,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的加尔各达运往西藏。英国也派间谍为西藏地方当局作军事谋划。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加紧军事准备,征粮、征饷、征兵,将原有的14个代本的藏军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12个代本的兵力布防于昌都、那曲一线,同时守住金沙江以西的险要地段,企图凭险拒守,把住关隘,阻止解放军进藏。同时,他们向我青、康人民政府和我驻在甘孜的军队发出信件称:过去国民党政府与西藏就是以金沙江为界的,“中藏应保持过去疆界和好。”1950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张竞成等同志进藏说服西藏地方当局放弃分裂活动,和平迎接解放军进藏,但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阻挠、刁难,无法开展工作。同月,青海省各寺院也组成赴藏劝和代表团去拉萨做说服工作,也受到刁难。

格达活佛遗像和追悼活动现场

1950年7月,爱国活佛格达为求祖国早日统一,不顾个人安危,赴拉萨向西藏地方当局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却被西藏地方当局所阻挠,不幸中毒身亡。另一方面,西藏各界人士则坚决反对西藏地方当局阻止解放军进藏和搞分裂活动,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当年1月18日,赴京的和在京的藏族知名人士集会,热切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西藏知名人士派代表赴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藏族同胞渴望解放西藏,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毛泽东看到,西藏地方当局一意孤行,分裂祖国,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搞分裂的“资本”――藏军。他们有藏军,才敢于搞分裂活动。如果不消灭藏军主力,剥夺他们搞分裂的“资本”,他们的分裂活动还会继续下去。同时,毛泽东也看到,西藏广大群众,是维护祖国统一的,他们坚决要求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阻止祖国统一,搞分裂的,只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但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是西藏上层统治者,他们手中有政权、军权、宗教权,而且,他们十分顽固,已经决心使用武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试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在经过多方面做工作仍然无效的情况下,用和谈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只能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的藏军主力集结地昌都发起战役,消灭藏军主力,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才能挫败分裂势力,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也是人心所向,不容迟疑。于是,他作出决定:发起昌都战役,消灭藏军主力,然后乘胜进军西藏。他命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以18军为主,加上云南军区一个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师,在西南军区统一指挥下,于1950年3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进军西藏。

1950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昌都战役。战役历时18天,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灭了昌都边使总署和藏军主力9个代本。毙俘藏军以外,有一部分藏军投降,一部分藏军起义。其中,由主官德格、格桑旺堆率领的第9代本成建制起义,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欢迎和优待。10月19日,昌都解放,拉萨已是唾手可得了。

五、消灭藏军主力后仍然贯彻和平解放的方针

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受到西藏群众欢迎

富有远见的毛泽东下令进军西藏后,在武力解决当中仍然贯彻和平、团结和尽可能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方针,为以后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主要体现在四点:

第一,指示解放军在进军西藏时,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和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要亲密团结藏族同胞,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分子。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还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朱德也指出,进军西藏“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中共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西藏的指导原则。这说明,毛泽东在决定派解放军进入西藏时,还是坚持争取和团结广大西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方针的。

第二,此时毛泽东设想:西藏解放后,仍应保持其原有社会制度不变。根据这一设想,1950年5月29日,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共西南局拟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十条基本原则。这十条基本原则中,十分重要的,是规定和平统一西藏之后,西藏可以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社会制度。

第三,早在昌都战役前,我军做好准备后,仍寄希望于西藏地方当局悔悟,走到谈判桌边来。1950年10月初,西南军区作好战役部署后,向西藏当局规定了派代表赴北京谈判的期限。只是在西藏当局超过期限仍不派代表的情况下,才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四,即使是在昌都战役打响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行动中,力争少毙敌,多俘敌,争取藏军和平起义。因此,在昌都战役的军事部署上,我18军分两个集团行动:北集团以52师、军侦察营、炮兵营和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组成,担任正面攻击;南集团以53师和云南军区部队的一个团组成,迂回到藏军侧背,断其退路。无论是南集团还是北集团,都以迂回包围为主,尽量减少正面强攻。这样可以少毙敌,多俘敌,促成藏军起义。由以上几条可见,毛泽东为了团结西藏人民,争取和平统一,在不得不动武的情况下,也是用心良苦的。

六、团结西藏上层的原则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前,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昌都解放后西藏地区的局势和西藏当局的处境,在已经形成西藏原有社会不变的设想后,又进一步确定了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和贵族利益,从而团结西藏上层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争取西藏贵族和政教人员方面,前进了一步。毛泽东批准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基本原则中,保留了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方针和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的方针,实际上修改了他最初的解放西藏后马上改造西藏社会制度的思路,形成了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然后暂时保存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并且也保持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不变的新思路。

根据毛泽东的新思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请在昌都战役时转向共产党的噶伦阿旺晋美从昌都派人专程前往拉萨给达赖送信。信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期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进军西藏,中央对达赖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受侵犯。对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

七、西藏上层发生分化

在毛泽东以武力解决了西藏地方当局搞分裂的凭借――藏军主力,同时又向西藏地方当局转达了保持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也不侵犯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的政策的情况下,西藏地方当局内部发生了分化。原来其内部分成的三派(分裂派、中间派、统一派)转化为两派――分裂派、统一派。由于中间派大部分转向统一派,使原来分裂派占优势的局面得到改变,分裂派和统一派势均力敌。两派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分裂派主张达赖出走印度,依靠英印美三国的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继续搞分裂活动。统一派主张要与我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两派相持不下。11月17日,达赖坐床亲政。但西藏地方当局和达赖身边的人中,分裂派仍有很大力量,加上英印美的分裂活动,使亲政后的达赖也动摇不定,对毛泽东的政策仍不信任。达赖一方面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企盼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西藏全体人民。另一方面,他又求签问神的旨意是出走还是留下。抽签的结果是出走。于是,12月19日,达赖亲自任命大堪布本珠仓·罗桑扎西、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主持一般政务,他本人于深夜着便装出走位于中印边境的亚东,请求去印度居住,同时观望形势。

十世班禅向毛泽东敬献哈达

毛泽东为了争取达赖,一方面通过国际舆论向英美印施加压力,一方面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给达赖一封信,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英美害怕达赖出走后,班禅返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而使大权旁落,因此转而消极对待达赖出国问题。印度政府慑于苏联等国际舆论的压力,中途变卦,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动达赖出逃,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这样,外国的分裂势力有所削弱。而达赖身边的随员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深受感动。于是达赖决定:不能不立即签订汉藏和谈协议。1951年1月18日,西藏地方当局派人由亚东赴印度求见袁仲贤,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报告了他亲政的情况,表达了请求和谈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2月1日通过袁仲贤大使传递了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并欢迎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北京和谈的信息。西藏地方政府终于走到了和平谈判的桌边来了。和平统一西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八、十七条协议的产生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及首都数千人到北京车站迎接。同月,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45人也到达北京。他们都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的迎接。

1951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宴会上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宴会上指出,和谈要以十条原则为准,十条基本原则是谈判的基础。这实质上就是要把西藏和平解放后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这一基本精神,贯彻到谈判过程中,体现在最后的协议上。

1951年5月1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和阿沛,接受了他们敬献的哈达。毛泽东对他们说:“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

1951年5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谈判后,始终关注这次谈判的毛泽东注意到:能否贯彻和平统一西藏原则的关键点,在于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因为西藏代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此前,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印度给西藏代表出主意说,可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等条,不能承认解放军进驻西藏,要运用巧妙的办法同中共周旋。有鉴于此,毛泽东在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西藏地方政府不但要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不能动摇。

在1951年5月2日的谈判中,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指出: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保护国防的需要,这一方针不能改变。但西藏地方代表则坚决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他们主张依照清朝旧制,中央政府派代表驻西藏,领导和监督西藏工作,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讲已经有解放军了。

谈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激烈,谈判几近破裂。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原则。按照毛泽东这一原则,周恩来一方面指示我中央代表在谈判中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同时重点向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做工作。此时,阿沛也出面向我方摸底。周恩来向他解释: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目的是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发展和进步,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请你们放心,更不用害怕。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在致达赖的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多方工作之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打消了疑虑,同意解放军进驻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另一个疑虑是:中央西藏军政委员会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和达赖、班禅的地位、职权问题。这一疑虑,实质上是担心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不会兑现保留西藏现有社会制度不变的诺言。谈判中,中央代表按照毛泽东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后保留西藏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的构想,给予了耐心解释,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也打消了疑虑。经过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一步商谈并征求班禅的意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协议草案。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百忙之中,亲自审阅并动笔修改这个协议草案。

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原本

1951年5月23日,双方正式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共17条,史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达成后,于5月23日当天举行签字仪式。朱德、李济深、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当天下午,毛泽东召见了李维汉、张国华等人,充分肯定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和达成的协议,说:“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他还特别指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和阿沛,当晚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十七条协议从此正式产生。

1951年8月,根据“十七条协议”规定的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和平进军。11月,解放军进驻拉萨市,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的和平解放浸透了毛泽东的心血,体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宏大气魄和卓越智慧。历史将永远铭记:毛泽东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陈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