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密使——汪锋

王 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

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汪锋作为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位密使,代表红军执行了重要的使命。在他近三个月的行程中,艰辛备尝,险象环生,斗智斗勇,充满了惊险、曲折与传奇。

汪锋,陕西蓝田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人之一,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共甘肃省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35年秋,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来到西北,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十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来了贾拓夫,希望他能推荐一名同志担任红军代表去西安与杨虎城将军谈判。

贾拓夫,陕北神木人,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向导和引路人。此时,他奉命率先遣队携电台寻找陕甘红军,毛主席对他十分倚重,寻问贾拓夫谁了解西北军杨虎城部队?贾拓夫向主席推荐了汪锋,他告诉主席,汪锋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的监狱里,与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红军被“肃反”者们打成反革命。为什么创建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同志会被当作反革命呢?当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执行的是王明“左倾”路线,他们污蔑刘志丹、习仲勋、汪锋等人是白匪路线、梢山主义,以所谓的“肃反”将他们拘押。听了贾拓夫的汇报,毛主席当即指派王首道、贾拓夫携“刀下留人”的命令,解救下了刘志丹、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陕甘红军。汪锋又以主席客人的身份前往富县红一方面军驻地,在那里,他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毛主席。

1935年11月30日,毛主席在一孔窑洞里与汪锋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主席详细询问了他和刘志丹等人的情况后,再次向他表示安慰:“你们受苦了,党中央一定会纠正肃反的错误。”毛主席明确告诉汪锋派他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谈判,争取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汪锋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并说明杨将军出身贫苦农家,追求进步,参加过反清和护法运动,策应过北伐。杨将军很早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杨的部队一直就有许多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秘密组织。川陕时期就与红四方面军签订过互不侵犯协议。汪锋告诉主席,我们党曾在杨的部队搞过多次兵变。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伏击过杨部的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被错杀,杨将军对此十分不满。杨也曾镇压、清剿过苏区,他的部下杀害过我们的同志。但杨没有“清”过党。汪锋说十七路军虽然成分复杂,有一些守旧势力,但在抗日的态度上是积极一致的。

毛主席认真听取了汪锋的汇报,他向汪锋介绍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在目前的工作方针、任务,争取与杨虎城、张学良合作,实现全国大联合、共同抗日的整体思路。

毛主席深入浅出的谈话,像一座灯塔点亮了汪锋的心。毛主席最后告诉他:“党这次派你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谈判,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但是会有一定的危险。争取谈和,不要破裂!”

汪锋坚定地表示:“我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全力以赴争取谈判成功。如若谈不好,有危险我也不怕!”

毛主席诙谐地说:“你是渭水人,要学姜子牙钓鱼,如不上钩,就让它逍遥地去游吧!”

毛主席与汪锋的谈话一直到深夜,窑外冰天雪地,窑内却暖意融融,时时洋溢着笑声。微弱的煤油灯不时眨着眼睛,仿佛也在倾听他们的谈话。主席的谈话就像涓涓细流,让汪锋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他投身革命多年,亲身感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害人误事,狭隘的“关门主义”,四面树敌、孤立自己,使革命的道路越走越窄,冤屈了多少好同志,给党、给红军、给苏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在毛主席来了,党的政策对头了,革命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的。几十年后,每谈及这次谈话,汪锋仍是激动不已。

随后,周恩来副主席将谈判中涉及的问题又向他仔细地交代,并告诫他一定要认真准备。

三天后,毛主席把亲笔写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三封信交到汪锋手中,再三叮嘱说:“出去后不要太辛苦,多带些钱,也好请朋友吃吃饭。”出发前夕,周副主席再次找到了汪锋,要求他把主席的谈话好好熟知领会。

1935年12月6日,肩负重任的汪锋离开了红军总部。红军战士把他送出根据地,路上虽也碰到一些险情,但都被他机智化解。汪锋化装成商人,在“向导”引领下,跋山涉水过了泾河的政平渡口,一进入长武县就遇上麻烦,遇到了当地的便衣队。便衣队把他们当作走私烟土的客商,想捞些外快,搜出了三封信,竟然是毛泽东写给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主任的信,便衣们顿时傻了眼。汪锋机智地摆出一副国民党大员的神气,大声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怎么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没有好结果!”便衣们慌了神,忙说:“我们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就在附近的镇公所供职。”汪锋在和便衣队的对话中,了解了长武县的情况,知道了长武县县长叫党伯弧。他们虽然不曾谋面,但知道他是合阳人,上海交大毕业,是十七路军的人才,其父党晴楚是杨虎城的好友,曾任十七路军总部的秘书长,他们父子都是杨将军的人。汪锋心中有数了,理直气壮地告诉便衣们:“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是杨将军派来搜集情报的。”他唬住了便衣们,迫使他们还给了那三封信。为了安全,他打定主意去会一会那位国民党的长武县县长。就这样,汪锋在便衣们的“帮助”下,由党县长出城迎接进入县城,躲过了长武县国民党士兵的检查,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党县长安全地用汽车护送到西安。

1935年12月20日,汪锋有惊无险地来到西安,他被杨虎城以客人身份,安排到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看守所“软禁”。这期间,杨虎城与汪锋进行了三次秘密谈话,第一次是礼节性的,他把三封信交给杨将军并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第二次是实质性的会谈。第三次杨告诉汪锋,他自己不能再与汪多谈,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继续与汪锋详谈。杨还说,事情谈完后,有一位老朋友请汪锋带回陕北。

汪锋初到时,杨虎城还不清楚他的真正身份,甚至担心是国民党特务的欺诈或试探。为此,他派人前往天津寻找了南汉宸,证实了汪锋是毛泽东派来的人,才一步步相信了汪锋。在第二次与汪锋的会谈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些都是他在多年与红军交往过程中遇到的难以释怀的问题,如:为什么红四方军与他签订互不侵犯的协议后,还要在汉中伏击他的警备旅?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杀他的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这些看似尖锐的问题,其实早已在周副主席与汪锋的预料之中。所以,汪锋的解释和回答都是胸有成竹的。

汪锋的坦诚和共产党的主张,一步步打消了杨将军的顾虑,使误会终于得到了消除。汪锋三次与杨虎城的谈话都在西安新城的止园杨公馆内,在这里,他还秘密会见了杜斌丞先生。他与杨虎城就双方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了几条意向性的协议,为后来的谈判铺平了道路。汪锋作为毛泽东的密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6年2月中旬,汪锋回到了苏区。同时,他带回的杨虎城的朋友,竟然也是自己的战友,我党北方局军委的负责人王世英。

十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十年内战终于结束了,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顺利地形成。汪锋作为毛泽东的密使,为“西安事变”拉开了前奏。“今朝策马过秦岭,明日挥戈战汉川”“纵横千里中州地,奔走十天西豫山”。汪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岁月的尘埃,流逝的时光,为我们脚下的黄土地增添了更多的传奇。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汪锋同志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耸立起一座魅力永存的精神丰碑。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 放(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