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中华”牌匾回归探寻新华社先辈的长征故事

万京华 李江涛

2023年6月2日,一块写有“红色中华”的牌匾,由四川省雅安市收藏爱好者史晋川捐赠给新华社。这块牌匾是现世稀有的新华社早期文物之一,由新华社前身红中社(全称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最早的编辑之一李伯钊于1932年冬在江西瑞金书写,后随红军长征留在了四川雅安,在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洗礼后,终于回“家”。“红色中华”牌匾的回归,将红中社与红军长征联系在一起,使人们不禁对这两者的历史交汇心生关注。

红中社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与同年12月11日创办的《红色中华》报是同一组织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同时担负播发新闻和出版报纸的任务,并编印参考刊物供党政军领导人参阅。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红中社的新闻广播停止,红中社人员中仅有少数调到部队随军长征,其他人则由瞿秋白带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1935年11月,红中社在陕北恢复各项工作。

尽管长征路上已没有红中社的机构和业务,但曾在红中社工作过的先辈中仍有不少人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留下战斗的足迹。他们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战士们一起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先辈们的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是新华社社史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深入发掘、研究和宣传,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位红中社先辈的长征故事。

李伯钊

最是长征风雪路 剧坛烽火放奇花

李伯钊(1911-1985),是红中社最早的编辑之一。她原名李承萱,曾用名戈丽,重庆人。1924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上海从事共青团工作与工人运动;1926年冬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夏在莫斯科与杨尚昆结婚;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报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等。

李伯钊从1931年12月至1932年间在红中社担任编辑。据她回忆,当时工作比较艰苦,“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万字,还要编辑苏区消息。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毛泽东对红中社工作非常关心,经常亲自过问,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王震在为《李伯钊文集》写的《序》中回忆,李伯钊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编辑期间曾经采访过他,当时李伯钊给他的印象是热情活泼、思路敏捷。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各方面红军队伍共有3000多名女红军参与其中,李伯钊是中央红军30多位长征女战士之一,先后任中央工作团团员、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干事等。

李伯钊多才多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著名的文艺工作者,曾创作和参演多部话剧。在长征途中,她带领的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编剧演戏、培训文艺干部,足迹遍及红一、二、四方面军所走过的地方,为红军长征的宣传鼓动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长征中,李伯钊曾三过草地,对一位女同志来说,在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三过草地,需要非常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无论在云雾缭绕的崎岖山路上,还是在茫茫草地的宿营处,李伯钊经常不顾疲劳,唱革命歌曲,增强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增添欢乐,就士气振奋。红军的生活物质极度匮乏,许多同志因伤病、劳累倒下去再也没起来,但她忍受着冻饿劳累,常常拿出自己的一点给养帮助别人。

李伯钊后来长期从事党的文化艺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相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等岗位上忙碌。同时,她始终不忘长征题材的艺术创作。她与于村、贺绿汀等合写了歌剧《长征》,又创作了话剧《北上》和歌剧《红军不怕远征难》,还撰写了长征回忆文章《三过草地》等,为后人学习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提供了生动的教材。1985年,郭化若在《哀悼李伯钊同志》一诗中赞扬她:“红区歌舞震中华,文艺幼丛此一家。最是长征风雪路,剧坛烽火放奇花。”

李一氓

我只能说是长征幸存下来的一个战士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人,是红中社早期负责人之一。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参谋团秘书长;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参加特科和文委工作。1932年9月到中央苏区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并主编《红色中华》报。

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李一氓共编辑了约三个半月的《红色中华》报。当时,《红色中华》报基本上为每周一期,编辑部工作人员仅他一人。李一氓住在国家保卫局,地址在瑞金城。每星期六下午,他从瑞金骑马去编辑部所在地叶坪,在县城东北,相距约十里。利用中央政府大厅做编写的地方,晚上也就住在那里,随便找个空房间过夜。第二天还要做半天工作,吃完午饭,发了稿,又骑马回瑞金。据李一氓回忆,他到瑞金不久,便染上了疟疾,发病的时候,也还得去叶坪编辑《红色中华》报,因为不去就没有别人去编了。除了编报外,李一氓还为《红色中华》报撰写一些社论。

参加长征离开江西时,李一氓跟随国家保卫局行动,后来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干部团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曾写过关于长征经历的文章,被收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此书曾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在《李一氓回忆录》一书中,有一章是专门讲述参加长征的经历,为人们深入了解长征的历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宝贵材料。在他的笔下,有连续行军、缺吃少穿的艰苦,有冲破敌人围追堵截的胜利,也有红军战士们英勇无畏的牺牲……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斗,但李一氓亲身经历了长征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他描述自己初到陕北的样子,不仅服装破烂不堪,而且生了一身的虱子。李一氓在该书《自序》中写道:“长征,这是中国革命武装的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是伟大的,但我只能说是长征幸存下来的一个战士而已”。

到达陕北后,李一氓先后任中共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西安事变后曾兼任红中社(新华社)西安分社负责人。革命战争年代,他还先后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华东局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等。

 “红色中华”牌匾(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强晓玲 摄)

杨尚昆

浴血奋战 战功卓著

杨尚昆(1907—1998),四川省潼南县(今属重庆市)人,曾任红中社早期负责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初回国,1933年1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干事。当时,宣传部的主要工作,是办好一报(《红色中华》)和一刊(《斗争》)。他用“昆”的笔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多篇社论。同年3月,任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后来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等。

1934年10月,杨尚昆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接连突破敌军的四道封锁线,战功卓著,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表彰。1935年1月,他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会议决定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和彭德怀一起灵活机动地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率领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抢占娄山关,同红一军团一道再克遵义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他和彭德怀几次提出正确的建议,都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采纳,在危急关头为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4月底,红三军团军团部遭敌机轰炸,杨尚昆腿部受伤,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6月中旬,他和彭德怀一起指挥部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他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不久,红三军团改为第三军,他担任军政治委员。8月,他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危急关头,他配合叶剑英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大部分中央红军脱离险境。9月12日,他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坚决拥护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随后,他任由红三军与红一军、军委纵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此后,杨尚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陕北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和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文革”期间他被撤销一切职务,被监禁达12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其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此后,他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广东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国家主席等。

任质斌

长征途中坚持办报

任质斌(1915-1998),山东即墨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秋,受北平共产党组织派遣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学习,后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会代主任。1933年5月,他调到红中社,主要负责专访和编辑工作,不久任红中社秘书长。据任质斌回忆,编辑部的几个人,工作是辛苦的,采访、写稿、译电、刻蜡纸、校对,什么都干,夜以继日,很少休息、娱乐。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为了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每人伙食都定量,菜极少油盐,医药、卫生条件也很差,害疟疾、生疥疮和烂腿(腿部溃疡)的人很多。

1934年长征前夕,任质斌从红中社调到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准备随军转移。他是当时红中社编辑人员中唯一随军长征的,其他同志大都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约四个月,发行24期。任质斌在长征前后都在红中社工作,他也是红中社编辑人员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同志,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多期。

在长征路上,任质斌“一路走,一路宣传,还一路办报纸”,先后在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部、中央红军政治部《红星报》、红三军团政治部《战士报》负责编印报纸、宣传和部队收容工作。他根据形势经常写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教育。还组织宣传队工作,部队行军打仗时,带领宣传队的青年,或化装或不化装,讲演、喊口号,宣传一些部队打胜仗的新闻,同时兼做收容工作,把因各种情况掉队的人员都收容起来,为他们包扎伤口,补充一点给养,这样就可以跟上队伍了。

每当战斗间隙,任质斌都要伏在背包上,书写部队指战员的英勇事迹。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或宿营,他都要在油灯下伏案疾书,快速拿出宣传宿营前后部队与人民鱼水情深的稿件;有时他在昏暗的油灯下刻写蜡版,传达上级领导的战略意图和军事思想;有时夜深了,他还要手推印刷机的油滚子,一张张地印刷鼓舞战斗意志的报纸。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初,中共中央机关移驻瓦窑堡。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博古(秦邦宪)任主席,任质斌为秘书长。11月25日,在任质斌主持下,红中社文字广播与《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同时恢复,还恢复了编印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由于当时不知道瞿秋白等同志在苏区仍继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的情况,因而《红色中华》报复刊号接续了长征前的期码,为第241期,注明“逢一逢六出版”,报纸为四开四版,油印。《无线电日讯》亦为油印,每天一期。刻蜡版、印刷,都由西北办事处油印科负责。陕北时期的红中社,同长征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一样,同时兼负通讯社与报社的任务,负责人由任质斌兼任。1936年春,任质斌调红军总政治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质斌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等。

这是当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复制件(2016年10月27日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向仲华

红军中的“秀才”

向仲华(1911-1981),湖南溆浦人,原名向崇如,又名向镇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4年随军长征。他是长征后参加红中社工作的,见证了红中社改名新华社的历程,曾任新华社社长。

参加红军后,向仲华每天坚持白天行军作战,晚上撰写各类文书,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从没有叫过苦。当时红军战士文化程度都普遍不高,向仲华因为读过书有文化,被战友们称为红军中的“秀才”。1934年初负责编辑出版红三军团《红军日报》。

长征路上,向仲华肩扛办报设备,边行军边办报纸。1935年1月,红三军团挺进贵州土城、赤水时与敌遭遇,向仲华不幸负伤。但他依然带伤参加战斗和上前线采访。到了娄山关后,地势险要,向仲华硬是咬着牙和战友们一样跑步前行,丝毫不耽误队伍的行军速度。在向遵义城发起猛攻的战斗中,向仲华第二次负伤。领导决定让他先到当地老乡家中养伤,等康复后再跟部队一同前进。向仲华坚决不同意,他回答说就算爬,也要爬到目的地!部队翻越夹金山前,向仲华复发疟疾,高烧不退,他悄悄隐瞒了病情,拄着一根棍子翻越雪山,艰难跋涉,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战胜了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跟随部队过草地时,随时可能被泥潭吞没,粮食吃完了,只能靠吃野菜、草根度日。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疾患不断的向仲华,终于以超人的意志和勇敢,和战友们一起胜利完成了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向仲华调任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春,接替任质斌负责红中社工作。这一时期,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仍是一个组织机构。向仲华在人员少(仅一两个编辑)、任务重(既要编报纸,又要发消息)的情况下,坚持白天采访,晚上编辑、刻写蜡版,保证了红中社电讯的播出和《红色中华》报的及时出版。《红色中华》报受到红军指战员的欢迎,战士们看到向仲华到部队采访,就说:《红色中华》来了!这是因为“向仲华”名字中有“中华”二字,战士们认为《红色中华》就是向仲华,向仲华就是《红色中华》。

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博古兼任社长。1939年初,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分别成立各自的编辑部门。从此,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机构,直接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向仲华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1941年秋冬,向仲华调离新华社。此后,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第20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广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承志

长征路上的“犯人”翻译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出生于日本东京,曾用名何柳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广州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28年至1932年在欧洲国际海员工会工作。1930年赴莫斯科,曾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2年回国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川陕苏区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原红中社新闻台负责人岳夏(罗若遐)在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工作。1935年冬,在四川雅安附近他们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陕北红中社的新闻电讯,不久又增抄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包括英语、日语、法语、德语新闻等。按上级通知,他们把抄收到的外语新闻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三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有一位叫何柳华,能翻译英语、日语和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很多工作。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新闻台工作人员的敬佩。他们出于好奇和渴望学习的心情,曾几次试图与他接近攀谈,但每次他都表示冷淡,甚至不予理睬。第二次过草地后,张国焘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他才告诉岳夏,他那时是怕连累别人而不愿交谈。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不久,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张国焘关押的廖承志等人获释。12月,廖承志抵达志丹(原保安)县,参加红中社工作,负责翻译全部外文电讯,同时参加写评论、刻蜡版等工作。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同年春,廖承志调到中央党报委员会,仍领导新华社工作。1937年10月,他离开延安赴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7月,中共中央任命廖承志为新华社社长。当时,他在南京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9月到延安。廖承志重返新华社后,按照党中央要求,积极完成了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及其向战时体制的转变,胜利实现了新华社从延安到太行、到平山县的大转移,同时组建了全国的军事报道网和通讯网,出色地完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报道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还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等,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当选为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红中社时期的先辈,参加过长征的还有王观澜、李柱南等。王观澜(1906-1982)是红中社最早的负责人,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召开期间,他在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作,参加了创办红中社新闻文字广播的工作。同年12月,《红色中华》报创刊后,王观澜是实际上的业务主编。1932年8月,王观澜从红中社调到土地部工作。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地方工作部科长、中央工作团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等。李柱南是译电员,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后到陕北都在红中社工作,一直到延安时期才从新华社调到新四军部队,他对电码娴熟,译电时可以不查电码本,人称李“本子”。1945年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牺牲。

“红色中华”牌匾的发现与回归,体现了新华社先辈的“红色中华”情结和长征精神,正如新华社社长傅华今年7月4日在新华社历史陈列馆举行的“红色中华”牌匾入馆仪式上所指出的:“‘红色中华’牌匾所承载的,是新华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忠诚,体现了新华社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优良传统;所凝结的,是新华人薪火相传的理想信念,让我们体会到前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如磐初心;所书写的,是新华人献身事业的执着追求,向我们传诵着新华人为党和人民鼓与呼的奋斗历程,为新华社留下了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我们从新华社先辈们的长征故事中,可以深切体会到“革命人”“党的人”精神品格、风骨气象,从而从光辉历史中接受思想的涤荡、精神的洗礼,汲取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智慧和力量。

来源:《中国记者》2023年第9期

文/图:万京华 李江涛(新华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