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17年第1期

九岁参军的开国上校

——我的母亲王新兰

萧 云

【人物简介】

王新兰,1924年生,原名王心兰,四川宣汉人,开国上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萧华的夫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队员、宣传队分队长。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选派到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1938年5月,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国际新闻台实习。1939年11月与萧华结婚,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报务员,后任一一五师政治新闻台报务主任、台长,辽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原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专家室主任(其间进入俄语学院进修3年)。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转业到原交通部(今交通运输部),先后任干部科科长、外事处处长。1959年回到原总政治部,先后任秘书处副处长、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和原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关押3年,“文化大革命”后任原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85年底以正军职待遇从军委办公厅离休。

小小女娃要参军

我的母亲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参加红军后自己改名王新兰),1924年6月出生在四川宣汉县清溪镇王家坝村。外公叫王天保,是清朝末年的贡生,人称“王二贡爷”。外婆共生了12个子女,母亲是最小的女儿。

1933年,母亲的家人不是参加红军就是随苏维埃政府一起转移了,家里只剩下9岁的母亲,母亲哭着喊着要当红军。已经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当宣传员的十姨(母亲的十姐)王心国只好把她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叹了口气说:“你太小了,还是找一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再说吧。”母亲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十姨在一旁替她求情说:“白匪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她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小,没法子,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就……”十姨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她小是小,却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的。”徐立清想了一阵子,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母亲破涕为笑。从此,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多了一个9岁的宣传员。

10岁渡江翻雪山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当时,母亲还不满11岁。

在等待渡江时,母亲瞪大了眼睛看着她身边走过的每一支队伍,希望能看见她的哥哥姐姐。一天晚上,她发现一个很像二哥的战士在向江边靠近的队伍里,她连忙向前赶了几步,从那人背后喊了一声“二哥”,队伍里好几个战士都同时回过头来看她,其中就有那个战士。她这才发现并不是她的二哥,那一刻,母亲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愣。

过了一会儿,有人拍她的肩膀。母亲回过头,是许世友军长。许军长第一次看过母亲的演出后,立即喜欢上了这个长得十分乖巧的女娃儿。在嘉陵江边的那个晚上,许军长问:“你一个人站在路边干什么?”母亲说:“我把一个人当成了哥哥。”许军长问:“你哥哥是哪个部分的?”母亲说:“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在三十三军,一个姐姐在省委。”许军长沉吟了一会儿,摸摸母亲的头,说:“快回去,等过了江,我帮你找。”母亲破涕为笑:“谢谢军长。”然后给许军长敬了个军礼,欢欢喜喜回到宣传队的队列里。

许军长和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在嘉陵江边说那番话之前,母亲的二哥王心敏、三哥王心正、十姐王心国和已担任营长的六姐夫任峻卿,已经死在张国焘“肃反”的运动中。一直到了延安,母亲才得知四位亲人在“肃反”中被错杀的消息。

过江后,宣传队走上了川北崎岖的道路。为防止掉队,宣传队员们用绳子把胳膊拴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十几个人一起往上拉。行军中,他们带着竹板、洋鼓、洞箫、横笛、锣镲等简单乐器,边走边宣传。打仗时,他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母亲年纪小,抬不动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母亲会讲笑话,有她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

过江半个多月,母亲染上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每天拄根棍子,无言地跟着队伍往西走。一天早晨,母亲挣扎着刚走了十来里地,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伙夫老谢来送饭,摸摸她的额头,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神情哀伤地说:“这娃儿怕是不行了。”宣传队的彭道华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一点喂她。渐渐地,母亲奇迹般地睁开了眼。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母亲行军,行动十分艰难。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30元大洋,把母亲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死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母亲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了个把月。渐渐地,她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经能勉强坐起来了。当母亲能下地以后,拄根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母亲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所以母亲后来讲,别人都是走过长征,而她是跑过长征的。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终于来到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下。一天凌晨3点,母亲睡得正香,队长、指导员把她叫醒了,告知她大部队定在5点动身上山。队长给每人发了一块布,让把脚裹好,又让大家把能穿的、能披的东西都带上。每人喝一碗辣椒汤之后,拄上木棍,向雪山走去。母亲刚开始爬山,就感到了雪山的厉害。地上的雪冻得硬邦邦的,走到山腰狂风大作,冰雪横飞,风吹到脸上,像刀割锥刺。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些战士爬上雪山,在山上坐了一会就被冻僵了。宣传队指导员带领大家在寒冷的风口子上搭起宣传台,母亲打着小竹板说着顺口溜:

同志们,加劲走,

赶快穿过大风口。

…………

等部队过完,宣传队员们才学着前面部队的样子,坐着冰“飞机”,滑下山去。

翻过大雪山后,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礼品……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歌声和笑声。

过草地见证会师

但是,红军上层的危机正在慢慢向广大指战员靠近。张国焘倚仗他兵多枪多,频频向党中央毛主席发难、要挟,要职要权,致使红军在草地南端滞留了两个多月。

天慢慢冷下来,疾病开始流行,食物越来越少,红军开始挖野菜充饥。8月上旬,洪学智主任来到宣传队,对大家说,为了北上抗日,红军两大主力以军为建制,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编入了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中央机关也随右路军一同行动。8月下旬,我母亲随右路军,走进了凶险莫测的草地。她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紧跟着前面的同志,踏着他们的脚印,一步一步挪动。部队在懋功一带停留过久,没有筹到多少粮食。进入草地后,七八个小宣传队员共用一个脸盆,部队一住下休息,就四处拔野菜,倒上点粮秣,用脸盆煮熟,每人分半缸子,用小木棍拨着吃。越往前走,断粮的越多,野菜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草根也没有了,整天饿得发慌,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直冒金星。队长分得一点炒面,路上舍不得吃,悄悄地给每个孩子的缸子里倒上一点。这是队长的救命粮啊!母亲噙着泪水,望着队长那直冒虚汗的额头,久久不能下咽。到了第四天第五天,是进入草地最艰难的日子,泥潭越来越多,部队早就断粮了。艰难的跋涉,使大家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脚下去就很难再抬起来。偏偏这时,天气又来捣乱,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飘雪,一会儿又下起冰雹。草地上无房无树,母亲把小背包举到头顶上护住头,肩膀还是被冰雹打得火辣辣的疼。晚上,又饿又冷,俩人一对背靠着背坐在草地上,怎么也睡不着。指导员到附近找来枯草,生起一把火,领着大家搓手、跺脚、唱歌。

歌声驱散了寒夜,迎来了黎明。早晨起来,不少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大家去抬一把,却发现他们浑身冰凉,不知何时已牺牲了……

在草地走了七八天,母亲跟随着右路军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草地北缘若尔盖地区的班佑。

8月29日至31日,母亲所在的红四军一部与同属右路军的红三十军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上下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五千余人,缴枪一千五百余支,还缴获大批粮食和七八百头牦牛。包座之战为红军北出甘南打开了通道,粉碎了蒋介石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

但是,张国焘一直沉醉于他的南下计划中,本来约定好的左路军北进计划迟迟得不到执行。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率原四方面军的部队南下。跟随红四军一块行动的母亲又一次过雪山草地。在错误路线指引下,随着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步步紧逼、川军的疯狂抵抗,红军陷入被动,伤亡很大。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3月到达道孚、甘孜一带时,红四方面军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母亲和她的战友们的“水兵舞”依然旋转在寒冷的冬夜,但却多了几分沉重;他们的歌声依然婉转在行军路上,但融进了几丝迷惘……从这时起,11岁的母亲除顺从之外,还懂得了思考。在那个漫长的冬天,也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红二、六军团已经北上,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上级想了许多办法,筹集了一些羊毛、牦牛和青稞,组织女同志打毛线、织毛衣,准备送给红二方面军的同志。

1936年7月1日,长途跋涉了一万多里的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母亲第一次看到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由于朱总司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就这样,母亲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进草地。1936年10月,走过万水千山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结束。1937年春,母亲光荣地加入共产党。

革命伉俪颂长征

在随后的日子里,母亲在三原碰到了父亲萧华,最终结为夫妻。由于父亲的关系,母亲有幸结识了党的许多高级领导同志,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开始了她更加绚丽多彩的人生。

1938年,由毛主席提议,中央军委急电,命父亲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挺进冀鲁边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但随后又发来急电,叫父亲稍等几天,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原因是毛主席在延河边碰到我母亲,当他得知母亲是父亲的未婚妻后,和母亲开玩笑说:“萧华去的目的地渤海与日本只有一海之隔,近得很哪!你再不去找他,将来他到日本去了,当心日本姑娘把萧华抢走了!”主席的关怀使父亲非常感动,他随即回电:“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主席接到这份电报后,派人转交给母亲,母亲一直珍藏着这份电报。

1964年春天,得了严重肝炎的父亲在周总理命令和安排下,由母亲陪同到杭州养病。当时全国都在准备庆祝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

父亲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又有空闲的时间,于是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父亲找来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但是他不太了解红二、四方面军的情况,恰好母亲是红四方面军文艺宣传队队员,所以母亲成了组诗第一读者和第一位被征求意见的人。

有一天,父亲问母亲,长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母亲不假思索地说:“一是觉得路怎么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肚子总是在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父亲听罢,顺手就写了下面几句:

雪皑皑,

野茫茫。

高原寒,

炊断粮。

在几个月里,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长征组诗》的创作中。虽然有母亲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但父亲的转氨酶还是增高了四次,体重减了好几斤。父亲将刚创作完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周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并随即给父亲打来电话说:“萧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父亲拿着话筒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随后有着深厚民族音乐底蕴的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接受谱曲任务,创作出《长征组歌》,并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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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萧 云(王新兰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