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家书品读江姐的家国情怀

刘 刚

编者按:1949年11月14日 (农历九月廿四),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被害牺牲。江姐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永不叛党的政治品格,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今天是江姐殉难74周年,我们特发表这篇纪念文章,欢迎广大读者阅读后在文尾“写留言”处留下您的阅读感言。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组织开展“双百”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小说《红岩》中的“江姐”人物原型江竹筠经推荐提名、投票审核等程序,最终荣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四川大学入学登记表上的江姐照片(四川大学江姐纪念馆 供图,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江竹筠生于1920年8月,四川省富顺县大山铺(今自贡市大安区)人。她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彭江志炜,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人物之一,同志们都敬称她“江姐”。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于1948年6月14日在万县被捕,并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在重庆解放前夕,时年29岁。

就在江姐被捕前后,她陆续写下8封家书,字里行间无不凝结着对亲人的深深眷恋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彰显着她“坚贞不屈、永不叛党”的英雄品格和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虽然这8封家书写于70多年前,但发黄的纸页依然向我们展示着江姐的人性光辉与党性光芒。

江姐的8封家书(图片来源:自贡方志)

红色家书概况

江姐的8封家书,前7封写于1948年被捕前,均寄自万县,现珍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第8封则于1949年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写就,现珍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

这些家书形制多样,风格不一,有的横写,有的竖写;有的写在万县地方法院专用信笺上,有的写在印有“Chelsea”香烟广告的信笺上,还有的写在无格的毛边纸上;有的用钢笔书写,有的用毛笔书写,还有的用竹签蘸棉花灰制墨水书写……这些采用不同信纸、不同方式手写的家书,无不透露出当时地下斗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也从侧面彰显了江姐从事革命工作的机警与睿智。

8封家书中,抬头称呼或“竹安”,或“竹安弟”,落款署名则全为“竹姐”,看起来宛如一对亲姐弟在互通家信。当然,信中的“竹姐”即江姐,这样不仅给人以亲切之感,还客观上让写信人的真实身份更加隐蔽,尽可能减小在当时邮检制度下从事地下工作的危险性。而“竹安”则是江姐丈夫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之弟谭竹安,也是一直在替她照顾儿子的亲人。两人并非姐弟却胜似姐弟,信中如“握你的手”“你好”“愿你健康”“握别”“安弟”等用语可见其感情之深。这些家书短则一二页、长则三四页,少则一二百字、多则五六百字,每封家书平均不到500字。但透过这些娟秀而略带匆忙的字迹,可为我们真实地还原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江姐。

江姐笔下的亲人

在江姐的8封家书里,除前面述及的谭竹安外,还先后提到另外5位亲人,即她的丈夫彭咏梧(为避免暴露,信中称哥、哥哥、四哥)、母亲李舜华(1946年患高血压去世)、儿子彭云(信中称云儿)、幺姐谭正伦(彭咏梧前妻)与彭炳忠(彭咏梧与谭正伦生下的儿子),其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她儿子彭云。

江姐年幼家贫,8岁时就跟着母亲到重庆逃荒。她先在重庆大同袜厂当童工,后入教会办的孤儿院小学读书,1939年春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转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训练班,并负责该校及附近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年秋学习期满,被党组织安排到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并任中共新市区区委委员。1943年5月,组织安排她给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当助手,并假扮夫妻建立“小家庭”,以此作为市委秘密机关。1944年5月,因工作需要转移到成都,经组织同意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学生运动,后经组织批准与彭咏梧结婚。1946年4月18日,儿子彭云在华西医院出生,随即请求医生为她实施绝育手术。

1947年底,江姐与和丈夫彭咏梧(左)、儿子彭云(中)的合影(图片来源:求是网)

1946年7月,产假期满且完成学业的江姐又回到重庆开展学生运动,同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底,她又以联络员身份随丈夫彭咏梧(时任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赴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从此,儿子彭云成为江姐最深情的牵挂。她在1948年3月19日(旧历二月初九)的信中写道:“现在,我非常忱(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已(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养成一个娇少年。”

1947年,江姐、彭咏梧前往下川东参加武装斗争雕塑(蓬州闲士摄于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看得出来,丈夫和儿子都是江姐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也是她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部分。可偏偏不幸的是,丈夫彭咏梧在奉(节)大(宁)巫(山)起义中不幸牺牲。噩耗传来,江姐当时“绝望”到“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但她强忍内心的悲痛,毅然赶赴下川东接替丈夫的工作。她在信中写道:“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言词之间,表达了她要在丈夫牺牲的地方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江姐岚垭就义塑像(蓬州闲士摄于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就这样,江姐一边扛着丧夫之痛,一边怀着离子之苦。尤其工作之余,她满脑子几乎都是儿子彭云。她会担心“他的病痛”,惦念“鞋子衣服有穿的吗”并“想同他在(一)块儿”,儿子几乎成了她“时刻惦记的对像(象)”,以至“非常想能快点看到云儿的像”,甚至想“把他接来”身边。但为了革命事业,她又不得不收起对儿子的思念,把对儿子的深爱融入到对敌斗争之中。不过,在教育问题上,江姐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谭竹安,孩子“吃得饱、穿得暖足也,可别骄(娇)养”,“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在信中,江姐还10余次提及彭咏梧的前妻——幺姐谭正伦,对谭正伦与谭竹安抚养儿子彭云始终心怀感激。其实早在与丈夫彭咏梧到下川东之前,江姐就曾给谭正伦写过信,希望她从云阳老家到重庆帮助照顾年仅一岁半的彭云。在等待音信的日子里,江姐“真想去乡下看看么姐(幺姐)”,“知道她会像亲生的孩子一样的爱云儿”。当得知谭正伦快到重庆的消息时,江姐又希望朋友的托儿所能够尽快办起来,这样就“能多照顾幺姐和两个孩子”。直到最后一封信,江姐都还在关心“幺姐是否仍在重庆”。

1948年4月23日,江竹筠写给谭竹安的信(蓬州闲士摄于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江姐心中的信仰

江姐离开我们已经有70多年了,共和国几代人对江姐的印象大多来自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及歌剧《江姐》等,而8封红色家书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江姐——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一个疼爱儿子的母亲,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江竹筠烈士雕像(叶卫东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少女时代的江姐,生活中充满了苦难,对旧制度充满了憎恨,因此读书时非常用功,喜欢阅读进步书刊,19岁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3岁时,因机警干练且政治素质高,她被组织选为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彭咏梧的助手,主要是协助处理机密工作和联络工作,从此两人成为并肩作战的革命伴侣,直到出征下川东组织武装暴动。

1948年2月27日(旧历正月十八),江姐写信告诉谭竹安,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本红色书籍在去下川东的船上掉水了。但为了不暴露,她把这本书称为“色情小说”,信上是这样说的:“盼勿念,只是在船上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船上那位朋友把我在你那儿拿的那本小说丢到河里去了,他说一个女孩不应该看那种色情小说,这会坏事的。我又不好意思不准他丢,可是我太喜欢那本书了。以后有机会你还是给我买一本吧。”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面前,足见江姐的革命警惕性之高。

1964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观看歌剧《江姐》(蓬州闲士摄于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当下川东的武装暴动失败,且革命惨遭巨大损失时,江姐一面“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一面极力保持镇定,立即返回重庆向党组织汇报暴动情况,并要求再回下川东继续工作。川东临委考虑到她刚刚失去丈夫,孩子又小,再加上暴露的风险极高,再三要她留在重庆。但江姐坚持认为,下川东的工作只有她熟悉,别人无法替代。最决绝的是,她在离开重庆之前,毅然把自己的家具全部送给了别人,甚至连结婚时购置的衣柜也没留下,内心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她在1948年4月15日(旧历三月初七)的信中说“最近两月以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从前的错误,另定新策”,力求使“乡下人(游击队)可能少吃一点苦头”。

在下川东地区,江姐以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收费处雇员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6月10日(旧历五月初四),正值端午节的前一天,江姐的情绪显得有些低落。她在信中说:“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特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悽然的为死了的人而流泪。”可见,在纷繁复杂的敌我斗争中,坚强的江姐也有柔弱的一面,唯有向亲人写信方可排解心中的哀痛。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4天后江姐在万县地方法院被捕,随后转移至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在此期间,尽管敌人先后使用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等种种酷刑,但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8 月27日(旧历闰七月初四),江姐在狱中写下了最后的绝笔信:“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因此,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江竹筠遗书(蓬州闲士摄于天府家风馆,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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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