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朱毛井冈会师”壮举启示录

周根保

写在前面的话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中指出:“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虽然那时党掌握革命武装还没有经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这件事已经着手做了。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1]

朱德的话告诉我们,研究红军初创时期建军事思想,首先要在弄清这个“老根”做文章;要弄清红军是怎样成长、发展起来的?

朱德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2]

纵观人民军队发展史,“朱毛红军”的诞生,不仅是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新局面,而且是人民军队建军大业的基石。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朱毛井冈会师”那个传奇岁月……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离开偏僻的家乡韶山,临行前写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其雄心壮志跃然于纸上。

“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1921年初毛泽东在为他组织的新民学会确定的目标,从那天起,他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终生坚守不渝。

20世纪20年代初,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起航;6年之后,小船上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率领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

不久,一个叫朱德的“老同志”(42岁),率领从南昌城走来的一支不足两千人的队伍(南昌起义军余部),也登上了井冈山……

朱德曾是旧民主革命的忠勇战士。1922年,36岁已是滇军少将旅长,金钱地位唾手可得。可是当他接触到共产主义以后,毅然抛开一切,千里转折寻找共产党。1926年,他奉党的指示,来到南昌,不久,参加了南昌起义,踏上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

是什么力量使两位伟人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是什么力量使两支小小队伍,紧紧结合在一起?

对于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事件,我们今天能得到什么启示……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笔者从朱毛井冈会师的史料中,深深感悟到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

《井冈山会师》(油画) 许宝中 作(蓬州闲士摄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一、两位伟人晚年,讲述了一个几乎相同的“信仰”故事

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极少用“失败”两字,然而,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地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3]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秋收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

据史料记载,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开始连打败仗,连一个县城都坚守不了。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冒着“逃跑罪名”,力排众议,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毅然决然将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

第二天早上,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向起义军动员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4]

毛泽东富有激情的讲话,把起义军失败后低落的情绪,重新鼓动起来。

随后,毛泽东背着斗笠,穿着草鞋,拖着受伤的脚,一瘸一拐地和秋收起义部队一起,走在上山的路上……

朱德当年率领从三河坝突围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转战时,已是“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了,留下的人还有的继续要求走。

1927年10月下旬,朱德率领这支“七零八落”的队伍,来到江西境内天心圩。

一天傍晚,朱德身穿灰布军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站在天心圩河坝子里,对起义军排以上干部讲话——

说了一番和毛泽东当年在里仁学校意思相同的话……

据史料记载:在天心圩河滩上,朱德走到排以上干部队伍前,严肃地说道:

“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5]

朱德接着说: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1905年,俄国人1905年失败了,但1917年他们成功了。

我们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年!

此时,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林,刷刷地响。

朱德一席简短的话,传递出带有热血温度的坚定,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前途。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信仰凝成的力量。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

停了一下,他又说,“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6]

毛泽东曾说:“这个故事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那本书上也没有。”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但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和秋收起义军,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使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开创建军大业的伟大的开端!

毛泽东、朱德讲述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道路上,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建军大业的军魂!是建军大业的伟大开端的基石!

《井冈山会师》(油画) 许宝中 作(蓬州闲士摄于乐至县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二、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之路

历史又如此奇特,在江西上犹县境内,两山之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等问题上,各自都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史料记叙,1927年10月5日,朱德率领从三河坝撤下的起义军,来到饶平的茂芝村,得知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遭到失败,指挥部也不存在了,一时间感到震惊和茫然……

失败主义笼罩全军。而四周的敌人大军压境,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

形势十分严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名军官会议。

会上不少人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留下还能干什么?不如散了好。

朱德振臂一呼,反驳说:“南昌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的种子保留下来,我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进行到底。”[7]

经过一番争论,朱德的意见得到多数人支持。

会议最后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的决策,摆脱了过去“围绕城市闹革命”的方针,起义军从此开始了“上山”,开始了打游击,开始走上新生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这有一个好处,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的方向。”[8]

在西进千里转战中,朱德把游击战作为起义军唯一发展方向,特别是坪石大捷,运用游击战,我军1个团的兵力,战胜了许克祥的6个团,首创了我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作战方法的转变,使濒于溃散的部队,焕发勃勃生机。

1928年1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暴动序幕,3个月内,起义军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宁6个县苏维埃政府,在湘南开展了轰轰的土地革命。

1928年4月,正当湘南暴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敌人组织7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起义军联合“围剿”。

在敌强我弱严峻形势下,朱德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运动战方法,撤出湘南,直奔井冈山。4月26日,到达砻市。

4月28日,从井冈山下山、掩护朱德从湘南撤退的毛泽东,也率部从酃县,回到砻市。

4月28日,这是个记入历史史册的一天:

两位伟人的巨手,终于紧紧握在一起……

朱毛井冈山会师,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奇迹: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也不是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

史料记载,毛泽东上井冈山,有“初上”和“重上”两个不同阶段。

初上,是古城会汉后,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亲自去茅坪大苍村会见了袁文才,并送枪一百支,对袁文才做好了思想工作,10月7日,才把工农革命军的伤兵病兵安置到茅坪……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带部队上山,却指挥部队经古城、砻市、向酃县进军。直至在大汾打了败仗,才最终确定了上井冈山。

1980年4月13日,谭政回忆说:

“那时我是毛泽东的秘书……由于大汾战败,我们就上了井冈山……上井冈山是逼上去的。”[9]

史料表明,当时,毛泽东率领起义军,踏遍了罗霄山脉的北段、中段以及南段边缘后,直至1927年10月27日,在王佐欢迎下,才率部进驻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从此,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悲剧相似,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上山前,也遭受过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地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东赣西大地。但秋收起义的惊雷炸响后,又多一声惊雷轰鸣而去。由于当时起义战略指导失误和战术上的分散,致使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说,“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7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遭敌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部队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退往湘粤赣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

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进军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转移。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内容,但传递的都是同一种“信仰”;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作出的“上山”决策。

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信仰,冲破千难万险,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探索。

《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师》(油画) 许宝中 作(蓬州闲士摄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三、两支起义队伍,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重塑革命信仰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10]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坚定信念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1927年,在三湾村“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相似。

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一到宿营,个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箅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唰啦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11]

进驻安远县天心圩时,起义军师、团领导,相继离队,这支部队领导,除朱德外,只留下73团党代表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部队从一千多人只剩下八百人。

面对部队顷刻溃散的局面,朱德采用和毛泽东几乎同样的办法,保持了起义军的稳定——

10月下旬,起义军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在陈毅协助下,抓住这个时机,搞了二十余天的“赣南三整”。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十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到了上堡后,“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12]

为了便于指挥,在大余整编中,朱德把队伍整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三河坝突围后,起义军一路情绪低落。经过这一段整顿,部队逐渐活跃起来,部队中谈笑声,常常在人群中回响。

从此,部队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不仅纪律加强了,信心更足了,而且战斗力也提高了,部队走向了统一团结。

前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后有朱德的“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宝贵法宝。

“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都是意在坚定信念,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它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三湾改编所在地(蓬州闲士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结 语

井冈山会师,两股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成为红军主力,连续几次打退了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在井冈山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朱毛”把“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进一步完善,成为红军取得屡战屡胜的法宝。

1961年2月,朱德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静静地凝视了很久,深情地说:“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力量壮大了,更重要的是开始找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13]

朱德的话,深刻揭示了井冈山会师的伟大历史意义。历史表明,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人民武装的汇聚、融合,就没有从星星之火到腾飞之势。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朱毛举起了一面坚持武装斗争的大旗,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构筑了坚实根基。

革命信仰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慢慢地在赣南、闽西点燃……

有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首面一段歌词是: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

伟大的毛泽东。

……

这首歌词,不仅是朱毛井冈山会师的颂扬,更是对什么是建军大业基石、什么是信仰力量的诠释。

为把我军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百年强军”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庆典会上特别强调: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色,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人民军队必须“把这一条作为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14]

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当前,世界上军事竞争日趋激烈,我军正处在变革重塑紧要关头,挑战和困难不会减少,要应对和战胜风险,更需要弘扬老红军优良传统,更需要运用习近平强军思想,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在推动百年强军伟大实践中取得新的突破。

井冈山(蓬州闲士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注释】

[1]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至174页。

[2]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至166页。

[3]《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0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一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5]《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6] 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8]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2010年版,第164页。

[9]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10]谭政,《三湾改编前后》,载195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1]《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314页。

[12]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1987年版,第174—175页。

[13]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2010年版,第28页。

[14]《求实》杂志,2022年15期。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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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根保(中共党员,1947年4月生,南昌人。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原执行会长,江西省红色文化研究会原第一副会长)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