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烽火连天的岁月

王 放

1959年,笔者上小学三年级时,和姐姐、哥哥从北京转学到西安市保育小学(前身是延安抗小)。学校坐落在西安市南郊的黄甫庄。这里的学生常年见不上父母,他们的父母都是战斗和工作在革命第一线的干部,有些甚至是烈士。一位剪着齐耳短发、身着两个大补丁的灰布衣服、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就是我们的校长方向知。方校长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用浓浓的秦腔对我说:“从此,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同学们就是你们的兄弟姐妹,有困难就找老师和阿姨。”那一年,恰恰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十周岁。

解放了的新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当清明时节,少先队员吹着号,打着队鼓,排队前往西安烈士陵园。站在最大的九烈士墓碑前,同学们高唱着“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战士,忠于祖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大道上。”伴随着红色歌曲,伴随着革命传统教育,在方校长和老师们的呵护下,我们和祖国一起幸福地成长。

方向知校长是一位烈士的遗孀,在动荡的革命年代,她先后失去三位至亲。她的双腿有残疾,但我们总能在教室、在操场、在花园、在宿舍,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随时看到拖着残疾、拄着拐杖的方校长。我们班上有几位烈士子女,亲切地称呼方校长:“姑姑”。方校长是同学们心中的严师慈母、良师益友。

1997年,我们62届保小毕业的同学,从全国各地团聚在西安古城,分别了35年的同学们异口同声提到了方校长,30多名同学费尽周折找到了位于端履门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民小院,去看望我们尊敬的方校长。开门的是方校长的儿子杨鉴,他已是60开外的老人了。房间很小,一间半,陈设非常简陋,六七十年代的老旧家具,一台14英寸(0.3556米)的老式电视机,房间里最醒目的是五斗柜上摆放的三幅相框。相框里的照片已发黄,但是三张面孔却很年轻,这正是在革命年代牺牲了的方校长的三位至亲:他们分别是方校长的丈夫杨法震、方校长的三哥方涛、方校长的五姐方鉴昭。

杨法震:192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黄埔6期毕业生,1938年在保卫永济战役中殉国。方涛:早期从事学生运动和农运工作的著名地下党人,在西安组织学生运动时被捕,1947年被杀害。方鉴昭:早期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负责共青团陕西省委秘密工作,1928年被叛徒出卖遇害,是陕西党史上著名的“九烈士”之一,她就和战友们长眠在烈士陵园最醒目的九烈士大墓里。战争年代,烽火岁月,三位亲人的牺牲,诉说着一个家庭的悲痛与光荣,也记载着中华民族血与火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末,方向知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城市家庭,父辈们是开明进步的商人,堂兄方仲如早年参加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兄弟姐妹受其影响纷纷追随其后。当时只有16岁的方向知也跟随哥哥姐姐加入革命洪流,上街宣传,散发传单,跟随姐姐方鉴昭为地下党坐机关,给地下党当“小交通员”,忙得不可开交。

1928年,哥哥方涛和年仅22岁的姐姐方鉴昭被捕。方鉴昭赴刑场时,因为敌人害怕她在临刑前呼口号,残酷地割掉了她的舌头。整个方家处于白色监控之下。

1930年,方向知认识了时任《西京日报》的编辑、共产党员杨法震,共同的志向促成了一段革命时代的爱情。相识半年后,二人结婚,婚后生活也因时局的动荡不定而聚聚散散,随时处在白色恐怖中。在方向知眼里,“杨法震,大个子,黑红脸。聪明有才华,写得一手好文章”。但革命生涯,聚少离多,8年的婚姻,两人真正相处还不到两载。

1934年下半年,杨法震随西北军部队驻防汉中,方向知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杨鉴前往汉中一小学教书。夫妻二人度过了婚后最平静安稳的一段时光。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将领在三原同友军将领及地方人士合影(前排左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后排:杨尚昆、陆定一、杨法震、马文彦、冯一航、常汉三、姚警尘)

半个世纪后,方向知老人讲述往事时,表情依然流露出对那段美好岁月的留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亡的局势很快打乱了一切,爱情、亲情甚至生死抉择都被抛在身后,西安事变后,杨法震被任命为赵寿山部五十一旅秘书主任,从事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络工作。

1938年日寇进犯晋西南,陕西受到威胁,杨法震调任十七师一○二团团副,随军进驻韩城。5月,方向知收到丈夫的电报,让她带着孩子到韩城。当时的韩城已是西北抗战的前沿,前后有上万名陕西官兵从这里渡河作战。杨法震日夜巡护城河河防,防止特务和汉奸搞破坏,同时还支援河东抗日游击队的抗日活动,工作十分繁忙。方向知在那里住了个把月,杨法震黑明都不回家,偶尔夜里巡回路过家门,进门都不落座,匆匆叮咛两句就走了。7月7日这天,杨法震奉命率千名官兵夜渡黄河,开赴中条山。方向知怀着振奋,也揣着一丝担忧,默默地把亲手做的两双布鞋塞进丈夫的行李中。临别的一刻,一家人在韩城文化馆的苍柏前合影留念。照片上,一身戎装的杨法震英姿飒爽、表情豪迈,身后的方向知一副沉静神色,只有5岁的儿子杨鉴昂首骑着童车,不谙世事地笑着。斯人已逝,容颜依旧,只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息。

半个多世纪后,面对这张照片,依然能深切感受到国难当头,一个民族和一个家庭义无反顾的抉择。不久,从前方传来消息,永济前线伤亡很大,家属们天天到38军办事处打听消息,哭声一片,方也去了几次,总是得不到确切消息。直到有一天,相识的朱茂青夫妇(地下党员)到家里来,默默坐了很久,方才意识到有不利的消息。她主动开口说:“法震的消息我听说了,他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抗击日寇,牺牲的伟大,牺牲的英勇。只是我没能和他一起在前方抗战,太遗憾了。”

时隔七十多年后,我们无法想象当初方向知面对爱人的死讯是如何悲伤,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她永远是慈祥的、坚强的。丈夫牺牲后,部队给方向知送来了1200银元的抚恤金,她说:“孩子我养得起,我不忍心花烈士鲜血换来的钱,就用这钱办学校吧。”

1939年暑期,年轻的方向知脱下旗袍,换上短袄,揣着丈夫的抚恤金,带着5岁的儿子杨鉴到丈夫的故乡兴平县,在渭河之滨的草堂寺创办了一所私立法震小学。一是为纪念丈夫杨法震,二是为造福乡里,三是必要时为党的地下工作打掩护。国难当头,炮火连天,一个年轻女性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爱情的诺言,坚守着革命的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向知把法震小学无偿交给当地政府,她自己吃得没有油水,没有副食,全身浮肿。当时保小食堂杨平信师傅家里人口多,生活极其困难,方校长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贴补给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方校长,杨平信说“手捂心口想一想,一辈子忘不了方校长。”我们班上有个父母双亡的烈士女儿叫杨芝华,她和她的姐姐、哥哥三人都是在方校长的抚养下成长的。方校长虽当了一辈子校长,1975年退休时,所有家当就是一碗、一筷、一箱旧衣服,甚至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只能住在亲戚家。几年后,教育局才分给她一套38平方米的房子。

2007年,方校长辞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她没有留下遗产,把全部心血献给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她是一位饱经沧桑的烈士遗孀;她是一位矢志不渝、呕心沥血培育后代的教育家,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用丈夫的抚恤金办学育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先生时创作的《有的人》中的诗句。杨法震牺牲后,方向知抚养他们唯一的儿子杨鉴长大成人。杨鉴现已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他饱含着感情谈到自己的母亲,但对父亲记忆是一片空白,只记得童年时跟随年轻的寡母各处办学,有关父亲的经历是母亲事后讲给他听的。历史是需要传承的,红色历史更需要我们传承弘扬。老一辈革命者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奋斗牺牲,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永远不能丢失的!让我们永远记住:“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最敬爱的方校长,您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学生们永远忘不了您对国家、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您大爱无私的人生深深地影响着几代人。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您,就想扑进您的怀抱、拥抱您。我最亲爱的校长、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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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 放(1949年2月生,西北老红军王有轩之子,退休教师。现任陕西三秦红色文化传播中心主任,陕西省红色文化研究院秘书长,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