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也跟随红军进行长征。在这场创造人类奇迹的二万五千里征途中,苏维埃国家银行用担子挑着自己的资财,不辞劳苦,保障红军给养。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在党的群众基础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国家银行长征人员用最短的时间进行了“红军票”的发放,为保障部队后勤供给,扩大革命队伍,促进当地商品流通以及宣传党的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长征史上又一个金融奇迹。

一、“红军票”的由来——减缓经济压力,保障军队供给

长征路途漫长,红军从江西行军至贵州后,物资经费已消耗严重。由于国统区不接受苏区货币,因此无法使用其直接购买商品,加之百姓如果使用苏区货币进行交易,一旦红军离开后,他们便无法将苏币兑换成银元或国统区货币,还可能遭到反动派的打击报复,因此,红军规定长征过程中禁止使用苏区发行的货币进行商品交易。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市场繁华,经历了久困大山、长期作战的红军指战员,到达这里后得到了较长时间修整,他们需要将手中的苏区货币及时吸纳和消化以转换成购买力,补足备战物资,而遵义正好具备发行货币的各项条件。

红军进驻遵义后,党中央特派徐特立、毛泽民等进城拜访当地知名人士做工作,还通过开明人士刘伯庄以及当地的商会会长等人去动员广大商人和人民群众,宣讲党的政策。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支部书记曹菊如向中央请示并建议:立即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组织、发动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向红军募捐军饷、资金。其中,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佘伯容一次就向红军捐大洋一百元。

在走访的过程中,红军了解到当地军阀和不良商家共谋,严格控制食盐买卖和烟土价格,许多百姓由于无力高价购买而患上了大脖子病。国家银行在深入研究后审时度势,把收缴的食盐和自有的金条银元做为准备金开始发行货币,如此既能满足红军物资补充需要和消化原有苏区货币的内在需求,又能满足遵义百姓对食盐等物资的渴望和活跃市场的外在需求。1935年1月12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开业,以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建立了纸币兑换处,做了极具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工作,这种正式的发行货币俗称“红军票”。

伍分,票幅49×83毫米,颜色为绿、棕两色(图片来源: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二、“红军票”的发行——建立货币信用,促进商品流通

为有序开展“红军票”的发行工作,苏维埃国家银行将临时总部设于军阀尤国才私宅内,发行货币的同时在遵义城里设立了6个兑换点,在红军驻防的周边地区设立了19个兑换点。“红军票”在遵义刚上市流通时,就遭到一些别有居心的人造谣,构陷“红军票”就是以前军阀常用的“军用票”,本质是废纸一张,以此煽动群众拒绝使用。为保障“红军票”的流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罗梓明领导红军对投机奸商黄老四等进行了大力镇压,并在群众之间宣传红军政策,号召百姓放心使用苏维埃货币。并且,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严格规定:凡购买粮食、物品需坚持公平买卖,凡取用群众的粮食、物品都留下银元或借条,以此保障了红军在百姓心中的信用,维护红色政权、红色军队的形象,顺利地打开了市场,完成了货币发行工作。

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建立了“红军票”与稀缺商品的自由兑换通道,以商品信用加强货币信用。为改变烟、酒、茶、盐、棉布等商品的售卖被地方官僚、奸商、土匪和军阀控制的现状,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人员上街动员,红军官兵全力配合,以酒店餐馆、洋货铺、书店为首的三大类店铺纷纷摒弃了过去的不良风气,向老百姓敞开大门,民商关系得到了巨大改善。原来每人多多少少留存的“伙食尾子”(苏区零星钞票)也被激活,市场一派繁荣景象,红军也在此地购买了实物和行军必需品,全城活跃,繁荣至极。

在随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之前,毛泽民、林伯渠等人决定将发放的苏区纸币收回,以此维护红色货币的信誉。但在红军离开的前夕,还有一部分纸币仍在百姓手中,苏维埃国家银行人员商讨后决定在丁字口、狮子桥、万寿桥等地段临时增设兑换点,凡持有“红军票”的单位和个人可到兑换点进行兑换。为保证离开前可以完成收兑任务,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挑灯夜战,直至主力部队离开后,才将“红军票”基本收回,继续长征之路,得到了商民的交口称赞。

壹角,票幅55×94毫米,颜色为枣红色(图片来源: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三、“红军票”的意义——支援红军长征,推动金融事业

“红军票”尽管只在遵义发行了短短十二天,但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党今后对金融事业的领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缓解了红军由于经费物资紧张带来的生存压力,保障了军队物资的及时供给,又活跃了当地市场,维护了群众利益,建立起苏维埃钞票的信誉,充分树立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对党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也对我们党今后领导金融事业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红军票”的顺利发行可以看出,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否则将影响民心向背乃至动摇执政根基。在党最艰难困苦之时,红军仍把人民利益放于第一位,根据遵义实际发展情况和百姓需求制定出有益于遵义人民的货币政策。因此我们党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也要始终尊重群众各项权益,顺应群众呼声,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我国之所以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绩,也正是因为保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战略定力。

贰角,票幅68×98毫米,颜色为蓝、紫两色(图片来源: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货币发行者的信誉是金融市场繁荣和稳定的最终保障。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红军票”前,保证了自身的基金储备充足,在发行过程中,始终坚持公平买卖,在离开遵义前,也一再确保了苏币回收工作的完成。相反,国统区由于滥发法币以稀释民众财富,导致物价飞涨和市场秩序混乱,最终经济停滞和民心尽失。不管是金银本位、物资本位,还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想要得到群众的长期支持和政府金融事业的顺利发展,货币发行者信誉的建立是重中之重。

(图源“大连中山区政协”微信公众号 )

金融事业的发展对我们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党的金融工作经验是在困境和尝试中逐渐锤炼和积累起来的,红军在遵义短短十二天就获得了百姓的拥护与爱戴,稳定了民心和促进了人民对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信心。正是由于“红军票”的发行,才能使长征队伍得到军队物资的补充和红军战士的充分休息,最终胜利到达延安。当前我国实行的货币政策是基于经济发展现状和民众与国家的承受能力制定而出的,稳定和繁荣金融市场也将始终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来源:四川党校报

作者:刘韵月(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

王春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