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传奇 阎家老店光辉不朽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

胡 山

2023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78周年纪念日。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红军150万大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滚滚铁流向驻守东北之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日本70万关东军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是日军在中国最密集的强大作战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就在与苏联接壤边境地带修建大量永备性军事堡垒群。牡丹江附近的东宁要塞群曾是当时关东军规模最大、构筑最齐全、可容纳兵力最多的军事要塞。该要塞群由胜洪山要塞、勋山要塞、麻达山要塞、三角山要塞等组成,最多时曾驻扎超过13万日军,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和“北满永久要塞”。

苏军确信,如果迅速消灭关东军,将使日本失去陆军最精锐部队,彻底击碎日本继续战争的意志。日本在中国东北重兵集结、号称“坚不可摧”的关东军防线,在苏联红军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中国军民也掀起“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强大攻势,向日本侵略者全线反攻,横扫千军,摧枯拉朽。

在苏军“八月风暴行动”打击下,日本关东军缴械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当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主甲板上举行。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2005年,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曾并肩战斗的中俄两国人民,隆重庆祝当年用鲜血铸成的胜利。俄罗斯前驻华大使、著名政治家、汉学家伊戈尔·阿·罗加乔夫(中文名“罗高寿”)深情指出:“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枪林弹雨之下前赴后继的英雄儿女。同样,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反法西斯战场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阎宝航,即是在苏联红军成功横扫数十万日本关东军战役中起到极为关键性作用的中国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授勋仪式。罗高寿大使宣读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的命令。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使馆授勋仪式上,阎大新代表父亲阎宝航、阎明复代表大姐阎明诗接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图中右二为李正文

授勋仪式上,阎大新代表父亲阎宝航、阎明复代表大姐阎明诗接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该奖章设立于1995年,主要授予参加过二战的苏联老兵、游击队成员及获得过战胜德国奖章、战胜日本奖章、忘我劳动奖章的其他人员,是苏联解体后第一种纪念卫国战争奖章。

卫国勋章及证书

据阎宝航之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回忆,授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罗高寿大使指出:“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在授勋现场,阎宝航之女阎明光热泪盈眶:“我们的心情复杂,倍觉遗憾。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如果父亲能亲自参加仪式该多好,可惜他看不到了!”

长年的情报生涯和工作纪律,阎宝航养成对过往绝口不提、对家人同样守口如瓶的习惯。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阎宝航》专题片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当年5月21日卸任回国的前驻华大使罗高寿。谈到1995年在北京的授勋仪式,罗高寿大使感慨道:“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陈毅元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会长陈昊苏赋诗纪念阎宝航、阎明复父子:“阎家老屋话情深,正义交流感动人。世纪风云多诡谲,天真不改竟如君。”

陈昊苏

2023年7月30日上午,在关子展后人关黎黎女士协调下,笔者与张浩青和陈刚两位大姐一起,冒着大雨,来到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阎宝航爱女阎明光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亲属家中看望这位传奇老人。阎老此次不顾高龄来京,是出席几天前她最亲爱的小弟阎明复的告别仪式。

2023年7月30日,阎宝航之女阎明光留影(胡山 摄)

阎明光老人与张浩青、陈刚两位大姐都是世交,彼此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老人家刚刚痛失亲人,又已94岁高龄,我们原本约好,上午见面交流后不过久逗留,以免影响老人休息。但阎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性情豁达,谈了一上午,又执意挽留我们一起共进午餐。下午,大家又继续聊了两个多小时,阎老还盛情邀请有音乐功底的张浩青大姐用钢琴为大家弹奏了几支名曲。阎老听得非常认真、陶醉。

2023年7月30日,陈刚、阎明光、张浩青(左起)在一起(胡山 摄)

我带去了几本《阎宝航画册》《阎宝航纪念文集》(张学良将军亲自题写书名)和《阎明复回忆录》,请阎明光老人为我们签名留念。

谈到“阎家老店”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故事,阎老非常激动,欣然为我们留下“世界和平万岁”的珍贵题词。

一、“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市。1918年毕业于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得到东北军张学良和郭松龄、韩淑秀夫妇等人支持。至1928年,该校已发展为拥有几所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视察贫儿学校后盛赞:“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一个师范生,无权无势,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实难能可贵。”

中共传奇谍报英雄阎宝航(1895—1968)

阎宝航与张学良成为一生挚友,后长期担任张学良高级幕僚。1921年,阎宝航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

1930年,阎宝航(右一)引荐,张学良(中)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Kilpatrie(左二)及夫人(右二)、宁承恩(左一)在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居住的沈阳北陵别墅门前合影(1995年宁恩承提供照片)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日军加紧侵略东北的步伐。1929年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学习回国后的阎宝航,在张学良支持下,相继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积极进行反日斗争。一场轰轰烈烈反对日本人毒品走私和销毁毒品的运动,为其赢得“关东林则徐”美誉。

1929年10月底,阎宝航参加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在会议上将辗转获得的英译本《田中奏折》公开,引发舆论哗然。“父亲是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人。”阎明光说。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遭日寇悬赏5000块大洋通缉,被迫逃亡北平。他联合高崇民等于1931年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宝航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积极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经张学良介绍,阎宝航杰出的组织才能和交际艺术,为宋美龄、蒋介石所赏识,后在蒋介石、张学良合办的“四维学会”担任要职。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所谓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并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宋美龄分任总会长和指导长,阎宝航被任命为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阎宝航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1934年,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前排右起:宋美玲、蒋介石、阎宝航

阎宝航说,“我从1934年到1937年夏,三年间作为书记,当然要宣传推行新生活的一套办法。在其位谋其政,这是常识,何况蒋氏夫妇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以新生活运动大员身份,穿梭于大江南北,走了许多地方,讲了很多话,但大体上离不开新生活提倡的琐事: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讲究卫生,清明扫墓,祭黄陵,拜孔子之类等等,有时,他自己也感到隔靴搔痒,滑稽而又可笑。

也许因为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阎宝航十分器重。阎家搬来南京后,住在大禹村1号,离宋美龄私邸很近。两人时常在一起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宋美龄还送了一辆“福特”小汽车给阎宝航。阎宝航成为蒋、宋身边的红人和张学良的好友,许多国民党高官对他都要高看一眼。

“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想要见蒋夫人,都要先往我父亲那儿打电话、登记预约,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来安排,父亲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党政军各界高官。”阎明光讲述,父亲阎宝航以善交友朋的良好人际关系,博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孙科、冯玉祥的好感,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

然而,这样一位国民党大员,却成为抗日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的保护伞。阎宝航常利用工作之便,对青年进行救亡教育,并积极营救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

西安事变后,阎宝航飞赴西安,向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转交张学良亲笔信。其间与周恩来首次会面,谈及出使西北的教训,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

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到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成立大会,与高崇民等五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日常工作。总部下设一处5部5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救济委员会主任。东总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织,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东总的成立,标志着关内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由自发的分散活动阶段,走向组织严密的统一联合行动的新阶段。

1937年,阎宝航再次正式提出入党申请。据苏子元(1904—1994,青年时代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25年入党。1926年4月,中共北满地委成立后,负责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回忆,1927年,阎宝航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后因苏子元本人奉命前往苏联等原因被搁置。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阎宝航全家在南京合影

几十年后,阎明复从病榻上的刘澜波处得知父亲当年入党的曲折经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周恩来还谈道,毛主席讲过,国民党能从我们队伍中拉走人,我们也能从国民党队伍中拉走人。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

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开展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东总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人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两人为主席团成员。东总改组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由于它是团结关内东北救亡同胞在国统区公开开展救亡活动的团体,因此东总的中共党组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人则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秘密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公开的东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总的领导层中有中共党员,且中共党员自身即是有影响和地位的东北人士,同时又吸收了具有很高威望的东北人来担任领导,这样才能使东总在我党影响下,公开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

东总南京改组后,为扩大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东总党组决定争取合法存在,申请立案。阎宝航说,当时为了求得掩护,避免打击,不得不利用名存实亡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不得不在复兴社和CC的矛盾中间求存在。为此,责成王化一与高崇民利用“复东会”旧关系,赴上海找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复东会”与复兴社曾共同组织四维学会,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壮大自己的声势,不仅“赞成东总存在”,并捐助2000元的“开办费”。戴笠对东总存在的认可及东总负责人与国民党各界的较多联系,是东总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1937年11月20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周恩来指示重建东总党组,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

父亲给女儿阎明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打回老家去!”每谈及此,作为父亲的阎宝航总是愤慨不已。1938年保卫大武汉期间,时年11岁的阎明光在“九一八”纪念大会上演唱《松花江上》,全场含泪合唱的情景令她终生难忘。

1938年,阎明光在“九一八”会上演唱《松花江上》后与父母和弟弟阎明复留影

“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阎宝航日记中此番独白,是时时刻刻激励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孜孜前行的强劲动力。

二、神秘的“阎家老店”

抗战时期,四川重庆两路口的重庆村17号一栋三层小楼看似普普通通,却极不平凡,里面总是住满了人——有被捕获释的革命同志,有逃避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进步人士,也有希望投奔解放区的进步青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曾多次在此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阎家老店”,它的主人是红色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失利,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转移至重庆。东总总部也迁来重庆。阎宝航举家住在重庆村17号。这座三层小楼有两个便门,一个有小路可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另一个通向荒僻山岗。显然,阎宝航对住址挑选颇费了些思量。

当时的重庆,东北流亡者众,不少人食宿无着,重庆村17号俨然成为临时收容所。阎明光和弟弟半夜常被母亲喊起来,把床让给客人。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阎明光回忆:“父母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在南京大禹村1号住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被周恩来尊称为‘阎家老店’。小时候印象中家里总是住满了人。从东北到南京,再到重庆,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成员,流浪关内的东北乡亲,赴延安的青年们,都是‘阎家老店’的常客。”

之前1937年在南京,周恩来对刚被营救出狱身受重伤的地下党员陈同生(张浩青的父亲。1949年4月起,先后任南京市军管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电影《东进序曲》主人公人物原型)说:“我介绍你到一个很可靠的同志家去住,安心养伤,头发长起来,再出来工作。”阎明光的母亲每天为陈同生煮牛奶和鸡蛋,为他身上的伤口和被打断的腿洗伤换药,直到他痊愈。

谈起“阎家老店”,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的阎宝航的挚友宁恩承这样写道:“客人川流不息,而且大多数素昧平生,各方人士,男男女女,少长咸集,诸色人等各路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都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冷开水。老阎是万事生佛,阎家是没钱没米的救济处。他有孟尝君的风度雅亮,没有孟尝君的资财。抗战艰苦时期,大家穷在一起,‘同患难,共努力’是阎家老店的精神。当今政府衮衮诸公受过“阎家老店”好处、喝过‘阎家老店’冷开水的不止一人。以此追忆抗战时期声闻遐迩的‘阎家老店’。”

抗战期间,中华全国文艺抗敌联合会前线慰问团在重庆合影(前排左起:老舍、刘清扬、邓颖超,前右二:王礼锡,后右三:阎宝航,后右二:梁实秋)

徐盈在《抗战纪事》的《三家“抗战饭店”》一文中写道:“抗战时期,革命者到处是家,就我所知,大后方有这么三家所谓‘抗战饭店’,广结善缘。来吃饭的人吃得坦然,招待吃客的主人处之坦然。革命的情谊交融座间,血浓于水,这自然有助于早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当时重庆“抗战饭店”有三:沈钧儒家的“沈家饭店”,王炳南家的“王家饭店”,阎宝航家的“阎家老店”则居首。

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后的整个14年抗战期间,从北平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救亡关内的各色人等,有数不清的人士都曾寄居在阎宝航家中,在生活上得到照顾,精神上得到慰藉。在他们心目中,阎宝航的家就是他们的家,久而久之,辗转各地的几处阎家住址就有了一个统一的美称:“阎家老店”。

阎宝航仗义疏财,下榻客人不需负担任何费用。人们对“阎家老店”的主人阎宝航印象:“善于与人交际,对任何人全好,任何人对他也好。”中统局一特务头子在谈到阎宝航时评说:“一副欧美绅士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这些溢美之词,生动反映了阎宝航的仪表、言谈举止非凡之处,这是一种天赋。

和阎宝航一起在大明公司供职的青年唐功楷这样说:“他是个慈善人,如有朋友向其私人求助,他是有求必应,从不吝惜,甚至倾囊相助,有时连身上衣服及使用的手表,亦脱下来送给穷朋友。因此,玉老每月所领薪水,多感不敷支用,时常囊空如洗……”

阎宝航以至诚待人,不仅赢得人们对他的赞扬,也赢得人们对他的信任,他交了许多好朋友。很多朋友出于对他的信任感激,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阎家老店”在那个年代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救济,作为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大本营,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常光顾这里。

阎明光说:“来到家里住的人中,有被国民党特务追踪,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护送到‘阎家老店’隐蔽的教育家陶行知,范长江夫妇;有日寇大轰炸后房子被毁的沈钧儒一家;有朝鲜族在东北建党的第一人,画家韩乐然;有李公朴烈士的夫人和在新疆被害的杜重远的遗孀及女儿们。他们到家里住下,受到父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屋里住满了,就在院子里搭床。我和弟弟严明复经常被叫醒,搬去睡地铺。”

“阎家老店”对每一位来人都是悉心照料。由于来客多,又无经济来源,要维持老店的生计,实属不易。阎宝航的早餐,也常常只能啃两口白薯而已。1944年,杜重远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杜夫人侯御之、子女和妻弟来渝后,暂住“阎家老店”。杜夫人悲愤过度,卧床不起,不思茶饭,高素桐则特为杜夫人另作伙食,朝夕相伴,给予安慰和鼓励。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讲述:“文革”结束后,我曾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了5年。同在大百科工作的王渝丽常常讲‘我的命是高妈妈给的’。当时是1944年,王思南的女儿王渝丽刚满周岁,突患急性肺炎,传统药物没有疗效,而抗生素盘尼西林价格很贵。妈妈知道后,毫不犹豫地摘下手上戴的戒指,交到王思南手上,用‘典当’换来的钱买了盘尼西林,救下来周岁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父母把这些善举看得很淡,甚少谈起,甚至还是从那些‘接济过的’下一代人那里,我才知道曾经发生在阎家老店的诸多事情。”

重庆新村17号的“阎家老店”,也是党内外人士从事抗日活动和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还是中共地下党和东总活动的据点。高崇民、卢广绩、于毅夫及其家人在这里长住;宋黎、徐仲航等都曾在此落脚。

周恩来经常在阎家2楼小客厅或顶楼召集会议,布置工作;董必武代表中共南方局在此安排重建东总党组事宜;邀集民主人士的宪政座谈会也曾在此举行。叶剑英还曾在阎家召集韩幽桐等十几名妇女干部开会,讲述皖南事变的经过,传达分散活动和安全转移的注意事项等。

阎宝航对流亡关内的东北难民倾注了大量心血,九一八事变之初,身为救国会宣传部长,他主动协助负责难民救济工作的王化一,策划难民救济问题,为难民联络解决住处、吃饭和穿衣问题。到南京后,也经常有不少同乡找上门来,他总是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到武汉、重庆后,也是同样如此。他还筹备设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呼吁当局重视难民和失业群众的救济,提出增设难民工厂的建议。1939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向救济委员会拨救济款30万元,该委员会用救济款筹建了纺织工厂。1940年,难民纺织厂已发展200余人,其中半数是为东北同乡。阎宝航认为:“现在救济的东北难胞人数还少,我们希望这个范围更要扩大些,救济东北难胞也更要多些。”

在他的建议下,此次前来参观的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及常委参观后,即召开会议,讨论工人福利、教育、卫生、体育诸问题,决定从工厂盈余中提出5万元移作开办青年招待所和救济东北难胞之用。

重庆期间,阎宝航除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秘书、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这些岗位很多都积极从事民众福利服务,这同阎宝航的思想感情很合拍。他利用这些岗位,竭尽全力做了许多有益于穷苦民众的事。

阎宝航的夫人高素桐(后改名高素)曾给女儿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宝航在街上走着,一个饥民突然从对面冲过来,抓起我手中篮里的豆腐就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胆怯地看着宝航手中的手杖。宝航望着这个饥民,一句话也没说,便转身拐进路旁的小店里,买了些食品,包成一大包。他望着那人的背影,对我说:‘你送他一程,嘱他匀开吃。’”在回来的路上,宝航感慨地说:‘我阎宝航搞了多年的赈济,但事大力微,治标不治本。将来人民当了政,这种事就永远不会有了!”

1941年,日军飞机对重庆野蛮“疯狂轰炸”和“疲劳轰炸”。6月5日,日军飞机夜袭重庆。由于国民党警宪玩忽职守,进入防空大隧道的居民发生窒息,造成数千人死伤的惨案。当局派军警进行名为抢救实为抢劫的救护,死亡人数又增加了许多。时值盛夏,气味逼人。负责善后救济的阎宝航亲自到现场指导运尸,接连几昼夜不曾合眼。由于数日劳顿,加上对当局的愤怒和对无辜死亡老百姓的悲伤情绪,他身心交瘁,竟晕倒在泥水中。

阎家老小对这些川流不息来去匆匆的过客,习以为常,主持“阎家老店”的高素桐不仅全力支持阎宝航从事救亡运动,而且把全家都动员起来,为流亡者服务。正是由于高素桐的操持,“阎家老店”才成为东北流亡人士和革命者温暖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称赞说:“高素桐一生不易,是有功的,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阎宝航夫人高素桐在重庆阎家老店的珍贵留影

有人用“热闹非凡又惊心动魄”形容“阎家老店”,而对更多的亲历者而言,这里始终散发着无尽温馨的暖暖气息。

姚艮,黑龙江双城人,曾用名姚廷枢,1930年6月在北平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互济会,同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2月入党,任中共北平市通州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与日寇浴血奋战。1932年8月一次战斗失利后,姚艮为给抗日义勇军筹备军火只身去苏联,在苏联当局肃反扩大化期间被诬陷为日本间谍。1939年4月获释回国后,姚艮到新疆参加革命斗争,苦苦寻找党组织恢复关系。姚艮给在苏相识的李正文写信,李回信告诉他说,在重庆的“阎家老店”是东北革命青年的家,你可以带上妻子、儿女先到他家里去住。阎宝航大哥和阎大嫂会像亲人一样接待你们全家。同时还告诉他,关于他找党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事,阎大哥也会为他安排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艮在公安部工作,“文革”后曾任公安部党委成员、办公厅主任,1991年被公安部授予“人民一级金盾荣誉章”。每当回忆起当年举家不远千里投奔“阎家老店”那段往事,姚良十分激动,他在撰文中回忆:“我住过各式各样的家,父母的老家,自己的家,亲朋的家……我问自己:你一生认为在哪里,在哪个家最幸福、最温馨了?我回答自己: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

三、中国情报战线上的“佐尔格”

国民政府迁址后,重庆一跃成为全国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众多社会名流、上层人士聚集于此。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在重庆秘密成立。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代表机关,承担国共两党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南方局全面工作。此时,中国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关系日益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欧战爆发。英美等国惧怕日本配合希特勒在东方向他们发动进攻,制造了“远东慕尼黑”,逼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企图牺牲中国,以换取日本同他们妥协。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下,蒋介石更加动摇,投降危险急剧上升。

一天夜里,经李克农相约,阎宝航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恩来下达任务,嘱咐他要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联系广泛的优越条件,开展统战工作,并建立秘密情报小组,为党搜集情报,包括国际情报工作。

阎宝航立即着手建立重庆秘密情报机构和设置无线电台,由周恩来单线领导,刘澜波任周、阎间联络员,小组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络。阎宝航在重庆郊区北碚(北温泉)买下一栋古旧幽静的宅第,将报务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安排在这里长住。阎宝航在家里的卧室下面,安装了活动地板,将电台隐蔽在地板底下,张志敏则以高坑岩水电站技术员身份作掩护,按时发送情报。必要时,阎宝航则以洗温泉为名到这一带来安排一切。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指示,阎宝航后来还设立了极为秘密的备用电台。

阎宝航在从事情报工作中,灵活运用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思想: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

阎宝航把情报工作比作如大海捞针,除抓住重要关节展开活动外,为广泛搜集情报,他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有时他以富商大贾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舞池;有时打着V字手势在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我方交通员。

按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

1965年,阎宝航在《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一文中,叙述了他搜集国际情报的起因:“1941年1月,国民党配合纳粹德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进攻我新四军之后,反苏反共的形势极为紧张。就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待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同志直接领导。罗申同志对我交待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订完一切技术问题,并对我说,鉴于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暴行形势日趋恶化,我们苏联大使馆可能随时要撤退,你必须做好和我们直接通讯联系的准备,为此,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技术交通人员。”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1901—1960),1941年被任命为苏联暂代驻华军事武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掌握了一部电台,并找到了发电技术人员(我的小同事)。张知敏同志曾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交通人员有张知敏的爱人纪华同志、高维升同志及沈慧(女)同志等3人。密码则由我的大女儿阎明诗(党员)学习掌握(由延安回重庆养病,好以后开始工作)。工作范围很广泛,凡有关国民党军人及匪帮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均在搜集研究报告之内,而且要求做到迅速详实。因此,工作有时很急迫紧张,可以说绝大部分都经过努力,完成了任务。最感困难和危险的是电台的安置隐蔽和使用,四年多时间中曾转移两次,周密布置煞费苦心。”

需要收集情报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以他们反苏反共的动态为重点。

阎宝航俄文代号为“巴维尔”。他的特殊身份为从事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基于该任务的特殊性,他的身份仅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

周恩来把这个重大任务交给阎宝航,认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阎宝航对自己有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个人由于多年的抗日爱国声望,特别是在东北青年群众中有影响,而且和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关系,国民党各派别也拉拢我,所以我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有机会同国民党当权派来往……我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做了情报工作。”

阎宝航冷静看到“随时准备牺牲”的严峻现实,一开始就把“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作为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

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大特务不断面斥、小特务随时盯梢的险恶环境中,阎宝航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化解了许多次险情,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党中央交给的重托。

四、德国闪击苏联绝密情报

1940年7月,希特勒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同年12月,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

1941年5月一天,阎宝航参加国民党高级官员小型宴会,会场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阎宝航问及于右任,大家为什么这么高兴。于趴他耳边悄悄说:“根据中国驻德国使馆武官桂永清近日传回重庆的消息,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

闻听此言,阎宝航心跳骤然加速。为了确认,他还是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是委员长亲口告诉我的。”

阎宝航借故提前离会。如何火速报告周恩来呢?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重庆办事处;晚上也不便去苏联使馆。阎宝航回家发现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正好在家里。李正文立即将这份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随后又亲自将这份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此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苏联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份情报。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后将回师东进,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甚至说西方舆论界认为德军将转向东方的猜测是“挑拨苏德关系”。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周恩来急电延安,请毛泽东直接向苏联高层转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6月16日,毛泽东命令迅速将阎宝航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6天时间。

斯大林很快就看到毛泽东的电报,在这前后苏联的情报人员如佐尔格等人也发来类似情报,尽管他仍不完全相信这些情报,但中共领导人直接发来的电报,反映了中共中央对情报真实性的明显倾向,对他触动很大。

曾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部长的罗青长在纪念周宝航的文章中谈道:“阎宝航了解到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为苏联提早进入战争争取了时间。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诱降,稳住国民党在两个阵营的动摇,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拉拢,曾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这个情报像一针强力兴奋剂一样,使重庆国民党内欣喜若狂。蒋介石甚至认为,德攻苏,日军必北进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以策应苏联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国民党则可堂而皇之地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坐收渔人之利。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被这种如意算盘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在酒酣耳热之际,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在一次社交场合对阎宝航同志和盘托出德国突袭苏联的计划。”

1941年6月21日凌晨,苏联从一名德军投诚人员口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才使阎宝航及苏联间谍佐尔格等人的情报得到确切证实。1941年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由于我党及时准确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上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使苏联红军能够争得时间,提前24小时进入紧急战备。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战略撤退,但是毕竟使苏联红军免遭灭顶之灾,为战争积蓄了宝贵的力量。

一周之后,6月30日,苏方特别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电报写明:“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苏联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在1941年冬在莫斯科近郊控败了德军的锐气,并于次年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

关于阎宝航获得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情报的另一位知情人,是李正文。

1995年,俄驻华大使馆官员、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为李正文佩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

李正文,1908年出生于山东潍县贫苦家庭,后移居东北,毕业于东北大学,参加抗日。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参加“左联”。一年后入党,成为职业革命家。1935年,被组织派赴苏联国防部无线电学校(赫姆基学校)情报工作研究班学习,1937年遭诬陷整肃,身陷牢狱和集中营。1940年,李正文经斯大林批准获释后回国,经长途跋涉,于1941年1月抵达重庆。他拿着证明材料去八路军办事处,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苏联驻华大使馆,要求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徐冰告诉他:“你就到共产国际工作吧!”于是,他就被派往共产国际东方部,协助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开展工作。

李正文回忆:“阎宝航同志的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苏联使馆罗申联系。当时,阎宝航交际甚广,同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来往。他通过孙科等一些国民党要人那里,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我,我当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罗申。不久,苏联塔斯社‘辟谣’说,近来英美政客无中生有地挑拨苏德关系,胡说德军将在6月进攻苏联红军。事实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果然在6月22日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件事,阎宝航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苏联立了大功。”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阎宝航的子女对父亲曾做过的事知之甚少。阎明复谈到: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的。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总理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同志,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

“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你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1962年初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这场形势报告会上,周恩来指出,1941年我们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是对苏联“无法估量的援助”。

苏德战争爆发及第一阶段战况图

总理的话对阎宝航的鼓舞很大。他在会后写给周总理的信中,提到他搜集到的两个重要情报,其中之一就是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

“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于1941年5月上旬向蒋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于6月20号左右约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国民党首要分子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于我这个消息。我立即简单作了报道,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当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道约在一个半月以前。”

“报道事实证明不久以后,罗申特别请我吃饭一次,当席对我伸出大拇指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我笑说:‘真的吗?’他说,这种事,我敢随便说谎话吗?又说:将来你要到苏联去,你的儿女们将来都可去学习,我可负责供给一切,云云。”

“1954年春,军委外联处处长蒋克定同志忽而问我:‘宝老你从前做过什么工作?’我问:“什么意思?”他说:‘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富敏科对我说过,阎宝航同志是第一个最先知道德国攻苏的日期的。’是我从(富敏科的话可找)蒋克定同志口中听到富敏科自己有过这番话的。所以(予以证明),这个报道对于苏联对付德寇的进攻是有帮助的,是有一定作用的。”

3月6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作出亲笔批示,对阎宝航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罗青长同志回忆:“1962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给阎宝航同志报告的一个批示是经我手的,肯定了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周总理批得很长,而且他要我把批件向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副部长帅孟奇、张启龙当面谈了此事。周总理当时还讲到,因为阎宝航的功绩,当时苏联驻重庆武官、也就是后来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此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他们升官发财,发勋章,但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做的。”

总理这番发自肺腑的讲话,的确是有感而发。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伍修权同志也对阎宝航说:“你讲得太晚了!”

阎明复无限感慨:“幸亏有了1962年周总理的批示,有了罗青长同志的热心传达,才有1965年中组部邀请父亲谈地下工作的经验,才有了《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一文,给后人留下了这份难得的得天独厚的地下工作者的自述。”

五、偷袭珍珠港战略情报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

池步洲,出身福建贫困家庭,考入福州英华书院读中学。1927年前往日本,先后在东京大学机电专业、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学习,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

池步洲(1908—2003),福建闽清县人,著名密码破译专家

卢沟桥事变爆发,池步洲与妻子坚持回国抗日,进入中央调查统计局,被编入总务组机密二股,侦收日军密电码,以便进行研译。后出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43台”主任,主要负责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

1941年12月3日,这位专攻数学、刚从日本归来的爱国青年从接收到的日军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进行一系列认真分析,神奇破译了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日本搜集到有关美国檀香山海军基地的情报,池步洲大胆作出两点预判:1.开战时间在星期天;2.地点在檀香山珍珠港海军基地。

1941年底,阎宝航将军统的密码破译部门作为目标,通过政治手段将该部门负责人纳入自己的关系网。11月下旬,池步洲在将情报上报时,被阎宝航获知。这一战略情报非同小可,说明:日军南进战略已定,将于12月初针对美军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将深刻改变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与态势。

阎宝航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当这个消息呈递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十分震惊。在苏联将这一情报通知美国时,美国海军司令部也得到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

但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未重视中国传来的情报,认为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4天后,1941年12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阁宝航再次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向东南亚进军,攻占英、法在东南亚的属地,控制马六甲海峡。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及其随从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出巡太平洋战争前线,鼓舞日军士气。

当时,池步洲得到两份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一份用日本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池步洲破译的密电码,通常以LA开头,习惯上称之为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

池步洲迅速将破译到的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立即向美军通报。美军迅速派出16架战斗机前去袭击,全歼敌机。作战的第二天,日本搜索队在原始森林里找到坠机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军刀,横倒在残骸旁边。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池步洲在抗战中的贡献。抗战结束后,池步洲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转到上海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从事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清白,拒绝撤退台湾。1979年5月,池步洲受上海社会科学院聘请,从事台湾经济史研究。1983年3月,池步洲在上海偶遇我党隐蔽战线情报人员李直峰。李直峰证明池步洲虽身在中统,但确实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霍实子证明池步洲干的都是抗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不但无罪,而且有功。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去世,享年95岁。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池步洲先生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六、神助苏军扫荡关东军

二战初期,苏军战斗力的确非常一般。1931年诺门罕战役,苏军15万人打日军5万人,兵力优势3:1。武器方面,苏军各式装备数量也基本都是日军的5倍以上,光飞机就投入超过500架,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优势巨大。按理说,苏军应该碾压日军才对,但诺门罕战役中,苏军打得非常艰难,最终以伤亡2.5万人的代价取得胜利,而日军伤亡只有1.9万人。装备占优,以多打少,苏军的伤亡居然比日军还多。

当年下半年,苏军又在欧洲发动对芬兰的战争,试图一举占领芬兰。当时的芬兰还只是一个农业国,人口只有440万人,常备军只有3.2万,几乎所有武器装备都要依赖于外国支援。对比之下,苏联已完成工业化,综合国力远超芬兰。在战争初期,苏军投入兵力45万,试图以绝对武力优势碾压芬兰,但却遭到芬军顽强抵抗,苏军损失惨重,止步于曼纳海姆防线。苏联政府不断增兵,前后共动员兵力超120万,却仍旧难以取得明显优势,最后以伤亡37万人的代价才勉强赢下战争,而芬兰军队总共只有20万。

1944年夏,欧洲战争传束后,苏联红军即将挥师东进,对日作战。当时日本军队节节败退,唯有其精锐部队——关东军还在东北挣扎顽抗。作为日军的战略总预备队,关东军不可一世,日本天皇还曾幻想如果日本本土沦陷,就以东北作为最后的基地继续负隅顽抗。日本70万关东大军早已森严壁垒,严阵以待,一场惊天恶战在即。

弄清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对中共抗日和苏联方面都有着重大战略意义。这项艰巨的重要任务的担子,再次压在了阎宝航肩上。

阎宝航下了一番功夫,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取得关东军兵力部署的详细资料,就存放在国民党军委的核心机关——军委三厅。阎宝航通过老朋友宁恩承,和宁的时任军委三厅副厅长的内弟钮先铭开始了频繁往来。正巧,这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也给了阎宝航一个任务: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

阎宝航举重若轻,更加淡定且名正言顺地做起钮先铭的工作,说自己受陈诚之命,研究日本关东军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就给阎宝航看,并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准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

阎宝航在1962年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也提到当年情况:“约在1944年夏季,我从蒋匪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手里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一全套内部机密材料,交给罗申,迅速照相,三日内交还。”

1955年,阎宝航(右一)陪同周总理会见阿拉伯外宾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时,实际上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分布、秘密要塞位置、军事交通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清单,还有所有连以上指挥官花名册,等等。短短一周后,日本70万关东大军便灰飞烟灭。

当年的知情人罗青长同志谈到阎宝航获得这个情报时说:

“这是一份无一不备的书面材料,阎宝航同志却从‘友人’处借阅3天。周恩来同志看到后即令我党驻重庆的南方局立即拍照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在8月8日对日开战后,如按图索骥一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把日本这个王牌军彻底摧毁了,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

长期以来,阎宝航对于曾做过的工作一直极为低调,几乎没有谁知道他曾立下过那样大的功劳。1995年,阎宝航之子阎明复去俄罗斯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他讲述说:

“俄罗斯档案馆,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化,一个箱子,一个大的柜子,小抽屉,一个抽屉里面一个抽屉里面都是卡,然后我就翻,有关中国的,然后有关‘满洲国’的。我一看,这就是有关日本军队在满洲布防的***情报。我忽然记起,父亲在晚年曾提到过这件事,便立即填写清单调阅。查阅后,他感到这可能就是当年父亲提供的,不同的只是这是照相文件版本。我详细做了记录后带回国内,经过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情报。”

后来,俄罗斯方面接到中国方面送来的情况报告,调阅自存的相应档案,证实了情报的真实提供人员。亦据于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为阎宝航等人授勋。

中共情报部门首脑李克农上将对阎宝航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曾这样评价:“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尾 声

为适应战争环境和建立稳固东北根据地的需要,1946年12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民字第八号令,将辽吉行政区改为辽北省,辽吉行政公署改为辽北省政府。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阎宝航为辽北省政府主席。原行署主任朱其文、副主任于文清和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专电阎宝航表示欢迎,电文称:“阎主席,欣闻你在东北人民热烈要求下,重返乡梓,并受任主持辽北省政。全省人民闻听之下,欢快异常,均热望在你主持下,共同为建设民主的新辽北而奋斗。顷悉你已到达齐市,希望你早日莅省,临电不胜企盼。”

1947年2月1日,阎宝航从齐齐哈尔乘火车到达白城子,第二天,辽北省政府在白城子举行隆重成立典礼。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副主席朱其文率7位委员朗读誓词:“余等誓以至诚之心为辽北人民服务,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辽北奋斗到底。”

1948年12月,阎宝航在沈阳会见由香港乘船经安东到沈阳的郭沫若、沈钩儒、章伯钧、章乃器、李德全等各方知名人士时,赋诗感怀,抒发他1946年10月乘船回到家乡时的激动心情:

远离故乡,十有五年,胜利归来,喜悦何及。瞻望革命前途,倍加兴奋,曾赋感怀诗一首:

负伤含泪回家乡,望见云山喜欲狂。

有如蛟龙归大海,恍从地狱到天堂。

八方烽火诛独纣,万里疮痍待武王。

但得同胞齐解放,抛将老命又何妨。

诗兴勃发的文豪郭沫若兴奋地和诗一首:

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

五十七年徒碌碌,八千里路甚堂堂。

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君候老妻我候少,今宵一梦谅无妨。

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阎宝航和传闻已牺牲的长子阎大新惊喜重逢。9年前关于阎大新被捕的消息,原是特务故意散布的谣言。这时,阎大新已是久经沙场的解放军指挥员了。

1949年,阎宝航与夫人同阎大新、舒堤夫妇合影并赋诗送别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阎大新即将随军出发,阎宝航欣然赋诗,殷切勉励他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战:

生逢疑是梦,抚肘两定晴。

挥断相思絮,跃马再出征。

阎宝航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他儿时饱尝苦难艰辛,走向社会结识良师益友,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陶冶浓烈的爱国情怀。他同情劳苦大众,立志救国,几经探索、徘徊,最终选择跟着共产党走这条正确路线。

阎宝航与张学良将军交往密切,在其助力下,进入国民政府高层工作,以对党无限忠诚的信仰,大智大勇,忍辱负重,屡建奇功。

阎家老店的故事真挚感人,阎家老店的丰碑高山仰止,阎家老店的传奇历久弥新,阎家老店的精神光辉不朽。

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伟大英雄们永垂不朽!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胡 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援华抗战)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