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木刻钞票”

之艺术和金融价值

吴 东

2022年,为纪念父亲吴耘先生诞辰100周年,我在新加坡为父亲吴耘举办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纪念展,展览期间吸引了新加坡很多文艺爱好者、专家以及社会名流。

在一次为新加坡吾庐俱乐部部分成员及朋友看展讲解时,其中的一位嘉宾林少彬先生(太平洋战争研究学者)跟我提及了二战时期日军印制了大量的伪钞,破坏了当地国家的经济……

我根据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查询到了大量的证据,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37年至1945年,日本印制伪钞总额约为160亿元,其中约有100亿元流入中国市场,其余的流入东南亚各国。由于伪钞大量流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物价飞涨。1937年,中国物价指数为100,到1945年,物价指数已达到5400。这意味着,在8年的时间里,中国物价上涨了54倍。这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也严重破坏了根据地的正常经济运转。

《难兄难弟》 漫画 吴耘 作

1944年,抗战已进入最后阶段,日本军国主义者知道他们统治东南亚以及中国的日子不长了,就加大了印钞机的速度,共印刷了45亿法币假钞,以购买力来计算,相当于抗战前国府4年的财政收入。敌伪的“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伪币”几乎一文不值;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法币”因为自己的大量无节制发行加上日本人的假钞渗入,更加越来越不值钱。

华中局和新四军深切地了解到,国府发行的法币已经废了,谁用谁死,必须和法币做切割,才能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为抵制“伪币”和“法币”的恶劣影响,华中局根据中央“独立自主”的决议,命令地方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建立地方银行,发行“抗币”,来保障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的稳定。1944年,在新四军活动的皖中解放区,成立了大江银行准备发行皖中地区的流通券。

新四军第七师是新四军中最小的兄弟,活动的地区在安徽的长江南北,处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主要的根据地在巢湖东南、淮南铁路两侧,与新四军其他兄弟部队的活动地区隔着好几道敌、伪、顽的封锁线。1943年前,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只有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费立必同志,他在皖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江报》社工作。

1943年初,从新四军军部和接近七师的二师地区,调派了大批干部支援七师,开展各项工作,其中也有美术工作干部,有从淮南地区去的程亚君和亚明等。父亲是从军部调去的,在七师政治部油印的《武装报》社工作。在1943年底,根据地建立了铅印厂,油印的《大江报》改为铅印报纸。那时,父亲调去搞木刻工作。1944年元旦,铅印《大江报》出版的第1期上,他兴奋地刻了一幅《新年礼炮》,刻画了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阵线的胜利、德国希特勒快要完蛋、日本帝国主义也跟着要垮台的画面。

那时,皖中解放区正处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印制钞票的任何设备都没有,于是想法到敌占区的大城市去购买印制钞票的制版工具、材料和印刷机器等。但交通阻隔,敌人封锁,远水救不了近火。领导马上就和父亲商量用木刻来印制“抗币”,父亲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父亲虽是一个木刻工作者,但是用木刻刻钞票却也是第一遭,应该如何设计,如何制作,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他如此重要的任务呢?父亲经过多方面思考,按以下几点进行了这个特殊的创作:

这是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发行的钞票,特别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发行的钞票,一定要把它搞好。因此,父亲不仅把它作为钞票来绘制,也作为艺术作品来刻画,要使这一张张流通券,成为一幅幅有意义的抗日民主的宣传品。所以,钞票就以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斗和生产的图画为主体,再适当配合一些图案文字和印章等。从现在可以收集到的拓木刻钞票图片上,可看到表现根据地军民合作奋勇抗击敌人、老百姓欢庆胜利、慰劳新四军的画面以及皖中人民努力生产兴修水利、建筑水闸和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

还有一幅灯塔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一张1944年发行的一角大江币,钞票正面就是大海、灯塔和帆船的图案,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比喻成了灯塔,通过密集的线条来营造一种黑暗而压抑的气氛及敌伪顽营造的白色恐怖环境,利用留白处巧妙刻画代表灯塔照射出的一道亮眼的光芒,这道强光刺破了黑暗,为在海上航行的象征根据地军民的帆船指引正确方向,带来了前进的希望。父亲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上巧妙运用了拟物的手法,采用线条密集与疏密程度的不同和留白来表现环境,运用单色表现,颜色凝练、简洁、概括、单纯。

从当代的眼光看,木刻印刷的大江币,票面仍具有现代版画风格,在巴掌大小的空间中,展现了无穷无尽的艺术想象,不仅蕴藏了深厚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展示了广阔现实空间,把抗日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战斗诸多元素浓缩、呈现出来。其中表现军民合作的工、农、兵、学、商的正面图案简洁大方,背面锤子、锄头、长枪、书、算盘分别代表了工、农、兵、学、商五种职业,构图简练,气氛和谐。这种宣传艺术与流通货币的创新结合,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货币历史上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另外,为了防止敌伪仿制,在设计中还加入了防伪标记,比如在一张1944年发行的大江币五角券左上、右上、左下各有空心“五”字字样,左上、右上两个“五”字的字形和角度相对应,并在四角有呈三角形排列的圆形白点。票面右下角有网格型长方框,内有空心“五角”-字,另外钞票背面有“5GYO”的标志,这个属于江南一带“五角”特有的发音,这些都是当年父亲精心设计的一些防伪措施。

木刻钞票是用较坚硬的梨木或枣木刻的,但是版面还是禁不住印刷时的磨损,越印票面线条就越粗,所以印到一定程度,就得把原版从脚踏铅印机上拿下来把线条重刻得深一点,尽量使它保持原来的模样。当时父亲用的木刻刀大部分是自己造的,有的用旧钟的发条改制的,有的是用自行车轮的钢丝锉成的。为刻制“抗币”,就把这些简陋的刀子磨得十分锋利。

通过多方努力,根据地很快印刷并发行了木刻版的大江银行壹圆、贰圆、伍圆券3种面值的钞票。后来通过秘密途径,根据地从上海购得钞纸和印钞机器设备,使印钞条件得到改善,印钞质量得到提高,不久又印刷并发行了伍圆、壹圆、伍角、贰角、壹角等面值的大江币。至1945年9月,大江币累计发行7种面额,18种图案、26种版别、39种不同色别,有木刻、石印、胶印三种印制方式,流通于皖中的长江南北和芜湖以西的无为、巢县、庐江、舒城、桐城以及皖南广大地区。

大江银行在发行货币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实物保证的方针,规定根据地内一律以大江币为流通手段,各单位在预算、决算中一律用大江币作为计算工具,根据地内一切商品价格以大江币为计算单位。为保障大江币的安全,根据地政府和大江银行在印制中采用了多重防伪技术,提出并落实“三防一基金”原则。所谓“三防”是:一要防止粗制滥造、盲目发行,每批印发的数量一定要经过区党委批准;二要防止与敌占区钱币、国统区钱币混杂流通,在中心区禁止使用伪币与法币,各地设兑换所,建立和巩固本位币阵地;三要防止敌、伪、顽伪造的假币流入。“一基金”,就是为维护币值稳定,用粮、油、棉、麻、布五种实物作为准备基金,并在大江币背面注明该币相当于多少实物。

大江币投放根据地市场后,很快排挤了沦陷区钱币和国统区法币,方便了生产生活。到1944年底,大江币基本上占领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

就这样,父亲吴耘用他创新的手法、别具一格的宣传方式,带着这些文艺的武器投入到抗日经济战线中,把货币刻画成一幅幅有意义的抗日民主宣传品,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作出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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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吴 东(吴耘先生四子,1962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1989年留学于德国柏林,1998年回国作为首席代表/总经理就职于德国企业。目前在新加坡从事投资、艺术活动以及AI高科技培训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