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6期

穿越历史时空 精神光芒永恒

程林斌

90年前,红四方面军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进行长途西征,在川陕边区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劳苦大众的配合支持下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以川东北的通(江)、 南(江)、巴(中)为中心,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区。鼎盛时期,面积达4.2万多平方千米,人口500余万。有绥定、巴中2个道、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入川时的4个师1.4万多人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训词,正是在这样狂飙突进、苦难辉煌的大历史背景下,红军将士在血与火的战斗间隙,自己总结凝练而成的,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精神光芒。

一

严酷的军事斗争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主要的印记。徐向前元帅回忆:“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零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打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

当时川陕苏区虽说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党团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军事斗争方面,红四方面军“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惶恐不安,策划部署200余个团的兵力进行“川陕会剿”。

政治工作方面,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陕苏区党政组织发展迅猛,统战群团工作卓有成效,除建立川陕省委外,县、区、乡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但也还存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分离、支部工作松弛、组织工作薄弱、政治教育方式死板、工作方法不灵活等问题。

经济社会建设方面,由于长年的战争创伤,根据地田园荒芜、房屋损毁、物资短缺、补给困难,许多地方连种子和食盐都没有,劳动力和兵员也十分匮乏,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伤寒、痢疾等传染病蔓延。

正是这血与火的战争、如火如荼的苏区建设,成为红四方面军“十六字训词”孕育产生的土壤。

1934年11月1日至9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分析形势、研究问题、统一思想、制定对策,集中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集体智慧形成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训词。会后,徐向前总指挥带领与会的800余名红军连以上干部进行了训词宣誓。

为便于全军对训词的深入理解,红四方面军印发了说明,对训词予以解析:

“智”是学习,有阶级自觉性有深刻的政治认识,深湛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学习无产阶级的一切聪明;

“勇”是勇敢,敢于牺牲,勇于吃苦耐劳,有百折不回的精神;

“坚定”,有克服一切困难艰苦环境的决心,在任何困苦之下绝不动摇,钢一样的坚,泰山一样的定,为革命斗争到底;

“排难”,排除一切困难,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决不在困难面前投降;

“创新”,有创造性,有创造新局面、新苏区,挽回战局,创造新的战术战略等;

“团结”,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千万人团结如同一人的奋斗,协同一致的努力;

“奋斗”,就是坚决向前冲,努力猛进百折不回;

“不胜不休”,即是不消灭刘湘,不赤化全川,不实现苏维埃新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就誓不停止的意思。

训词言简意赅,集中反映了红四方面军将士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英勇顽强的斗争意志和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

二

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红四方面军“十六字训词”精神犹如星星之火,迅速在大巴山区成燎原之势。

在军事上,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底入川后,英勇善战,势如破竹,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不仅迅速解放通、南、巴等县城,奠定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而且在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中,给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残酷的战争也锻炼了红四方面军,扩大了红四方面军,支援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桥梁、策应和掩护作用。

在政治上,川陕苏区动员了数百万城乡劳苦群众参加革命,建立了为数众多的苏维埃政权,促进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一定准备。川陕苏区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仅巴中就有1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4.8万余人壮烈牺牲,人民群众为红军提供军粮约1.5亿多斤,投入运输约100万人次,14万余老区人民为创建和保卫苏区献出宝贵生命。

在文化教育上,川陕革命根据地兴办了许多列宁学校,开办了各种识字班、军事训练班等,培育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在石头、山梁、建筑物等上面镌刻标语口号,多种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和卫生知识,提高群众觉悟、移风易俗。

在社会治理方面,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禁绝鸦片,治理匪乱,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均取得显著成效。

用党史、国史及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长镜头观察,这些措施并未随着国民党的“反攻倒算”而彻底失效,相反,它们使川陕苏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正是在苏区创建发展的过程中,“十六字训词”精神像种子一样深植在广大红四方面军将士及老区人民心中,他们秉持这样的精神走上茫茫长征路,走上抗日战场、解放战场、抗美援朝战场,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三

每年清明时节,人们不约而同走进位于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向长眠于此的25048名红军烈士敬献鲜花,追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

90年过去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苦草坝后勤基地旧址、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毛浴党政工作会议旧址、彭杨军政学校旧址,为数众多的战役、战场旧址,以及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等2万余处红军遗址遗迹,仍然遍布在广袤的大巴山区,接受后人的参观学习和瞻仰膜拜。仿佛徐向前总指挥还在幽暗的桐油灯下面对地图苦思冥想制定战役方案,仿佛远山近岭中仍然回荡着红军冲锋陷阵的军号声声、杀声阵阵,仿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正在擦干多次被泪水模糊的双眼,为昨天还生龙活虎、今天已壮烈牺牲的战友书写碑文……

青山有幸埋忠骨,山河万里念故人。大巴山,对于每一位走出去的红军将士来说,都是有生之年魂牵梦萦的地方,甚至是生死相依、英魂归处的挚念。

傅崇碧将军是土生土长的巴中市通江县人,川陕苏区时期,他任通江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治委员前后,仅通江县先后就有近3万人参加红军。傅崇碧自1935年初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生养自己的故土。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因公到重庆,原成都军区的领导同志中有不少他的老战友,他们热情地想促成傅崇碧到家乡看一看,傅崇碧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有人告诉傅崇碧,通江县政府门口等他的人成百上千,想向他打听同他一起参军的亲人的下落,其中有些还是多年翘盼儿孙胜利归来的孤寡老人。那一刻,傅崇碧将军泪流满面——“多少优秀儿女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告别父母,离别家乡,从此一去不还,永远地长眠他乡,而带他们上火线的我却活下来了。我该如何面对成千上万死者的亲属父老?”尽管非常想念故乡的父老乡亲,但傅崇碧还是没有成行。2001年,傅崇碧派儿子回到老家通江县,将自己毕生的积蓄20万元,全部捐给当地建希望小学。

1990年6月,徐向前元帅病重,李先念到医院看望老首长时,徐帅对李先念交代了自己的遗嘱: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徐帅离世不到两年,李先念也随他而去,他立下了同样的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撒向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等地。这些在川陕苏区浴血奋战过的大英雄,即便去世也要魂归我党我军付出无数鲜血、生命,埋葬无数英灵的大地。

四

2021年11月,经过10余万网民投票选择,红四方面军“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训词毫无悬念胜出,成为新时代巴中城市精神的表述语。

新中国成立后,巴中老区人民不仅将“十六字训词”内容书写或镌刻成标语,悬挂于广场、礼堂、会议室等场所,更根植于心、融入血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勇毅前行,拼搏奋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巴粮外调,勇纾国困。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严重自然灾害,新中国面临建立以来最大经济困难。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把一切能够调动的粮食尽快调出,解决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辽宁等重工业省的粮食供应问题。1960年,商业部副部长曾传六到通江督战时说:“通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腹心,这次我受周总理委托,来看望川陕根据地的人民,希望老根据地的人民和基层干部发扬革命传统,积极完成调粮任务。”巴中老区群众在自己以红薯叶子、野菜和米糠充饥的情况下,再次发扬当年倾其所有支援红军的精神,调出粮食支援京津沪辽,通江、南江、巴中、平昌4县,3年调出粮食近10亿斤,为国家渡过困难作出重大贡献。

驷马红旗,中央点赞。1962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巴中平昌县驷马公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推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四定”“三到”“一逗硬”(定生产作业组,定工分,定产量,定奖惩;落实责任到地,核算工分到田,投肥任务到人;逗硬评工记分),公社成立农科队,各大队设科研组,生产队设科研员,推广科学种田,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到1963年底,全公社补修塘库68口,整修拦山堰180多条,新建小水电站1座,新建机械提灌站2处,粮食平均亩产807斤,棉花平均亩产160斤,生猪圈存达到8995头。同年,成都幻灯电影制片厂制作《巴山驷马红旗飘》宣传驷马经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也专题报道驷马经验。1965年,驷马经验得到毛泽东、周恩来、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在全国推开。

巴中经验,享誉全国。1993年巴中地区成立,地委行署带领老区人民,以农民投工为主体,以国家投入为引导,以信贷投入为补充,进行省道公路改造和县乡标美路建设两轮交通大会战。巴中第一条全靠人工作业完成的二级出境公路——唐巴公路,1994年7月开工,1996年1月28日竣工通车。至1998年,巴中100%的乡和78%的村通了公路。同时期,兴建微水工程25.4万处,基本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走出了一条“井池园机配套,种养加运结合”的池园经济特色脱贫之路。到2000年末,全区提前一年完成解决温饱的历史性任务,开始向脱贫致富奔小康迈进。1998年6月30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三篇“巴中印象”系列报道,系统介绍巴中在交通、水利、新农村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199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派员到巴中调研,归纳出艰苦奋斗、从实际出发、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3条“巴中经验”,一致称赞“巴中经验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一面旗帜”。

脱贫攻坚,成效卓著。党的十八大以来,巴中全市上下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建立责任体系,建立帮扶制度,发展茶叶、核桃、道地药材、生态养殖“四大特色农业产业”,选派2112名第一书记、组建2000多个驻村工作队,抽派350名巡回帮扶骨干、组织6.29万名干部结对帮扶。截至2020年,全市所有贫困县摘帽、所有贫困村退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几十年来,在红四方面军“十六字训词”精神的感召和哺育下,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还走出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王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者张崇鱼,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成会明、魏于全、江松,东京奥运会冠军宋洁、残奥会冠军辜海燕等许许多多优秀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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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程林斌〔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