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和西征

蔡长风

东渡黄河在山西

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1936年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月20日,红一方面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领导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

东征战役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战役的物资保障工作亲自作了部署,由方面军供给部、卫生部和兵站等机构具体组织落实,开设了安寨—石门子,延安—石门子,瓦窑堡—安寨三条兵站线。一军团、十五军团分别在石门、纸房、安寨等地设了转运站,负责转运物资和伤员。为解决渡河问题,军委后方办事处为部队赶制了羊皮筏子、浑筒和船板并募集了数百名船工。按上级指示,我们对全军团在战役中所需给养、经费、军械、弹药也作了充分准备。给养方面,除集中储备粮食外,规定部队携带七天的粮食、三天的干粮。战时,除部分前送外,其余由部队就地打土豪自筹。经费方面,伙食费除粮食外,前方每人每日发大洋三分,后方发二分,乘驮骡马每匹每月发马草费二角,毛驴发五分,军械、弹药也作了部分补充。

1936年2月20日夜,渡河命令下达了。一军团在永和关强渡,一夜间就突破了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境内。紧接着,在关上村全歼号称“满天飞”的阎锡山王牌部队独二旅,取得了渡河东征的第一个胜利。

关上村战斗结束后,红一军团在关上村一带略做休整。根据军团部“取之于敌、就地筹措、补充自己”的指示,我们及时开展了宣传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等工作。我随军团供给处来到山西。最忙的人是供给员和司务长,他们不但要筹办粮款,还要学习做饭。因部队从南方来,不懂得面发酵,对面条、蒸馍等面食很不习惯,饭做不熟,吃了拉肚子,出了不少笑话。天气寒冷,衣服单薄,预防冻伤也很棘手。

3月初,红军东进孝义、兑九峪一带,又毙伤敌约两个团兵力,给阎锡山精锐部队一个沉重打击。阎锡山连吃败仗,胆战心惊,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守,企图防止我军继续东进。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一军团与十五军团分头南下、北上,使敌人首尾难顾,以利我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进逼太原。这使阎锡山极度恐慌,急忙调其主力尾追十五军团。十五军团牵着阎军从晋中一直跑到晋北,达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打击敌人的目的。这时晋南空虚了。一军团乘虚而入,突破敌人汾河防线,沿同蒲路南下,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攻克了襄陵和侯马。沿途,我们贯彻党中央关于“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筹集粮款”的三大任务,坚持“把发动群众抗日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方针,一方面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把土地分给穷人,一方面发动群众,成立抗日组织,扩大红军队伍。一个多月,扩军七千余名,筹款50多万元,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装备了部队,使红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了补充。我们还用筹到的款买了些布匹、棉花、西药和日用品。我参加军团供给部在樊村镇赶制一批军服的工作,基本解决了部队穿衣问题,使部队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战役中,军团和各师均建立了由政工干部和卫生人员参加的收容队,对伤员负责收容并后送。为减轻作战部队负担,军团供给部还指派一师三团一个连,负责把缴获、筹集的款项、物资押送回河西。

陕西延川红军东征革命纪念馆内塑像(图片来源:延川县人民政府网)

4月中旬接到通知,蒋介石令胡宗南十个师兵力分两路由潼关北进。一路三个师沿同蒲路北上,另一路七个师沿黄河北上,配合阎锡山由同蒲南下,围攻红军。同时派张学良、杨虎城部进攻陕北苏区。党中央洞察了敌人意图,决心粉碎敌人阴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保卫陕北苏区。因此,我军暂停东进,回师河西。

5月13日,我们随军团主力西渡黄河,回到了陕北。

回师西征

(一)曲子镇战役前后

红军回师陕北后,为巩固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一军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组成西线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于5月20日开始西征。

西征前,军委对此次战役的供给工作作了周密部署。军委设后勤部,叶季壮同志任部长兼政委,下设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负责全军供给、卫生和军需生产事宜。野战军前敌指挥部内设前敌后勤部,负责前方部队的供给、卫生等保障工作。我们军团供给部,在业务上隶属前敌后勤部领导。

红军西征,要与宁夏“三马”骑兵作战(陇东地区和宁夏是马家势力范围),部队机动性大,回旋地区广,战斗持续时间短。针对这一特点,军团供给部根据前敌后勤部指示,组织了一支精干、轻便的运输队,运载必需物资随队保障。一军团西征,以红二师为前卫,三天到达环县南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个阻碍红军前进的坚实据点,是“三马”的前哨,凭借坚固工事、储备充足的弹药,备有精壮人马,扼守曲子镇,堵住红军西征。红军决心给封建军阀马家军迎头痛击,拔掉这个据点,扩大我党影响和红军声威,开辟这个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红二师担任这个攻坚任务。红二师部队于5月20日发起总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激战一昼夜,全歼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旅,活捉匪旅长“夜骡子”(绰号),打响了西进的第一枪。

曲子革命纪念馆俯瞰( 陇东报记者 李文 摄,图片来源:每日甘肃网)

军团供给部在离曲子镇30里处展开了前送后运的补给和收容工作。赵尔陆部长通知我,组织上已决定调我到红二师供给处任处长,翌日报到,部队在曲子镇作战。第二天,我步行30余里,赶到二师师部,首先见到师供给处粮服股长郑善庚同志。当时,炮声隆隆,战斗正打得激烈,我没来得及向师首长报到就投入了战斗。和供给处同志一道向火线送饭,送弹药,后运伤员,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战斗结束,我才向师首长报到。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参谋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邓华等几位首长都在场。肖政委说:“你来先打仗,后报到,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任职,这是我们红军的好传统。”

红二师供给处下设会计、出纳、粮服、军械股和卫生队、辎重队、担架排、警通班。我任处长,资风任副处长兼出纳股长,李元任副处长兼会计股长,刘愈中任军械股长,郑善庚任粮服股长。大家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学习、支持,工作有起色,受到师首长表扬。师下辖二团、四团、五团,团设一名供给员。

曲子镇战斗后,二师奉命扩大新区,西进至西营川、豫旺堡、清水河一线开展工作。

(二)在七营川休整

七营川附近都是回民聚集区。我们意识到,做不好回民工作,生活就更困难了。此后,我们大力开展团结回民的工作。领导发布了三条禁令:严禁进驻清真寺;不准在回民家吃猪肉;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部队中掀起了尊重回民、帮助回民的热潮。有些村庄吃水困难,要到几里外的沟渠挑水,我们就开展了“满缸水”运动。回民爱清洁,我们就帮助打扫街道和院子,还把从汉民区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分给穷苦回民。这样取得了回民的信任和拥护。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回民的军队”,把我们当自己的亲人。我们依靠回民打垮了清水河一线的反动地主武装,帮助回民建立了自治政府,扩大了根据地。

我们到这一带,部队吃粮等日常生活有点不习惯,总感到拘束。老百姓一般都吃杂粮,小米都很少。不到远处没有土豪打。这时菜金也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秋毫无犯。迫不得已,向群众借粮,在部队内部发动群众,把自己积存的零用钱和分得的伙食尾子献(借)出来向群众买粮。有的回族同胞见部队这般仁义,纪律严明,很受感动,不少人主动送粮食、萝卜与牛、羊肉给部队,帮助我们渡过了缺粮的难关。

(三)山城堡战役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会师,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喜讯传到部队,指战员十分高兴,互相奔走相告,庆祝会师的胜利。12月,中央军委颁发《军委机关所辖部队组织系统表》,规定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归总司令部后方勤务部领导,军、师级设供给部、卫生部,团设供给处、卫生队,统一了全军后勤编制。

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使国民党胆战心惊,竟不顾民族危急,不顾人民的抗日要求,不顾我党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又调集了二百多个团,由胡宗南指挥进攻红军。11月中旬,胡宗南的七十八师先头旅向山城堡进发。据说:该师从四川追击红军到此,十分骄傲狂妄,扬言要把红军撵出陕北。

山城堡的西北风呼啸,战士们裹着破布套,穿着草鞋,手脚都生了冻疮,听说要打仗,歼灭进攻山城堡的敌人,劲头上来了,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我们连夜行军至山城堡附近待命,配合兄弟部队布好了口袋待机围歼敌军。二师担负突击歼敌任务,战斗打响了,激战一昼夜,将进攻山城堡的敌人全部歼灭。计毙、伤、俘敌一万多人,缴获炮、枪很多。

山城堡战役经过要图(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山城堡位于陕北和宁夏接壤处,是一个缺粮的山区。老百姓终年吃荞麦与杂粮,生活很苦。部队在这里隐蔽待机歼敌,好几天我们不能到远处筹粮,近处又无土豪打,携带的粮食快吃光了。真乃天无绝人之路,这时郑善庚同志和各团筹粮人员赶着地主的羊群,用毛驴驮着小米、粮食回来了,解了饥荒。

甘肃整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为迎接全面抗日热潮,我们二师奉命从陕北三边地区南下陕西三原,又由陕西三原返回甘肃宁县地区休整。师部驻早胜镇,军团部和军团供给部驻公和镇和套筒。

我们驻区原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管辖的区域,广大人民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积极拥护的。部队的粮食由区公所供给。部队由行军打仗转入休整后,许多在行军打仗时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明显暴露出来。衣服、鞋子、被装急需补给;伤病员治疗,需要药品;部队要整训、学习,急需大批生活、文化用品和文体器材。我接受了外出采购任务。

(一)接受新任务

那是1937年初的一天,师政委肖华把我找去,先询问一些供给处和部队生活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他听后高兴地说:“很好!现环境较稳定,部队搞休整,除保证部队生活外,在新形势下有新问题,我们的思想要开阔一些,你老蔡是供给处处长,能不能想办法解决呀?”听了肖政委的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新形势下,部队供给工作不能局限于吃饭穿衣,协助部队搞好政治、文化生活,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也是供给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当即表示:为搞好休整,保证部队吃好,搞好部队文化物质生活供应,困难再大,我们想办法克服。肖政委会意地笑了,并鼓励我放手去干。

宁县是个穷地方,交通闭塞,市场萧条。我去了几个集镇,需买的东西根本见不到。怎么办?到群众中调查。我首先想到了侦察班,他们经常活动驻地以外,接触人多,听得多,见识广。据他们介绍,方圆百里数彬州最繁华。彬州位于西兰公路线上,南达西安,北通平凉,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市场繁华。我产生了设法去彬州采购的想法。

彬州是国民党统治区。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政局仍十分复杂。为慎重起见,我先派侦察员去彬州看看,弄清情况再作打算。我把任务交给侦察班孙班长,他胆大、心细又机灵,政治可靠。我交代完任务又给他少许钱,请他在许可条件下买些篮球和文化学习用品。

三天后,孙班长兴冲冲从彬州回来了,买回篮球、排球、乒乓球、仁丹、八卦丹、笔墨纸张等。这些看来是极平常的东西,当时在红军部队里却是很难见到。消息一传开,部队都上门来要这买那,满足不了。我费尽口舌给大家解释,答应一定想法多买点。

当晚,孙班长向我作了详细汇报:西安事变后,彬州的政局比较稳定。人们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感到满意,赞扬共产党有远见、精诚爱国、团结抗日。在买卖行情上货品丰富,价格合理。特别提到彬州有个“德源祥”百货店,据说是西安“长发祥”在彬州开的一个分店,货源充足,买卖公平,老板姓韩,讲信用,在彬州商会有一定影响,如再去采购,可找韩老板接头。听了孙班长的汇报,我心里有了底,打算由供给处派人去彬州采购。

次日,我把侦察情况和我的想法向肖华政委、杨得志师长作了汇报。两位首长很支持,并决定由我化装去彬州。至于如何化装,如何带款,买什么东西,由供给处研究决定。

我参军以来一直搞后勤工作,但进城同商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心里无数,疑虑多端。我想,商人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一般都是唯利是图,只要抓住这一点,加上我们谨慎从事,周密安排,可能有成功把握。当晚把去彬州的行动打算,又同副处长资风、李元同志研究一番。

临行那天,师首长和同志们见我一身商人打扮,哈哈大笑,说我很像“少东家”。谈笑之余,一再叮嘱我,提高警惕,胆大心细,落落大方,时刻想着自己是商人,莫谈国事,速去、速办、速回!

(二)初到彬州

早饭后上路,黄昏时分来到彬州城外。我停下来,重新检查了一下我那身商人衣着——礼帽、长袍、围巾,看看有没有破绽,确信没有什么漏洞,才随同三个便衣侦察向城里走去。

找到“德源祥”,伙计向我拱手施礼。我问:“哪一位是韩老板?”只见一穿长袍中年人站起:“鄙人就是,先生贵干?”我说明来意后,韩老板非常殷勤,让座、倒茶、备饭……一口一句“少东家”,主动介绍生意行情,看出他在拉关系做生意。

“德源祥”虽是个小店,但生意很兴隆,货源充足,顾客盈门。在交往中,我对韩老板作了进一步了解:韩与西安有名的大商行“长发祥”的老板是同乡,有旧交。“长发祥”是“德源祥”的东家。“德源祥”是“长发祥”的批发商。了解了这些,我开始萌发了利用韩老板去西安办货的念头。

一天,与韩交谈中,慢慢把话题扯到去西安做生意上。韩老板听了十分赞成,连连夸奖“少东家出手不凡”“志向远大”,说做买卖还是去西安,那里货全、又便宜,并表示愿同我一同前往。谈及去西安的具体事宜,韩更是满口答应。由他去彬州商会为我们开具去西安办货的证明,沿途关卡由他应酬。到西安后他安排我们住“长发祥”内宅,货物由“长发祥”代办,保证平安无事,并预约了由彬州去西安的时间。

由彬州买回的第二批东西,日用品由供给处出售,一抢而空;文化、体育用品由政治部分发,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部队反映文化用品不够,篮球、排球太少了,在俱乐部吵闹好几场。这说明部队在环境稳定、生活有保障的新形势下,学政治,学文化,开展文体活动是多么如饥似渴,迫切要求精神食粮。

为了去西安办货,师供给处召开了处、股长干部会,重点研究了3个问题:

一是去西安的人选问题,商定仍由我扮“少东家”;会计股长李元扮账房先生,这个同志参军前经过商,当过店员,算盘打得好,处事深沉老练;还有饲养员刘仁福,此人忠厚、机灵,有社会经验,给“少东家”当“下人”。

二是关于买什么货问题,根据部队需要,除再买些生活、文化用品、文体器材外,决定多买布匹、鞋子和西药,这是当时部队所急需的。

三是钱款的携带问题,因为当时使用黄金、银圆属于违法,货款以法币为好。资风同志提出,去西安沿途关卡甚多,盘查又严,到西安人生地不熟,为避免不测,防止货款被抢被劫,货款一定要注意隐蔽。据说当时有不少买卖人因此而破产。围绕这个问题,商定用热水瓶做货款掩护。办法是:买两只新热水瓶,把瓶壳里保护瓶胆的纸取掉,满满装上十元一张的法币,在外包装上,醒目地写上“恭贺新禧”字样。若有人盘问,就说给西安某人的贺喜礼品,编造得有名有姓。另备两只半新的暖水瓶,在瓶胆底部塞上几两黄金,一只瓶内装满开水,以备旅途中饮用。另外再公开带些钱款,遇有检查,连同通行证、办货单大大方方亮出来,证明我们是正经生意。

(三)化装去西安

去西安的行动方案商定后,杨得志师长、肖华政委、熊伯涛参谋长和邓华主任饶有兴趣地听了我的汇报,很满意,说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为保障工作开创了新路,对我们去西安的打算给予了热情支持。杨、肖首长特别指示,初到西安,人地两生,工作要胆大心细,遇事要灵活机动,注意有商人风度,同商人打交道,别上当受骗。首长的鼓励,更坚定了我们去西安的勇气和信心。

几天后,我和李元同志穿长袍、戴礼帽,刘仁福一身短衣,彼此称“少东家”“先生”“老刘”,以富商身份出发了。当晚到彬州,韩老板热情迎接我们,赞赏说:“少东家”和二位都是生财有道的人。我们暗自好笑。

我们同韩老板一行4人,乘上去西安的汽车,下午4点到了西安。停车检查,韩老板笑容满面地下了车,向检查官、哨兵施了礼,递上大前门香烟,我们也下了车。按韩老板指点,老刘把热水瓶、钱褡子、包袱、雨伞一一摆在检查官面前。韩指着这些东西,笑容可掬地说:“这几件小东西,请长官过目。”刚过来3个检查员要动手,检查官把头一摆,3人都退回去。韩热情地又递上一包大前门,又提起热水瓶要倒茶,检查官摆摆手,提起钱褡子说:“办多少货?”韩从容答:“小本生意,只有三几百元。”检查官把钱褡子在手里掂了掂说:“上车吧!”韩不住地向检查官招手说:“长官,有空去‘长发祥’喝几盅……”

到达车站下车后,韩老板雇了4辆黄包车,与我们同到“长发祥”,把我们安排在中房住下。当晚就与店老板和两个掌柜见了面。寒暄之后,谈了生意,交了货单,店老板满口应承,吩咐掌柜去办。

“长发祥”位于西安后街,果然名不虚传,是个大店铺。我们住所是一处深宅大院,三排正房,另有东西偏房。前排是铺面,整洁宽敞,室内摆着木椅茶几,是谈生意的地方;中房是客房,布置得别致、优雅;后边是家眷住所。另有批发货栈和零售店铺,全店三十余人,专营棉纱、布匹批发生意。我们住在这里,每天吃、喝好招待,办货的事根本不用我们操心。

3天后,货全办齐了。主要是洋布、西药和鞋子。鞋是大宗的,有东北洒鞋、天津千层底布鞋和少量胶鞋。这些东西在陕甘宁边区是很难买到的。此外,我们还买了一些日用品和文化体育用品,装了满满四辆汽车。第五天我们结了账,辞别了店主人,由“长发祥”账房先生送我们出城门,韩老板与我们同车回到彬州。

又辞别了韩老板,从彬州回到早晨镇,圆满完成了首长交给我们的外出采购任务。

(本文由海军少将蔡长风生前撰写,蔡长风女儿蔡玲供“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发布)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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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蔡长风

配图 :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