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源自理想,源自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2023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开展主题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想教育打头,每一次集中学习教育,都是理想信念的集中“补钙”,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瞻仰革命纪念地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不同场合讲述革命先烈忘我追寻理想之光、舍身保护信仰火种的感人故事,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补足精神之钙,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为全党上了一堂又一堂鲜活生动的“理想信念课”。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新征程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异常复杂严峻。目标越宏伟,任务越繁重,挑战越严峻,越需要全党同志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古大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45年5月10日)

我们两广小组的代表,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朱总司令的报告,完全同意和拥护。

对于其他负责同志各个专门工作的发言,我们很满意。我们小组正准备更加深刻地加以研究讨论。

对于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发言,表示诚恳的自我批评,我们对这种精神是很感动的。我们应该从这些负责同志的反省当中启示我们自己,反省自己的错误。

我们这次大会是完全在团结精神上面来开的,今后的团结,一定能够像钢铁一样的坚强,来执行和完成大会给我们的任务。

在这几个负责同志发言当中,我们尤其感到周恩来同志在很早以前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思想,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回到延安以后,在许多会议上,在党校,我们听到他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这种精神,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但感动我们,而且教育了我们。现在我介绍关于广东武装工作的一些状况。

我离开广东很久了。1938年、1939年的情况知道一些,1943年来了几个同志,我们也交谈了一下。我觉得广东在中央领导下,是掌握了我党内战以来对武装工作的传统。

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也推动广东一些同志对武装问题的重视。因此,今天有好几处武装部队已经能在各个地区活动。

广东的武装工作,我认为有些是做对了,有些是做错了。有些是错在应该做的没有做;做对了的就是以前没有武装部队,现在有了,以前很小的,现在变大了,这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错了的我们把原有的一些武装部队搞完了,这是从有到无;还有很多主客观条件允许我们做出一些成绩来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也是一种错误。

我现在讲:从无到有的东江纵队、西江纵队、珠江纵队、雷州半岛游击队,这些都是从无到有。它们的产生和经历各有不同,东江纵队是曾生同志领导的一个大队和王作尧同志领导的一个大队。在当地发展起来的,以后合并成东江纵队。开始是怎样的?在1938年冬东江已沦陷了,那时候廖承志同志在香港和东南特委几个负责同志下了决心要建立一个武装部队。在香港党内调了一些干部,动员了一批党员,并且动员了一批工人群众,由曾生同志领导,由城市转到乡村,就把这支小小的部队作为骨干。

开始的时候不多,只有100人,其中有80多个党员,8支枪,很困难。但他们能够坚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这是由于曾生同志的领导,由于党员的支持,同时他们自己定了一个番号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这是不合法的。

以后国民党的一个游击司令承认了我们这个队伍,给了合法的番号。他的目的是利用我们的力量抵抗日寇的侵略;另一方面利用合法以后,采取积极的办法来消灭我们的部队。所以香翰屏司令到了惠阳以后,他下一个命令,要把我们的部队调到惠阳集中训练,并且派了干部来指导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拒绝了集中训练,拒绝了派干部。因此,他就发了脾气,把合法名义取消了。1940年他又承认我们合法,同时又派部队来进攻我们,并宣布这个队伍为叛军。摆脱合法以后,这个队伍就壮大起来了。

还有一支是王作尧大队,是在东莞县沦陷后,我们地方党组织就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建立起来的。这个队伍,一贯是合法的。到了曾生的部队和国民党军队打摩擦战,王去配合的时候,也被取消了合法名义,宣布为叛军,以后也发展起来了。

这两个大队合并起来编为东江纵队。东纵从无到有,就是这样产生的。

另外一个是珠江纵队。1939年,南顺地区的党组织以林锵云同志为领导组织成的。那个地区敌人是相当重视的,因此武装活动受种种限制。

当东江纵队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得到东纵的帮助,也发展起来了。这个部队没有利用合法名义的西江纵队,是广东中区地方党领导的,首先由当地的群众组织起来,后来和各地的农民配合建立起武装。这个情形我不大清楚,以后听说这个部队发展很快,现在已能消灭某顽军一个团,俘虏了一个团长和反共专员。发展到这样大的力量,这是完全依靠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的,它的特点是过去群众工作做得好,由抗先队在那里建立起一个“青年抗日同志会”,会员有四五千人,其中4000人是农民。

因为在农民中间有巩固的基础,经过国民党两三次摧毁,但党还在那里,党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当敌人进攻雷州半岛以前,党就有准备有计划地来备战,敌人来了,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乘机获得一批武器,建立起雷州半岛游击队。

还有一个是从小到大,就是海南岛游击队,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红军,一直坚持到抗战,坚持到现在的武装。

这个部队在1938年曾接受了国民党的合法名义,但是接受以后,国民党立即派大队副、中队副,每一个队他们派一个队副,党能够及时地警惕,坚决地把这些派来的队副排挤出去,因此以后得到顺利发展,一直到今天成了海南岛人民解放的唯一依靠。

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武装首先要依靠农村,哪怕武器少,最少的只有八支枪也能够坚持下来。其次要独立自主,同时要依靠农民,依靠群众,就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这中间曾利用合法地位,但是不被合法所束缚。敌人的企图是消灭我们,但是消灭不了的。这是关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些例子。

还有一种是从有到无。这些例子很多,我稍微举几个:

第一个例子是,1938年冬,东莞地方的壮丁常备队、壮丁模范队,这是我们完全能掌握的队伍,到了东莞沦陷的时候,国民党以他的合法地位,指挥这个部队,因为这个队伍是国民党的合法组织,后来这个地方沦陷了,环境改变了,我们还不懂得改变政策,仍然尊重“统一战线”,服从国民党,所以吃了很大的亏。在国民党军队指挥下,派到广九路茶山车站坚守。这个队伍还很顽强、很坚决地打了一个多月,结果不但车站没保住,这个军队中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了。这些同志都是很好的,当地群众对他们的英勇牺牲很感动,群众自动地把尸体掩埋起来,并且披麻戴孝地去送葬。

第二个例子是中山抗先集结队。这个大队有400多人,400多支枪,也完全由我们掌握的,并且在我党领导下,曾参加过许多战斗。但因为在广东这个地区,一般人认为是统一战线模范区,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最好,我们这个集结支队欢迎中山的县长张惠长当正队长,我们的同志孙康当副队长,后来张县长下命令要解散中山集结队,当地党组织也就遵命解散了,人哪里去了,不知道。总之,这个队伍不存在了。

第三个例子是南雄壮常队,是以前红军赣南游击队留下的90多人,抗战后效力政府,帮助政府剿匪,以后编成南雄县政府壮丁第三中队。县长莫雄还开明,事情比较好办,允许壮常队有自己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支部可以公开开会,公开是共产党的队伍。赣东赣南的党组织开扩大会的时候,可以调壮常队去警戒。但莫雄走了,换来的县长把我们这个队伍送到前线,分散补充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队里,这里补充几个,那里补充几个,因此也没有了。

第四个例子是广宁县委领导下的队伍。广宁农民的基础是很好的,大革命时的农民暴动便在广宁,农民组织了这个队伍,因为没有合法的名义,不敢到敌后去,千方百计找到了第五区游击司令伍观祺编成他的特务大队,以后他压迫我们的干部,要我们的干部离开,把队伍留下,这样便被溶化了。

第五个例子是博罗游击大队,是在东江与曾、王两大队并列为三的一个队伍。这个队伍也是由于合法,合法进去跳不出来,因此被国民党溶化去了。这些人哪里去了,我不清楚,总之我们的队伍没有了。

为什么被溶化去了?为什么从有到无?是广东党组织做错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现在看来就是因为依靠国民党,不依靠群众,没有独立自主的立场,确守合法,因此被国民党用合法来“消灭”了,这些队伍从有到无了。这些队伍里的许多同志应该承认他们都是很好的,作战异常英勇。由于我们领导上有错误,把队伍、把许多同志断送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两个合起来看看就知道,尤其是在武装问题上,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松一下,自己就会倒霉,所有从有到无的都是合法合去了的。

另外,我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也是我们的错误。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事实不多。是不是主客观的条件都够了,也很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看可以做应该做能够做而没有去做的,从表面看来,要说是损失并没有损失,因为是没有东西来损失,没有损失是不是就没有错误呢?其错误就在于应该有而“没有”。

广东省委在张文彬同志领导下工作。张文彬同志基本上是掌握了武装斗争的特点,在壮常队、中山抗先集结队各方面武装里都有工作。

在广州沦陷的时候,张文彬同志开六中全会还没有回去,广东省委那时很慌张、凌乱,许多可以做到的没有做,广东的负责同志撤到湖南。在撤退的时候,如石牌、龙眼洞一带都是军事重要的地区,农村里有我们的工作,有党员,在农村里有一些基础。那里的新党员起不了作用,抗先队里的党员比较有经验,可以做工作的全部抽走了。在河南农村里要求党派人指导,那里还有几十条枪,可以活动,没有人去。有二十几个农民要跟他们走,说你们去哪里我们跟到哪里,你们在哪里组织队伍,我便参加。请示省委组织部,组织部说要经过国民党的动员委员会批准,动员委员会负责人钟天心说抗先队不能带枪,不行。我们也没有坚持带他们出来。

河南有个李福林是有名的土匪头子,在那里坚持了好久,我们小的武装是否也可以在那里活动一下呢?可以的。我们总比土匪要高明得多。这里也没有去发展。

花县那里有党的组织,在大革命时农民群众就有基础,以后我们的工作也不好,撤退的时候没有人去指导,后来变成沦陷区,连支部也找不到了,大概是党员因为沦陷了在那里不能站,跑掉了。

还有当我们布置抗先队撤退的时候,抗先队有半数的党员,青年军也有我们的支部,党的支部不是分配到农村中去坚持,而是跟着国民党的机关去撤退。抗先队一部分撤退到江西,自动分散到农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青年军撤退到韶关,住在广东国民党的省党部里,还多少替人家做了一些事。

我和几个同志谈,都认为这些地方,或者可以保留某一据点,以便发生联系,做沦陷区工作的基础,或者可以建立小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可惜没有做。其原因在于在事变时仓皇失措及领导同志的思想上是忘了自己,尊重国民党那种统战观点作祟。那时张文彬同志不在那里,他可以说没有什么责任。

广州失陷前,南方局派黄文杰同志去广州,那时敌人已占惠阳,广东省委同志的估计,认为日本人占领广州还要两个月,结果9天就打到广州了,如黄文杰同志迟几天进城,我们的省委还在那里睡觉呢!

黄文杰到后,动员来不及了,许多工作事先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撤退了。

广东的劳工干部训练队里有我们的一个支部,虽然不能掌握部队,但可以起相当大的作用。劳工队是最后撤退的,国民党的军队很混乱,他们在后面把公安局丢下的枪支也收起了。他们不但保存了自己的武装,还收获许多武器,但得不到党的指示。该队教育长陈利舟是延安抗大出去的,第三党的人,并不很坏。如果我们的党有正确的指示,这个队伍可以留在花县一带坚持下去,这个队伍撤退到韶关被缴械了,编成运输队。我们的同志也撤出来了。后来撤到南雄,有些人来了延安,很多人到二局、三局去做机要工作。这些看起来虽然不是损失,但从认真对党负责的责任心上来说,我总是感到很可惜,应该做的没有做。

这虽是一般的工作问题,我也提出讲一下我讲的这些广东的情形,只是建立武装的过程,从无到有,有了武装部队,虽不是没有缺点,但是对的。从有到无,很多本来有武装部队搞没有了,这是不对的。但这不能怪搞没有了的同志,当时在那里领导工作的同志应该负责。广东省委的同志要负责,我不是怪哪一个同志。

1939年后,我也参加了广东省委,我也要负责。我提出来只是作为经验教训,给各地在武装问题上尤其今后在像华南这样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地方,建立武装时作为参考。

为什么有的做对,有的做错呢?这说明广东省委本身的思想不是一致的。

张文彬同志在那里工作布置得好,他不在那里就很混乱。香港廖承志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抓得紧,就建立了武装。省委许多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思想不一致。有的存在着毛病,某些负责同志也好,思想上很模糊。我本人也很模糊。

四次扩大会提出四个任务,我还记得三个:一个是把广东造成友党统治的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还有两个任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统一战线要尊重国民党。

1938年,我们党派人来教育我,一定要合法地位,无产阶级要伟大些,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现在抗战固然要统一战线,但想到国民党要统掉你,要杀你的头,怎样办?这些问题常常搞不清楚。建立统一战线模范区,又要开展敌后游击战,怎么办呢?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就要得到国民党的允许,想在国民党的允许下,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所以广州撤退变为沦陷区,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建立武装,尤其是北江,广东省委直接领导的,东有东江纵队,西有西江纵队,南有海南岛游击队,只是北江没有。这说明我们下面的许多同志比省委还做得要好些。

我介绍广东的情形,我纪念张文彬同志的牺牲,我很怀念廖承志同志,他现在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当然对于现在继续为党工作建立很大成绩的同志,我也敬佩。我以后向他们学习的机会还多。在工作中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同样的哀悼。广东的党组织是张文彬同志去了整理以后才得到更大的发展。廖承志同志虽然不在广东省委机关,他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他参加省委、东南特委,广东的党组织多半是他领导的。今天广东工作的成绩,我们不能忘记是张文彬、廖承志同志在那里为党为革命建立起来的功绩。

我们纪念张文彬同志,怀念廖承志同志,我们联系到生发一点感想。这两位同志怎样被捉去的?那天一位做机要工作的同志讲了,由于江西省委的破坏,破坏了广东省委,破坏到南委,破坏到广西,张、廖两同志便在这次事件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捉去的。这次事件国民党认为是他的特务政策取得空前的成就。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做了总结,赞扬了那个领导特务工作的徐思曾,说他做得很好。我们承认这一次是敌人很大的成就,我们受了很大的损失,被国民党的特务打中了要害,江西省委搞光了,广东省委、南委没有了,广西工作也没有了,还剩下方方同志一人到延安来,除此以外,再没有了。

我们党在这里得到什么教训呢?我个人的心情是很沉痛的。我没有听到党组织做过总结。他们胜利了做了总结,我们吃亏没有做总结。我还说一点意见,很沉痛的,很不愉快的,就是那里的同志撤退回来后,没有去想想牺牲的、在牢里的同志,为什么会牺牲?为什么会坐牢?没有痛恨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表示。他们撤退回来,正是审干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审查,但对于延安的审干表示不满,认为是特务审查共产党,到处骂,这里骂,那里骂。抓住审干中间犯了其他错误,抓住不满意的分子进行拉拢。我认为审干当中犯的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基本上是胜利的、有成绩的,并不是有谁抱了个人成见。错误已经改正了,就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我想我们要了解我们党审干的重要性,大家懂得敌人是要想来瓦解破坏谋害我们党的。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审干是必要的。既然审干是必要的,那么在中间有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随时检讨出来,不断纠正过来了,这种已克服了的错误,错误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应好好地接受这个经验教训,对党是没有危害的。

另外其主要方面则巩固了党,组织比以前纯洁得多了。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很大的胜利。也许在这中间个别的同志在自己的问题上被追得紧了一些,但是最后把你的问题还是没有搞错,结论还是对的。只是审查当中,个人情绪上受了一点刺激,而以后弄清了,个别谈话,大会上宣布了去掉帽子,赔了不是了。作为一个老干部、领导同志,对于有些同志好像把党的胜利看得与自己无关,自己受了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的错误观念,帮助他纠正,对于党的团结才会有益处。

对张文彬同志的牺牲,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但是我却听见看见过,对审查不满的同志的拉拢。对廖承志同志的被捕、张文彬同志的牺牲,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反而对审干工作表现得那样愤慨,真觉得这些表现是很奇怪的。

在大后方代表团开会时,关于我们党的团结问题,我也讲了,有些同志认为我的意见偏了,这个我也承认,我也接受,我发表意见,讲道理是不会讲得那样好,因为我没有修养到那个程度。但是没有修养到那个程度,就不讲话了吗?不是的,我认为只要我两条腿站在平地上,偏一点没有关系。

我们党的团结,我认为没有疑问,是团结的,但是情绪上有一点不大团结,就是在审干当中发生的问题。这是不是我要掩盖我的错误?群众审查中的错误,在中央与党校彭真同志领导下已克服了的错误,在大会上自我批评揭露了的错误,是用不着掩盖的。我们党内要真正团结,必须消除情绪上的不满,“和气致祥,戾气致乖”。

我们有些同志常常有对个别抱有不满情绪的人说,如说那个地区被人认为是红旗党,你受了多少冤屈……助长了一些同志对组织的不满,蕴酿着一股戾气,对团结是有妨碍的。应该说审干工作虽犯过某些错,但是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甄别工作中是纠正过来了,向审错的同志赔不是,以消除不满情绪,使得党的团结更无缺陷。在团结问题上,同时还要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党在审干工作中,基本上是有成绩,是胜利的。

党员对于党的胜利,应该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对待错误方面,决不是掩盖错误,而是要看到实际已改正了的错误。对待成绩方面,决不是拿来抵消错误,而是要使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要有正确的认识,对这两方面有正确的认识,更可以保证党的团结。有人以自己的坏心来推测组织的审干工作,好像是谁在那里布置好的,故意要把一些同志搞一下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有人摆起威风,装腔作势地说:如果不是我来了,你那个特务帽子就戴稳了。很奇怪,竟有那样对党采取如此不恭的态度。我希盼这种同志能有幡然改正的一天。我相信我们全党找不出几个这样的人。我们全党必能把这一点审干中引起个别同志的不满情绪消除,把戾气消灭,使得我们党的团结是坚强的,是完满无缺的。

(此文系古大存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由古大存的孩子古延年整理)

1944年,古大存夫妇在延安带古孟贤、古新贤、古延贤合影(图片来源:汕尾市妇女联合会)

扩展阅读

古大存主要工作经历

古大存(1897—1966),广东省五华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参与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东江红军,先后担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常委、军委书记,东江苏维埃政府副委员长、东江红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

古大存(图片来源:汕尾市妇女联合会)

抗战期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并当选为中共七大南方代表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于1940年12月16日率部抵达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第一部学生党支部书记、部主任,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兼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土改工作团团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副书记、第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古大存同志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纪念馆群雕像《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71位共产党人的精英之一。

古大存故居(图片来源:五华县人民政府网)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古大存

整理:古延年(古大存儿子,退休前曾任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部门经理,退休后任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监事长,从事红色文化研究及传承弘扬工作)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