踔厉奋发 坚持到底

——缅怀我的父亲李强同志

李延明

我的父亲李强同志生活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他参与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活动,属于近代以来爱国的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员,属于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人们中的一员。他的一生,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紧密相关。

父亲原姓曾,名培洪,字幼范,20世纪初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在上海求学期间,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强烈不满,很自然地就加入了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

青年李强(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在这个地方从事反帝国主义运动,非常容易同共产主义运动走到一起。当然,由于个人的选择不同,参加反帝斗争的人有可能参加共产党,也有可能加入其他政治组织;有可能革命到底,也有可能斗争一段时间后又消极退出,游离于革命的大潮之外,或者在严酷的斗争中叛变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我的父亲属于前一种人。他在“五卅”运动中被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杰出的活动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很快就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五卅”运动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从20世纪初叶到末叶,经过一代一代革命者和爱国者前仆后继、坚持不懈的奋斗,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获得新生。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从吴山软水到黄土高原,从中华大地到五洲四海,参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活动,有时处于历史事变的中心位置,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他始终在时代的前列里行进。

2004年,《李强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中央党史出版社组织编写隐蔽战线人物系列,又请人撰写了新的《李强传》,现在正处在有关部门的审查过程中。鉴于大家对我父亲已比较熟悉,因而我在这里只简单回顾父亲革命历程的一些片段,并谈谈作为后人对他的理解和评价。

一、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自制炸药

1926年2月,我父亲曾培洪奉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之命,回常熟组建了党团特别支部,直属上海区委。这年秋天,父亲调任共青团上海吴淞部委书记刚一个月,就被罗亦农找去,要他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研制火炸药。原来,中共上海区委刚刚决定,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要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市政权,起义需要武器和弹药。

我父亲表示,自己是学土木工程的,而且大学没有毕业,对化学知识仅仅是粗知一些,并不在行,但是罗亦农说:“武装起义迫在眉睫,这个任务,除了你,我找不到别人。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炸药造出来。”话到这里,我父亲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好在父亲读中学和大学时,自然科学的基础课学得比较扎实。他去买了几本英文版的有关制作炸药的书籍,又在旧书摊上买了一些军工方面的参考书,关起门来,潜心研读。弄懂了后,再按书上所说的方法去实践。

父亲到化工公司买来苯酚、硝酸和硫酸等,按一定比例混合,硝化成苦味酸,做成二百克一个的炸药块。在杯子中用水银提炼雷汞,然后装入薄铁皮焊成的管子中,就是雷管。到此,炸药就算是做出来了。

能不能爆炸?威力有多大?心里没有谱。第二天一早,父亲和在苏联受特工训练时使用过炸药的顾顺章一起去找地方试验。他们在闸北公园选了一个地方。把炸药包放在地上,装上雷管,点了火以后,刚转身跑到弄堂里,就听到砰的一声响,走过去一看,放炸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坑,旁边只有一些纸屑。这表明,炸药试制成功了!

在这个基础上,父亲就开始试制手榴弹。他和张枕亚把马口铁材质的香烟盒、罐头盒加工成手榴弹壳,里面装上黑火药。在黑火药中放了直径5毫米以上的滚珠,还给滚珠涂上一层薄漆。这样,手榴弹就做出来了。这件事虽不成规模,但却是中国共产党军工事业的起点。

虽然掌握了手榴弹的制作方法,但是这样做很难批量生产。鉴于这种情况,父亲想出了从北洋士兵手里买现成手榴弹的法子。这个想法得到罗亦农的充分支持。

北洋军队的士兵进驻上海花花世界后眼界大开。父亲利用他们急需搞钱去赌、去玩的心理,找了几个工人与他们交朋友、拉关系,不几天就搞来不少手榴弹。

父亲还发动工人偷出一些采矿用的导火索和炸药,在轮船上建立了通过水手暗中进行短枪交易的固定渠道。这样总共搞到了大约100多支短枪,几百颗手榴弹,还有许多炸药、起爆药(雷汞)。这些武器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父亲入党后,先后任共青团曹家渡部委书记、浦东部委书记、吴淞部委书记,还回常熟建立了党团特别支部,一直从事的是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行走的是政治轨道。他没有想到,由于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他又被派去试制了炸药、手榴弹,这就为他转入另一条轨道,也就是技术轨道,开了一个头。

二、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特务科特务股股长

1927年4月,父亲正在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工作,接到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立即潜回上海,奉命处理中共中央向武汉转移的善后事宜。5月,赶赴武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特务科特务股股长。当时,军事部部长是周恩来,特务科科长是顾顺章。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父亲任职的这个机构的名称问题。下面是1988年8月19日我父亲写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的信。

文彬同志:

关于中央特科的名称,最近出现了一种说法,即把它称为特务工作处。我认为‘特务工作处’的名称与事实不符。

八一南昌起义以前,党中央在武汉建立的组织是特科,而不是特务工作处。中央特科科长是顾顺章。特科设四个股:保卫股,股长是李剑如;侦察股,股长是董胖子;土匪股,股长是胡孑;特务股,股长是我。

中央军委办公地点在友益街余积里12号,该处是一座上海式三楼三底二厢石库门的弄堂房子,门框右上角贴一张红纸,上写‘西厢杨’。周恩来同志在楼上客堂办公,特科在楼上东厢房,秘书处在楼上西厢房,组织科在楼下西厢房,办杂务的人在楼下东厢房。

……

1981年在党史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务工作处的问题,有人硬说中央军委设的是特务工作处,而不是特务科。我要声明,我是特务科的一个股长,而不是特务工作处的科长,我只在特务科工作过,没有在特务工作处工作过。如果有人硬要写特务工作处的历史,请不要把我写进去,因为我从未在该处工作过。我不知道特务工作处是不是一个另外的组织,处长是谁,下面的科长又是谁。余积里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处。今年夏季在北戴河与徐以新同志谈过此事,他也只记得是特务科。回北京后我写信问聂荣臻同志,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他所记得的也是特务科。

这个特务工作处的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我问了罗青长同志,他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时曾经使用过特务工作处这个词。我想,如果周恩来同志确实这么说过的话,那么很可能指的是特科之上的特委。这个特委1929年至1930年设在上海,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没有开过会。存在这个特委的事是顾顺章告诉我的。

又及:也有可能在我们未到武汉时曾有此设想后来就用特务科。

父亲在武汉特务科工作时,从事过除奸、筹款、筹枪、情报,以及党中央撤离武汉的善后工作。20多年前,海关总署副署长宿世芳告诉我,他亲耳听到邓颖超与我父亲开玩笑,称“李强是第一特务”。我理解,这个“第一”不是说我父亲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主将,而是指我父亲是中国最早担任以“特务”为名称这个职务的人,是特务科中特务股的股长,处在特务科这把利剑的锋尖之上。国民党使用“特务”这个称谓还在共产党的后面。

三、创立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

1927年10月,作为军委特科的后继者,更大体量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顾顺章任科长。起初设三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二科情报,科长陈赓;三科行动,由顾顺章兼任。我父亲携武汉特务股的人马进入了三科。武汉特科是小特科,上海特科是大特科。

1928年11月,周恩来在苏联参加完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后,回到上海。一天深夜,周恩来住到我父亲家里,对我父亲说,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苏区及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中央在莫斯科决定,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无线电台。从现在起你就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培训无线电台业务人员。

与受领造炸药任务时相似,父亲表示他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对无线电一窍不通,连电台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周恩来说:炸药、手榴弹都不是你的专业,不是也搞出来了吗?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学嘛!有什么难处找我,我帮你解决。这样,父亲便就任第四科即通信科科长。

父亲通过自学英文无线电专业书刊,进行摸索与实践。他依照这些书刊上的图样和从大华仪器公司借出来一天的收发报机拆开画出草图,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行家们交流技术,并设法在外国洋行购买了一些零件,买不到的就自己加工制作。为了让我父亲专心工作,周恩来让他住进了共产党员蔡叔厚设在上海福熙路的“绍敦电机公司”。在里面安装了车、铣、钻、刨等设备。我父亲有篇文章《忆蔡叔厚同志》,1984年2月11日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经过半年多的钻研和试验,1929年春末,终于组装成50瓦的发报机和3灯收报机,我党的第一个无线电收发报机就这样诞生了。

1929年秋,通讯科在上海沪西极斯斐尔路福康里9号设立了我党第一个秘密电台,张沈川任报务员。尔后,周恩来指示我父亲到香港南方局去建第二个电台。为此,我父亲先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是1929年秋,父亲选定了九龙尖沙咀弥敦道一座中式楼房的四层。第二次是1929年12月,带上了报务员黄尚英和两个大铁皮箱,内装电台和密码,当时用的这个密码还不是周恩来后来编写的著名的“豪密”,而是张沈川自己编写的密码。邓小平去广西路过香港时恰好我父亲也在,他们两人就约好了电台联络的波长、呼号。百色起义成功后,因起义部队电台功率小,无法与上海直接联系,就通过香港台把百色起义成功的消息转给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在上海的党中央与各红色根据地之间有了无线电台,就可以不再单纯倚靠交通员冒险传递纸质文件和信件的方式进行联系了。

半个世纪后,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父亲称香港与上海之间无线电台通报的成功,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通信科还创办了无线电培训班,起初是分散教学,后来按顾顺章的决定集中办学,地点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对外称“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1930年12月17日,这个机构被敌人破获,捕去20人,直到1936年才被党营救出狱,其中4人在狱中牺牲。我父亲当时不在场,躲过了一劫。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特科通信科聚集(包括培养)了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王子纲、宋侃夫、涂作潮、方仲如、蔡威等一大批我党早期的无线电骨干,加上红军俘虏的王诤、刘寅,我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迎来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据说毛泽东同志称“王诤是红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王诤参加红军是1931年1月2日,即被俘后从龙岗送到兴国县小布村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日子。而我父亲制造并设立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则是1929年下半年,比王诤创建红军电台早一年多。因此,比照对王诤的评价,同样可以说“曾培洪即李强是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四、在苏联通信科学院的理论创新

1931年4月,由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秘密组织遭到破坏。我父亲说顾顺章知道他的事情太多,他的亲戚朋友,顾顺章都认识,所以顾顺章一叛变,周恩来就决定让我父亲出国,去苏联。为了家人的安全,到苏联后,父亲就把曾培洪这个名字改为李强,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本来我父亲是被周恩来安排到东方大学学政治的,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认为我父亲与顾顺章关系密切,因而不许他上东方大学,父亲就进了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进院初期,被派往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培训班当教员,讲授数学、物理和无线电基本原理。1934年底,父亲回到通信科学院。在这里,他拥有了一段难得的潜心深造的时间。

父亲在一本英文杂志上看到关于美国制造的菱形天线的报道,这篇报道只有试验结果而没有理论分析。于是,他深入研究了发信菱形天线的理论,用数学方法推导出基本公式,证明了水平发信菱形天线的方向特性。一年后,父亲用英文撰写了《发信菱形天线》一文,以大量计算公式,肯定了行波不辐射与菱形天线的行波辐射并不矛盾,确定了菱形天线的行波为“类行波”,并不是真正的行波;推导出各种发射耗阻、电力增益、行波的衰减及辐射特性等的基本公式;证明了水平发信菱形天线的方向特性和辐射电阻的计算方法。因为这种天线有非谐振性(非周期性)的特点,所以能使用宽广的波带,包括日间和夜间的波长,而无需经过调配手续:此外,它还能供几部非整倍数波长发射机同时发射,应用菱形天线不但在经济上十分合算,而且可增加无线电路的业务容量。

苏联通讯科学院对他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视,将论文发表在《天线之电气计算》汇刊上。鉴于我父亲在该领域开创性的成就,苏联通信科学院将他由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成为苏联当时7位顶尖无线电专家之一。父亲的论证方法,也被人称为无线电的“李强公式”。从特科战士到有成就的科学家,父亲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半个世纪后,1996年,我父亲去世时,曾留学苏联的江泽民总书记在给我母亲打电话慰问时还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前些年,国内一位通信系统的高级工程师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事天线研发工作的人对李强都不陌生。”这位高级工程师说:“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大学三年级学天线原理时,授课老师在讲菱形天线时自豪地告诉我们,这是我国外贸部长年轻时在苏联发明的。我们还在陕西乾县实地参观了李强发明的菱形天线,它在中国国防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0年,父亲的论文首次以中文在《电信建设》专刊上重新发表,被科技界授予“范旭东纪念荣誉奖章”。1955年,因在无线电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我父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父亲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可惜,由于国家外贸事业的需要,父亲未能在无线电研究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五、九年军工局长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我父亲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938年3月,父亲到达延安,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局长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后来是总后勤部长叶季壮兼任。1941年,我父亲升任局长。战争与封锁倒逼父亲进行军工布局,开展技术革新和强化管理。1939年4月,父亲以茶坊兵工厂为基础成立一厂(负责造机器)、二厂(负责造步枪)和三厂(负责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并筹建火炸药厂)。几经改革,使边区军工体系从一个小作坊起家,到1943年时已像细胞裂变似的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功能各异、相互配套的8个工厂,有技术人员和工匠1300余人,生产手段从手工操作发展到使用机器设备,产品从修配武器发展到生产武器弹药,还大力发展民用产品,有力地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1945年10月,军工局与陕甘宁边区工业局合并,改称工业局,我父亲仍任局长。1946年7月,父亲在局里组织成立技术室(亦称兵器室),成立火炮火炸药技术训练班,并担任教员,同时亲自钻研膛内外弹道学。

1944年5月下旬,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上,我父亲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毛泽东同志为其题词:“坚持到底”。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说:“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的各种主要发明和制造精神。”

在军工局,我父亲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和领导。在对全局生产和科研进行协调的过程中,表现了爱惜人才、保护人才的突出特点,为技术人员和工人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全局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开创出军工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有力地支援与支撑了抗日战争。

六、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我父亲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副院长是恽代英的弟弟恽子强。

我父亲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前,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自然科学院除了整风、审干、精简、调整、搬迁外,上课基本停止,从国统区来的大部分教员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和伤害。

父亲上任之际,正是自然科学院最困难的时期。他立即同恽子强千方百计把教师、学生找回来,迅速把学校安定下来。

在此之前,1942年春,自然科学院围绕着如何确定培养目标、科系设置、教学计划、教育方法等实际问题,曾在校内外发生过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培养目标上,是适应当时边区需要,通过短期训练班,培养初、中级专业干部,还是适应未来建国的需要,办正规大学,培养具有系统理论基础的专门人才;二是在科系设置和课程安排上,是侧重理论还是侧重应用,等等。

我父亲与军工局的沈鸿、刘咸一、钱志道、江鹏、江泽民(注:1903年出生,四川江津人,1989年去世)、李大章联名写了一篇文章,1942年11月9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题目是《自然科学教育与工业建设》。文章分析了共产党人所处的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以及边区经济落后、人才匮乏、由于受到封锁而缺乏必需设备的客观情况,认为自然科学院应将重点放在战时工业研究、打破经济封锁和加强干部培养方面。当时介入自然科学院的这场争论,为父亲后来被任命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埋下了伏笔。

到自然科学院后,父亲即把自己的办学理念付诸实施。参考自己在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授课的经验,在军工局副局长刘鼎等人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将高等理工科教育与延安军工局的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学院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院委会制度后,父亲从军工局邀请机械专家沈鸿、冶金专家徐驰、化学专家钱志道等人前来讲课,为学生专门开设了兵器学、爆破学、炼铁原理、金属工艺学以及制图、炸药等军工课程。还组织师生走出课堂,到边区军工各厂去锻炼,提高实干本领。这些措施,给这个学校植入了军工的基因,为后来向军工方面发展打下了基础。北京理工大学之所以成为军工院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个时期中央让军工局长兼任校长的结果。

与此同时,父亲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生活待遇。到1945年春天,经逐一甄别后,不仅自然科学院的冤假错案全部得到平反,教师们还享受到中央机关的“中灶”伙食标准。

在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下,自然科学院不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一批边区急需的科研成果,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科技干部,还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探索出一条区别于国统区和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科技教育之路,即“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今天,经过几十年和平条件下的发展,由延安自然科学院发展而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已成为国内第一流的理工院校,成为名扬天下的“国防七子”之一,不仅应用学科名列前茅,而且基础理论教育也远超延安自然科学院,实现了当年梦寐以求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七、为新华广播电台建造大功率广播天线

1946年底,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杨尚昆兼任,离开延安,启程对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生产进行调查研究。1947年12月下旬,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有各解放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军工会议,父亲在会议上汇报了对3个解放区军工生产的调查情况。这次会议的结论,如有关军工建设的总方针、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尤其关于工业干部问题和军工生产技术问题等,不少都吸取了父亲的建议或意见。

在去西柏坡途中,父亲在涉县遇到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廖承志说:“原来在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射台功率太小,已不能满足解放战争新形势的需要,中央要求建一个大一点的发射电台,办这件事非你莫属。”在西柏坡,父亲正式受领了建造短波广播发射台的紧急任务,同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这样,在经过9年的军工生涯后,父亲又重新和他钟爱的无线电事业走到了一起,有机会在自己的祖国实际运用他的天线理论了。

父亲把新发射台选址在河北井陉太行山的向东坡面上,这里地形隐蔽,电力充足,电波干扰少。这项工程的规模,根据所受电子管输出功率只有3000瓦的限制,父亲提出了一个方针,叫做“小机器,大天线”。其内容包括对美洲广播用的全波段4×4同相水平天线(由四个65米塔支持的三副正反射天线阵);对伦敦、巴黎、欧洲广播用的四个50米铁塔支持的双菱形天线;对南京、上海广播用的4个20米木柱支持的单菱形天线和一副伞形无方向性天线。

在整个工程中,父亲不但在总体技术方案和相互关系协调上能按当时条件作出正确决定,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甚至制造过程中难于解决的一些工艺技术问题上也出了很多点子,令当时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们敬佩不已,难以忘怀。当大家按他出的“点子”去实践并取得成功时,父亲自己也总是很开心,谦称自己是一个“大三脚猫”(上海话“三脚猫”意思是什么都能通一点,但什么都不精,他加上个‘大’是指非一般的通,而是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通)。

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父亲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团结干部群众,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一年零四个月内建成了这座短波发射台,创造了我党无线电广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井陉发射台建立前后的半年里,中国的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解放军的一个个捷报通过这个设在太行山里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及时播送出去,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的广大军民,播出的消息被国内外当作最新战况不断报道。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它可以说是“功勋广播电台”。

1949年春,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父亲亲自接收了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广播电台,以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和这些接收来的电台为基础,创建了新中国自己的广播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并兼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和电信总局局长。1950年8月,任国际电讯联盟中国理事。在此期间,他在北京领导建造了大功率广播发射机和中波广播天线,并代表新中国前往苏联签订了中苏通邮通电协定。我父亲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八、外经贸工作二十九年

我父亲签订中苏通邮通电协定时,在中国驻苏大使馆被正在访苏的毛泽东主席看到,当面问他能不能改行搞外贸。父亲没有思想准备,脱口而出:“我还是搞技术工作吧!”后来,在李富春劝说下,还是服从组织决定,离开自己心爱的科技工作,担任了外贸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任商务参赞,1956年回国,1973年升任外贸部部长。20世纪60年代,还兼任了专管外援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在29年的外经外贸生涯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件事:

第一件,以最快速度购置武器弹药并送往朝鲜战场。由此,他戏称自己为“军火商”。

第二件,在商务参赞处以及回国后负责落实苏联援华“156项”相关工作,为此忙了好几年。

第三件,参与苏联援华尖端武器即原子弹、导弹的谈判。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由于中苏分裂,国防新技术协定胎死腹中,未能实现。后来,父亲承担了苏联撕毁合同和撤走专家的善后工作,清理损失,“打扫战场”。

第四件,主持了十年的抗美援越运输工作。父亲是中央援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主管援越物资运输。国务院的援越运输办公室就设在我父亲办公室外间的屋子里。

到1978年,中国累计派出军队32万余人,援越的武器装备、成套设备和一般物资总额价值达二百亿美元。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国内环境下,援越运输办公室以最大力量克服干扰,夜以继日指挥援越运输工作,创造了战争支援的人间奇迹。

第五件,在援越中勘察“胡志明小道”。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决定派我父亲秘访越南,了解越南北方到南方的水路、陆路运输实情,尤其是对“胡志明小道”,要求能“真正看到情况”。

在越方安排下,20日凌晨,父亲一行抵达“胡志明小道”上的穆嘉山口。由越南北方悄悄进入老挝,再绕过17度线深入越南南方腹地几十公里,途中,遭遇美军空袭,随行的越语翻译受了伤。几天来,父亲考察了越南的公路、铁路、桥梁、港口、钢铁厂、包装厂、养猪场、渔业合作社、街区合作社和地下商店,越军防空雷达与高炮阵地、海军码头、运输快艇、兵站,听取了越共中央、越南国防部和地方有关领导对中国援越物资运输以及越南农业、轻工业和商业的情况介绍。考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后勤保障基地、成套设备建设基地、输油管线、满载中国援越大米的广州海运货轮,听取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部领导关于中国援越物资运输工作的情况汇报,考察了苏联地空导弹阵地。还与越共领导就中国援越物资的陆运、海运以及城乡交流、货币回笼、仓库保管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为我国后续的援越工作提供了扎实的依据。

第六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把外贸重心由东方转向西方,力求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这一时期,从日本、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德、瑞典进口了一批机器设备,开展了同欧共体国家的贸易。同美国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为21世纪两国每年五六千亿美元的巨大贸易规模打下了基础。

在父亲主持下,中国先后与四十多个西方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他还亲率中国贸易代表团出访了二十多个国家,接待了前来中国访问和洽谈业务的外国几十个工商界代表团。

第七件,改变了中国海关管理体制。20世纪50年代,海关总署从政务院直接管理转为划归外贸部领导。60年代,又把“海关总署”降格成“外贸部海关管理局”,“文革”期间,改称“海关业务组”,其管理权甚至下放到地方人民公社一级。父亲认为这种体制很不合理,应该海关管外贸,而不是外贸管海关。在他的坚持下,1979年,“外贸部海关管理局”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这件事体现了他的无私境界和理性眼光。

第八件,1975年9月,继邓小平之后,父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他在会上阐述中国主张,在会下广交朋友,发展了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与一般的外贸工作者不同,父亲非常强调自力更生,到处讲,反复讲,讲了几十年。身为外贸工作者,难道是想偷懒放弃自己外贸的职责吗?不是。这是他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体会。早在与苏联打交道时,父亲就体会到,真正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社会主义苏联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这样。例如,日本人愿意给中国一点技术帮助,但他要中国落后日本二十年,二十年之内的技术他绝对不卖给中国。所以中国还是要自己研究,自己做。

九、子女眼中的父亲

纵观父亲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个特点,是转行多,政工、特工、军工、通讯、广播、外贸,这些领域迥然不同。他转过来,转过去,党需要什么,他就转行干什么,一生不违党的命令,干一行,精一行。

另一个特点,父亲一生平安,被人视为“福将”。这与他主要从事技术和业务工作有关,也与他在人事派系方面比较超脱有关。几十年来,他与各方面的干部在工作场合接触都比较多,彼此都很熟悉,但他只保持工作关系,私下很少交往。从来不去主管上级家中走动,不攀附任何人。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使用了一个词语,叫作“不蔓不枝”,就是说荷花不长蔓,不长细长的无法直立的茎,也不长枝条。父亲就像荷花一样,属于那种“不蔓不枝”,不攀不附的人。他去世后,新华社要他的照片,我们几乎找不到他与中央领导的私人合影,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他对下级,对老战友的遗属却往往放在心上。例如时不时去看望罗亦农烈士的夫人李文宜,照顾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烈士的儿女,等等。他去世后,我遇到钱壮飞的孙子钱泓,钱泓主动提起,我才知道这件事。延安军工局政工干部、老红军乐少华(曾任红十军团政委等职,在“三反运动”中被不正确处理)1952年逝世后,我父亲对其家属给予了帮助。又如,他在延安时期的马夫侯子才,是个老红军,没有文化,进城后被安置在广播事业局宿舍工作,父亲经常到春节时请侯叔叔到家里来吃饭,并且坐上座。延安军工老同志郭际在“文革”期间遇到困难,我父亲也给予了帮助。司机老李得了脑血栓,父亲满城寻购安宫牛黄丸,给老李治病。等等。我不知道的这类事应该还有。

父亲遇事喜欢亲自动手。除了做炸药、装收发报机、洗照片、放电影外,还能自己做饭,裁衣服,踩缝纫机,熨衣服。记得在他80多岁时,有一次电工来家修电路,他在旁边很专注地看,还向电工请教哪条线该往哪走。我弟弟小强说:“他对所有的新技术都有兴趣,学俄语非常快,做科研也钻得进去。”

自然,与所有父母一样,我父亲对家人也是非常关爱的。“文革”时期,我弟弟小强、妹妹小图都在陕北安塞县插队,生活比较艰苦。为给他们补充营养,父亲下班回来就自己做炒面(当时母亲去“五七干校”不在家),积存起来。然后每个月步行到东单邮局给他们俩寄过去。我老伴当年生孩子时,我在湖北的“五七干校”回不来,父亲亲自为她下厨。这件事感动得我老伴记了一辈子,她尽心竭力地照顾父亲晚年的生活,使不少老同志看了都羡慕不已。

我看到有些革命后代介绍父辈的事迹,很详细,好像自己也参与其中似的,就有些疑惑:他们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因为我父亲从来不让我们介入他工作上的事,家里来了客人,也不让孩子们往跟前凑。所以他的人脉我们基本上没有继承下来。他严守党的秘密,将其做到了极致。现在我给你们讲的内容,不少是在他逝世后,看材料才知道的,有些是当事人的后人告诉我的。新华社在受权发布的《李强生平》中称他“品德高尚,作风正派”。

父亲生性乐观,什么事都想得开。1991年,父亲被查出肝癌,也没当回事,还到处跟人说“我得肝癌啦!”好像这是值得炫耀的事一样。我估计他老觉得自己很“够本”,因为罗亦农、彭湃、恽代英等那一大批战友早都不在了。

父亲他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担任过共青团的部委书记,创建过常熟的第一个党支部,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自制过炸药,为中国共产党研制出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担任过苏联通信科学院的研究员,对发信菱形天线的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兼任过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在解放战争中,又从事通信和广播事业的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广播事业局局长,俗称“开国局长”,为新中国的广播事业奠定了基础。从1952年起,他从事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工作,对于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建立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交流和友谊,增强我国的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还担任过国务院顾问、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之所以能走在时代前列,除了个人的素质和努力外,主要是因为他把自己溶化在人民解放的事业中,溶化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因为他属于一个正在上升的、代表着未来的集体。这个集体,虽曾受到过敌人的屠杀和围剿,受到过内部错误的损害,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却能不断克服自身的错误和弱点,在人民的抚育下,屡仆屡起,越战越强,终于领导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父亲的战友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真理在握,勇往直前。这些战友,尽管有些早已牺牲在革命的征途上,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直到半个世纪后仍然萦绕在父亲眼前。这种思绪,使他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年轻。与先烈们相比,他觉得自己个人得到的东西已经太多。因为他把个人对比的标尺定在了先烈们身上,所以,在事关地位待遇的问题上,他从来不向组织伸手;在工作中总是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一生都在伴随和激励着他。

江苏常熟李强故居

父亲的战友,是翻天覆地的一群人。他所从属的那个集体,像一片灿烂的群星,父亲虽然不是这星群中十分耀眼的一颗,但却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颗。他虽然已经同那些战友们一样陨落,化作烟尘,融入泥土,隐没在祖国的壮丽山河中,但是同时其光辉又已经永远印在了历史的天幕上。

2023年4月28日于中共常熟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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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延明(李强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图片来源:IT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