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他在和平运动中的身影

——纪念李一氓诞辰120周年

郭平英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到来,开展人民外交,扩大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紧迫性、必要性,越发明显地显现出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迅速呈现出一派崭新局面。许多曾经驰骋战场的部队干部,许多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文化宣传工作者,走上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工作岗位。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便是这样一位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人民外交事业的老共产党人。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获取更大的自身利益,竭力打造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受美国影响,20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有近一半的国家没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也由于美国的操控而长期未能得到恢复。在亚洲、非洲,美国更加明火执仗,四处建立军事基地,或扶植傀儡政权,或实行经济制裁,干涉别国内政,掠夺他国资源。一场波及全球的和平运动应运而生。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成为新中国民间外交的主旋律。194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50年11月,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这个国际组织中的重要成员。

我没能够仔细翻阅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资料,不能准确说出一氓老的外交生涯始于何时。只通过《郭沫若年谱长编》得知,从1951年年初,父亲郭沫若便和李一氓在外交战线上开始了密切合作。这年2月13日,郭沫若作为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启程赴柏林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中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有民主党派、宗教团体的负责人蔡廷锴、彭泽民、吴耀宗,有刚从海外归来的物理学家赵忠尧,还有李一氓,这位自1925年起就相识相知,又和周恩来一起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挚友。

李一氓同志(1903—1990)

其实,半年以前,中央曾对一氓老的工作另有安排,决定由李一氓、周士第、冀朝鼎、孟用潜出任驻联合国代表,随同首席代表张闻天一同出席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周恩来于1950年8月26日将这个决定正式电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可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合理要求,却因美西方国家的阻挠而被联大否决。这样,中央遂对张闻天等拟派往联合国工作的一行人的工作重新予以安排。也正由于这个变故,郭沫若、李一氓得以在此后几年时间里,共谋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诸多要事,频频聚首于布拉格、维也纳、柏林、赫尔辛基……

1951年2月13日至3月7日,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取道莫斯科,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图中右4至左,依次为:李一氓、曾三、蔡廷锴、郭沫若、彭泽民、梅汝璈、吴耀宗、赵忠尧)

1949年春,周恩来总理对即将赴欧洲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刘宁一同志说,你们出国是为了去寻求朋友,寻求团结与和平,寻求知识的。因此大家要善于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在国际交往中保持不卑不亢、谦虚谨慎的作风。要严肃,但不要拘谨,每个人的言行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体现出自己的代表性来。比如,教授要有教授的身份,宗教人士要讲宗教的问题,各自起到各自的作用。周总理的这份托付,包含着他对新中国民间外交工作的一种构想,也是一氓老和许多参加世和会工作的同志们的行为准绳。

一氓老在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中国书记期间,承担了很多重要工作,参与了世界和平理事会部分文件的起草修订,带领中国派驻世和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大小会议发言的翻译和会务安排。70年后,重读世界和平理事会当年通过的决议,许多提法依旧让人心潮澎湃,那鲜明的态度、严正的立场,毫无隔世之感。例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立刻禁止细菌战,绝对禁止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灭绝平民的工具;立刻开始裁减军备的谈判——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全面、同时、逐步、按比例的裁军;尽速恢复各国之间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14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等等,镗瑭鞑鞑,掷地有声。这些在充分交换意见后形成的决议生动表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休戚与共。

回溯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1932年间,一氓老在上海负责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保持联系。他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面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自1929年着手翻译《马克思论文选译》,1930年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书中收录了《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第一卷、《神圣家族》等书的章节。译著扉页的书名下方印有“李一氓译”四个字,其下还有“乜乜校”三个字,单列为第三行。一氓老在自传中说,“乜乜”是“郭沫若随意用广东方言以充笔名”。这段回忆竟被我们忽略了很久,没有把它记入《郭沫若年谱长编》。最近经一氓老的孙女李燕提示,才得知郭沫若1930年间用笔名“乜乜”校译过李一氓这部非常重要的译作。也恰在这一年,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翻译,可谓心曲相同。

经典著作的翻译,为一氓老打下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不愧是位学者型的革命家,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一氓老长驻欧洲期间,时常光顾当地的旧书店,继续关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早期珍惜版本,一旦发现便毫不犹疑,自掏腰包,把它们买下来无偿捐给国家图书馆。在他捐赠国图的经典著作中,最难得的当数《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的德文初版,尽显他在中外版本学上的深厚功底。几年间,他还以文会友,同各国从事和平运动的科学家、学者成为朋友;在工作之余,完成了对晚唐五代词家之总汇《花间集》不同年代版本的汇校。

李一氓《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据钱三强的回忆文章和祁淑英著《钱三强传》,1952年3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奥斯陆举行执行局特别会议,揭露美国进行的细菌战是中心议题之一。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针对美国政府企图极力否认在朝鲜北部和东北地区先后投放804枚细菌弹的罪行,提出成立科学调查组前往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的建议。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科学家,早在二战期间就冒生命危险支持法国共产党的地下救亡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他同样态度明朗,并同意由他最信赖的学生钱三强在布拉格协助他组织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团。不出所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对约里奥·居里大兴问罪之师,攻击他“滥用科学”。正当约里奥·居里遭受围攻时,郭沫若给他发去慰问电。李一氓又及时把郭沫若的一封亲笔信从国内带到布拉格,交给钱三强,让钱三强在布拉格多留些时间,待彻底完成组团任务再回国,以示对约里奥·居里的声援。郭沫若在信中写道:“您这次做了很好的工作,总理、定一、同志们都表示满意,把您辛苦了。我们的意见,望您待国际委员会组成后一道回国,望您把这一任务彻底完成。居里先生处我已有电慰问,今天李一氓动身,我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您多留二三个星期,我想对于居里先生也当是一种安慰。”

1952年12月13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右2)与拉斐德(右1)、郭沫若(左2)、考涅楚克(左1)在维也纳庆祝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召开的群众集会上

通过约里奥·居里的积极奔走,一个由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牵头的国际调查团,在钱三强陪同下于6月到达北京,随即转往东北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国际调查团的成行是个牵动无数人心的艰巨任务,而一氓老却对他所经历的曲曲折折只字不提。

拉丁美洲国家与中国远隔重洋,政治经济上也多被美国所钳制。但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图勒里等文化名人,却在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期间成为郭沫若、李一氓的好友,并先后应邀访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聂鲁达、万图勒里等人推动下,南美洲第一个对华友好的民间团体“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于1952年10月1日成立。1953年6月,一氓老作为团长,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参加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首届拉丁美洲大陆文化工作者大会,成为最早踏上南美洲大陆的新中国代表团,为1970年中智两国正式建交铺下民间文化交流的基石。

1952年底,世和会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一项别开生面的提案,呼吁世界各国在1953年共同纪念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四位文化名人,即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逝世410周年、法国文学家弗朗索瓦·拉伯雷逝世400周年、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诞生100周年。1953年5月,世和会常务委员会又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重申这项决定。正是由于老一辈外交工作者们的学识和智慧,使“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从中国走向世界。在李老圆满结束世和会书记处书记的工作,届满回国后,世和会继续在1958、1962、1963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中介绍了关汉卿、杜甫、齐白石。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营垒进行博弈的背景下,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合作也告一段落。尽管如此,对20世纪50年代那段时间的和平运动,犹有历史价值值得挖掘。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为给新中国的成长壮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氓老以及同他一起共事的同志们纚风沐雨,克服种种困难作出的贡献,终竟不会被后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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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郭平英(四川省乐山人,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兼郭沫若纪念馆馆长,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原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全国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的小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