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电台的红小鬼

耿纪宁

2010年12月10日,中央电视台红小鬼座谈会上,包括央视人普遍认为红小鬼是指红军队伍里那些年岁小的号兵、勤务兵、卫生员、文艺宣传员。回来想了想,根据父亲通信兵兵史办的录音资料,我想讲讲红军电台和电台里的红小鬼。

2010年12月10日上午十时,延安儿女联谊会的部分成员与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红小鬼》摄制组的部分主创人员在世纪中裕大厦的湘都情酒店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图为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合影(中红网 王忱摄)

一、我父亲与马匪骑兵赛跑靠的是红军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韧劲

我父亲耿裼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贫苦农民家,为吃上饭,6岁到别人家放牛,17岁参加了1927年“黄麻起义”,1931年进鄂豫皖苏区军政学校有线电班学习,是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成员。通过自学,父亲当了电台机务员、报务员、电务处股长、电台台长。王东哈讲的我父亲在西路军时和马匪骑兵赛跑,一晚上跑200来里地,跑了几个通宵终于逃出敌营的事,体现了红军坚定的信念,不屈的韧劲。

二、红四方面军电台是党中央派人组建,苏区培养的红军挑大梁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红军的电台。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是党中央上海特科派人来组建,学员大多是红军和革命队伍中选派的,我父亲就是1931年从游击队长入选的第一期学员。一、四方面军电台合并前,四方面军5个电台的台长,除2个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其他都是从苏区红军里培养出来的。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就在河南新县诞生,当时,电台工作人员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联络上其他根据地,并通过中央根据地电台向上海党中央转报。分割的根据地能互应、互通、配合作战,意义重大。后来逐步发展到长征中每个军差不多都配了电台。可以说,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时期,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作用也是非凡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到川陕根据地,从1万多人发展到8万人,电台情报功不可没,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是与几倍于我军的敌人作战,一个情报的截获,就灭敌3万多。中央红军在长征危难中,红四方面军电台及时传递破获的敌情,使其转危为安……

红军的第一部电台(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三、红军电台工作红小鬼担当重任

我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的党支部书记,红四方面军到西路军之前办过4期无线电训练班,他也是这4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他在1982年《通信兵部关于红军时期四方面军电台、通信工作录音》中提到过身边电台红小鬼的事。

由于电台报务技术的特殊性,选调学员除政治可靠、有点文化基础外,年纪一般要十几岁。这些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小兵,有前方战士,还有许多是首长的警卫员、勤务兵,经过技术学习、淘汰和战争历练,不少人成长为电台技术骨干、台长,有的后来成为开国将军和电子工业战线大梁。他们是红军时代电子战的精英。

电台工作非常辛苦,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上不了机,上去了也顶不下来,机器经常24小时工作,有时晚上值班,白天还要行军,到宿营地,别人休息,电台要架线工作。军情繁忙时,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听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机务员王清生叔叔说,“你爸爸爬到房子墙上去架线,一会儿没动静了,原来在墙头上睡着了。”部队战士作战是中弹牺牲,而电台人员许多是累死的,上海党中央派来组建电台、搞破译立过大功的蔡威同志,就是长征途中疲劳过度又营养不良得病去世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写过纪念他的诗。

1933年9月,在四川通江办的第3期学员中,陈昌浩原来的警卫员郑天杏、李先念原来的勤务兵詹小宝都因劳累得病,一个死于过草地前的丹巴,一个死在查理寺草地边上。这些是红军中非常宝贵的技术人员,我父亲录音里痛心地说:“这两个人都很可惜,这都是很好的小伙子!”

残酷的战争中,这些手里没枪的青少年学员,往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1932年3月,在鄂豫皖新集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共有30来个学员,开学不到4个月,国民党以多于红军40多倍兵力围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了,学校转移,在过安徽挥旗山时被打散,最后只剩下4人。

残酷的战争中,这些小鬼又是幸运的,因为只要环境允许,从台领导到党组织,对报务员小鬼是呵护的。第二期剩下学员中有个叫徐明德的叔叔,河南新集人,十三四岁当兵,原是黄超的勤务兵,个子很小,身体很弱,经常得病,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根据地的路上,我父亲说行军过河经常背着他,到宿营地给他弄热水烫脚、搞干粮。晚上睡觉,电台的两个女报务员就把因病烧得迷迷糊糊的徐叔叔夹在中间。1935年4月,在四川中坝,徐明德任红四方面军电务处电台第5台台长,后来是海军参谋长,开国少将。

1934年4月,四川通江办的第4期学员中,有位唐士吉,四川人,他是这期学员中的业务尖子。西路军过黄河时,他是我父亲所在电台8台的报务员,后来是四机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去世。2009年我去看他,唐叔叔得过两次脑梗话都说不清了,但他动情地说:“不知道局长宋侃夫的墓地在哪儿?我要去看看他,不是他我活不到今天。”西路军石窝分兵后,十五六岁的唐叔叔从马背上摔下来胳膊断了,三局局长宋侃夫用自己的马驮着他走出祁连山,最后到达新疆星星峡。我们知道,在祁连山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西路军战士没吃没喝没穿没子弹,我问唐叔叔冷吗?饿吗?他比画着说没觉得,穿翻毛羊皮,有牛羊肉吃。我认为是局长台长们在尽力照顾小鬼们。他说:“我是沾了岁数小的光了,不是30军在前面打着开路,局长在前后顶着,你爸爸他们在后面打游击掩护,我们根本走不出来祁连山!”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角原型李白生前使用的电台(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四、红军电台器材奇缺,报务员训练条件艰苦

红军初期,在苏区根据地组建电台和培训报务员条件困难,完整的电台要靠缴获敌人的,修配用电讯器材和培训器材奇缺。1931年2月电台成立,我父亲在黄陂县北的苏区镇子河口购买了电台急需的铅笔、纸、电键、电线、干电池、电话机;4月,我父亲参加了军委特务队,化妆到汉口,通过商贩和地下党采购到电子管、元件、蓄电池、电动发电机和一部50瓦电台的全套元器件,还有训练用耳机、插件等几批电台需要的电子器材和培训材料,直到1932年8月第四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撤离新集后才回到电台。

战争年代,红军电台报务员培训条件很艰苦,红四方面军1934年4月在四川通江办的第4期电台报务员训练班30多人,这时是反敌人六路围攻,红军天天行军打仗,这批学生转移到万源县洪口山沟子里,我父亲说看见他们训练,一个班只有一个电键,没有蜂鸣器用风琴代替,向西转移行军就抬着大风琴。后来有了个蜂鸣器声音不够大,就用大脸盆扣起来增音。这么困难的训练条件下,这批精干的小伙子后来许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知道的有刘澄清叔叔是邮电部副部长,胡正先叔叔是总参三部副部长,邓国军叔叔是电子部司长,唐士吉叔叔、胡时全叔叔各是原四机部研究院院长、六机部研究所所长……

毛主席说,通信兵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电台工作是保密的,通信兵默默做着奉献是无名英雄,他们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永不消失的电波,献给了他们所开创的电子工业,从不计较自己得失。今天生活在物资丰富世界里的人,是否还会理解老一辈革命者坚定的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奋进,方能不辜负老一辈革命者的奉献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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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耿纪宁(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三局电台8台台长耿裼祥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