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1期

破解党史悬案“鸡鸣三省”会议地址之谜

李后强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鸡鸣三省”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不但纠正了我党当时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且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强化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鸡鸣三省”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云贵川一直存在争论,没有公认的定论,成为党史“悬案”。

为破解这个“悬案”,2019年8月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泸州市相关部门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云贵川3省交界区进行实地勘察和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可以断定,“鸡鸣三省”会址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境内。

调研概况

2019年8月3-8日,调研组先后深入四川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和水潦乡、云南威信县水田镇和扎西镇大河滩、贵州毕节林口镇等地,采取座谈、访谈,测时、测距,查档、查史,问俗、问贤,访古、察今等方式,或徒步攀爬于草深林密的山间小道,还原当年红军前进之真相;或深入寻访土生土长的知情耆旧,获得不少有重大价值的资料线索。因此,调研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据此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基本结论。

重大进展

(一)

发现云南“飞地”在叙永县

历史上,四川境内有属于云南的“飞地”。此次调研,当地群众指证“飞地”就是现在叙永县水潦乡木瓦房、白泥村一带。调研组查阅相关原始档案显示,今石厢子场镇以西约5公里(直线距离)处为云南省威信县(县城在扎西镇)水田乡在四川的“飞地”木瓦房村,1952-1954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划归四川古蔺县(今叙永县石厢子区域)。证据可见,古蔺县地图、抗战期间美国陆军制图局所绘1:250000中国地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川滇两省关于区划调整的政府往来公函。这说明,云南威信县过去的“飞地”就是今天四川叙永县的土地(石厢子周边)。由于威信县在扎西镇,因此周恩来同志说“扎西水田鸡鸣三省庄子”也是正确的。

(二)

石厢子凤凰山就是“鸡鸣山”

“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址是狭义的庄子,而非广义的地理范围。当地老人指证,石厢子场镇边上、毗邻赤水河北岸的凤凰山历史上就叫“鸡鸣山”。以凤凰山山顶(山顶原有彭姓江西籍移民所修寨子,今尚存围墙和寨门)为中心,至滇黔两省的距离不到5公里,石厢子这边鸡叫,滇属的“飞地”木瓦房、隔河的黔属生机镇镰刀湾等地当然听得到。红军长征时期,有70多户人家的石厢子庄子即是苦苦寻觅的“鸡鸣三省”会址。

(三)

重要时间节点有了新答案

第一,关于红军在石厢子的活动时间。综合分析各种红军电报和红军日记,学界确定红军中央纵队于1935年2月3日下午(农历甲戌年除夕)进入叙永县石厢子,2月4日(乙亥年初一)驻扎石厢子休整一天,与群众共度春节,白天没有开会(据日记反映,王稼祥白天在休息),2月5日(乙亥年初二)离开石厢子。故推测,开会时间在4日晚上直至5日凌晨。新年初一晚上开会,时间宽松,既不疲劳,又喜庆,更意味着新的开始。

第二,关于从石厢子出发的时间。据查,红军长征期间行军出发时间通常在上午9点。调研组根据民俗学方法发现,从石厢子到水田镇一路区域,过去就餐习惯和风俗都是每日实行两餐制。即起床后先干活至上午10:00-II:30期间吃第一顿饭。考虑到当时是春节期间农历大年初二,红军行军既尊重当地民俗、又需要当地向导,因此,2月5日上午7:30-10:30是召开会议、发送电报的可能时间,出发时间应在上午11点左右。另外,冬季川南乌蒙山区2月5日的日出时间为07:43:19,日落时间为18:41:01。据此判断,在石厢子开会之后行军的可能性远大于行军之后开会的可能性。

(四)

红军步行时间有了判断

当年红军在云贵川交界区没有汽车,因此只能步行。调研组此次采取步行调研。从叙永石厢子到云南水田镇花房子两天徒步总里程22公里左右,共耗时约11小时30分钟。平均步行速度为2公里/小时。考虑到当年红军大部队负重前行(2月11日扎西整编之后才实现轻装行军),还有部分伤员,同时存在路滑、有阻击等不利因素,因此行军速度不可能超过此次调研组步行速度。调研组走了两段与老路平行、但更便于提高速度的水泥公路(大约1公里),据此提高行进速度约半个小时。综合计算,红军从石厢子乡到水田寨花房子的行军用时在11小时30分钟至12小时30分钟之间。据此推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花房子应在晚上11点后,印证了伍云甫、陈伯钧日记记载。实际上,1935年2月5日晚,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住在水田寨内川主庙里。考虑集中到一起开会还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加上行军劳累,2月5日晚上开会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五)

当时行军天气得到印证

调研组收集和分析了1935年2月红军行军的天气,确认石厢子到水田寨路上微雨但未下雪,山上有雪但未化。四川籍的陈伯钧日记记载:“2月5日,阴,微雨。”四川冬天(春节前后)微雨的真正含义是时断时续的毛毛雨。本次调研访得坛厂附近魏康均之父魏龙举(1929年生)回忆,“那年冬天红军走小赶场过,天冷,但没有下雪,(此处)没有使用手电筒,也没有打仗”。陈伯钧2月11日到达威信石坎子所记:“昨夜大雪,今展出发,遍地皆白。这是今年第一次下雪。”可见,中央纵队2月5日从石厢子到水田寨没下雪,但下着时断时续的毛毛雨,这对于乌蒙山区来说,意味着行军难度更大。

(六)

中央开会地点得到确认

调研组考察红军司令部驻地石厢子万寿宫,并反复验证万寿宫相关信息,认为红军主要领导都住在万寿宫周围,便于集中开会。据当地老人确认,万寿宫为江西籍落业石厢子肖、彭、郭3家人家庙。原有3间房,正房长征时曾作为司令部会议室(朱德住房在旁边),后来曾作为私塾教室。因万寿宫为江西人所建,因此从江西来的红军与当地大户相处融洽,算是老乡相见,并无隔阂。中央会议在万寿宫召开。新年新气象,周恩来同志加大对博古同志思想工作力度,博古洛甫交权2月5日实现,印章和两箱文件在5日上午出发前交给张闻天(洛甫)工作人员(秘书、警卫)。推测,给中央苏区项英的电报在5日凌晨至中午11点之前发出。因为项英4日1时要求“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中央书记处5日的回电是“万万火急”,并且明确“政治局和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说明之前开了会议。根据泸州市党史研究室同志去江西赣州调研情况,项英收到电报应在5日中午前。

(七)

毛泽东在石厢子有实物证据

石厢子“三个铜板”的故事流传久远。调研组确认,石厢子肖有恩家木柱上2014年发现的两个银元和一个铜板,就是“三个铜板”故事的源头。肖家后人和石厢子当地人指证,确为两银一铜,是毛泽东给肖家食宿三天两夜的火耗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家里悬挂的毛主席像就是给钱人的画像。为什么平时一般只给两枚铜板的毛泽东,这次给了两个银元一个铜板?因为恰逢在彝族乡过年、住宿两夜、他有了分工等特殊原因,人逢喜事心情好,就多给了一点钱。实物与故事高度吻合,凸显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中央首长在长征途中的光辉形象。同时,从朱德的几份电报可以证明毛泽东等红军主要领导驻扎在石厢子。

(八)

沿途红军伤亡有新发现

调研组在石厢子到水田镇沿途,经过了几处红军墓,访查到烈士龙厚生牺牲处,采访到一名红军牺牲处。从经过的得胜桥、倒马坎和猴子岩等小地名,更佐证了红军此行的艰难。

(九)

相关模糊问题进一步澄清

长期以来,有研究者以会议无记录、分工不明确、回忆不准确等为出发点,推论会议的召开无组织、博洛的交权不彻底、核心的形成有问题。通过这次最为原始、但最能还原红军真实行军历程的研究方式,我们基本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难题,确证长征历史的文献记载基本正确,档案基本无误,当时的日记大多可靠,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口述和回忆类资料,差误矛盾较多,需要分析和鉴别。

基本结论

(一)中央军委纵队从石厢子到花房子开会的可能性没有

第一,基于地形的分析。石厢子至水潦公路建设于1977年,未建公路前,水潦深沟峡谷,尤其是白沙岩段,道路狭窄,行走非常不易。从道路安全的角度看,这样的道路状况不适合大部队行走,特别是还有不少重要领导人的中央军委纵队选择走此路的可能性极小。

第二,基于军事态势的分析。国民党统治时期,白沙余家、水潦余家、大洞余家三兄弟(大地主)管辖水潦,余家与云南龙家关系很好,且余家有人在滇军(龙家)国税局任国税局长,属滇军势力范围。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一旦选择此路,就意味着遭遇的阻力必然较大,潜在的危险也就越大,故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小。

第三,基于相关知情人口述内容的分析。据为红军带过路的古顺元(水潦双山村人,1919年生,苗族,2010年12月去世)儿子古德文讲,红军长征经过水潦时,警卫部门是从吴家桥、田坝头、陈家寨、寒婆岭、老坛厂、摩落坪顺山梁到达水田。而中央部门则是从十里沟、白泥、木瓦房、金龟山、花蛇沟、高坪、野马栏、关口到达水田.主力部门驻扎水田,中央领导夜宿花房子周边。当年花房子只有两套房子,不可能住下所有红军主要领导。而水田寨敌军势力强大,不可能驻扎,住宿在水田寨周边有可能。从水田寨到花房子3里路,有土匪阻挠,路很烂,走了3小时(伍云甫5日日记说晚上11点半到花房子)。朱德在5日晚上9点半发的电报,地点在关口普童关庙,不是花房子。

综上,中央军委纵队从石厢子途经水潦到花房子开会的可能性没有。

(二)中央军委纵队到贵州林口开会的可能性没有

第一,围绕渡口的分析。三岔河一直都有古渡口,当地人习惯称岔河渡口,此渡口属云南管理,相关费用也由云南方面支付,实际上是方便云南和四川两地居民的交通渡口。四川方面当时的船工是赵兴和。据赵兴和孙子赵国忠介绍,其父赵再恒曾为红军划过船,但只渡了两船人(每次最多渡10多个人),且是往云南方向去的。云南和贵州之间的渭河,河面宽20米左右,河水比较浅,平时水位不到1米,可以直接趟过去。人员从四川岸通过渡船(过倒流河)到云南岸后,能够直接趟小河(渭河)到达贵州岸。四川和贵州直接的日常往来,实际上是依靠距岔河2.5公里左右赤水河下游处的法窝渡口。因此,中央军委纵队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经岔河渡口去贵州开会。

第二,围绕上山道路的分析。从贵州河谷到老鹰岩有两条道路可通行。第一条,经“之”字栈道(现鸡鸣三省景区拓宽后的“之”字栈道)上山到贵州,但非常险要,驮马无法行走,大概需要花费半小时才能登顶。该道路经调研组人员实际徒步测试,确实十分陡峭,行人通行非常吃力,驮马上山几乎不可能。由于是悬崖边上开凿的道路,受地质灾害(岩石滑落)影响,目前已关闭通行。第二条,沿渭河而上,是水潦人到林口、大青杠赶集的要道,路面比较宽,但也比较陡峭,为以前的古老盐道,经这条路绕行大概4公里左右,用时1个多小时。此道路目前很多地方遍布荆棘,局部路段已难以分辨。可以断定,几百人马不可能行走这两条道路。

第三,围绕道路里程的分析。从石厢子到岔河有28公里(直线距离约14.7公里),步行大概要13个小时(不受阻挠的情况),下到河谷大约30分钟。可以推算,5日上午11点从石厢子出发步行到岔河底谷,已是深夜12点,黑夜渡河并爬悬崖上山,完全不可能。即使是上山了,已是6日凌晨,不可能在迎丰村或林口镇召开5日的会议(现在开车走公路,有可能,但不是红军路)。从老鹰岩(现鸡鸣三省景区)到迎丰村直线距离约3公里,步行需要40多分钟。从林口镇街上到迎丰、云南镇雄毫都、云南威信茶木有两条道路可以通行。第一条,经迎丰、大青杠、仁河、毫都、斑鸠井(需经渡口过河)、茶木,步行大概要10多个小时。第二条,通过三岔河趟渭河,经林口、迎丰、三岔河、坡头、斑鸠井(需经渡口过河),步行大概要10多个小时。在没修公路以前,两条道路都比较狭窄,路面只有1尺多宽(约30厘米左右),驮马经过很困难。

综上,中央军委纵队经易守难攻、危险重重、耗时较长、费力较大的岔河渡口上山赴贵州开会的可能性极小;在贵州开完会后再按时赶到云南水田,完全不可能。少量红军战士经过林口镇是可能的,但不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1936年萧克等去过林口镇,是事实。并且,没有任何红军电报和日记提及林口开会之事。作为地理学的“鸡鸣三省”景区没有问题,但不是红军“鸡鸣三省”会址。

(三)“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点和时间可以确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调研组采用最为原始的步行测量法、控制论“黑箱法”等研究方法,通过“走、访、查、辨、析”等多维综合研究手段,以及文献学、民俗学、古镇学、声学、气象学、地貌学、考古学、卫星照片法等十余种具体研究途径,确定了长征中实现博洛交权的“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点和时间。

关于会议地点。确定在今天的四川泸州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而不在云南威信水田镇,更不在贵州毕节林口镇。

关于会议时间。确定为2月4日晚上至2月5日凌晨,交权(印章和文件)时间为2月5日上午出发前。此后,张闻天成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分工协助军事成为核心人员。这个判断符合红军电报和日记,也符合我们的实地勘查情况。因此,“鸡鸣三省”会议会址之谜由此破解!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