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赤水河畔鱼水情

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赤水河蜿蜒流淌,传诵着红军四渡赤水的不朽传奇,奔涌着红军和当地群众的鱼水深情。

刘湘辉在古蔺养伤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前的一天早晨,路过古蔺县石夹口附近的老乡发现一个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就把他抬到了古蔺石夹口街上。他大概20多岁,中高个儿,方圆的脸,灰色制服上血迹斑斑。

这时,有个姓张的医生走过来把这个红军伤员扶起,赶忙拿过来一个缺碗,叫周围的人屙尿给他吃。灌了过后,围观的人见他流血过多,都没信心地说:“河里的鱼死了还会活了啦!”有的劝医生:“算了,喝人尿都不知道腥,难道还有活吗?”张医生倔强地说:“管他啦,死马当成活马医,先灌他两碗再说!”就在这时,红军伤员苏醒了,说出话来:“老乡们,你们做点好事,不要给我尿吃了!”这时,张医生高兴得长长叹了一口气:“红军啊,尿是一门好伤药,你既然尝到味腥,那就得再喝一点,才能保得了你的命。”红军伤员实在喝不下去了,张医生只好找人弄点砂糖来和起让他吃。人救活后,张医生还不放心,又和周围的群众筹了点钱,把这个红军伤员抬去寄在一家姓李的客栈里,同时拿来两包草药,嘱咐主人煎给他吃。

这位红军伤员名叫刘湘辉,1913年5月出生于江西省宜春慈化乡。1930年6月参军。1934年6月,刘湘辉奉命到红军大学军事指挥第三科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团23师67团担任团参谋长。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艰难的长征。中央直属单位组成红军司令部,从瑞金向于都开进。红八军团23师为前卫师,67团为前卫团。上级命令前卫团迅速架好于都河浮桥,保证中央首长和直属纵队安全通过,刘湘辉指挥部队完成任务。中央红军通过于都河后,部队越过湘粤边境,先后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来部队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并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中央红军继续深入贵州,连打胜仗,击败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部,连克10余座县城。但刘湘辉在湖南省凤凰县和贵州老禾山的战斗中先后两次负伤。部队首长为了照顾他,让他到红军总医院一边休养、一边随军前进。

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到达古蔺石夹口附近时,刘湘辉因伤重行动不便,路又崎岖难行,不幸被牲口踢下左边的一个大深坑里,当时人事不省,没被发现。部队一直向前进发了。天明后,路过的老乡发现了刘湘辉,才把他抬到石夹口街上救活了。

第二天中午,刘湘辉正躺在床上思念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这时,店里突然闯来一个团丁,要老板娘把他交出去。刘湘辉屏着呼吸,心急如焚,想跳出去和团丁拼了。正当刘湘辉吃力爬起来、准备行动时,只听见老板娘对团丁说:“红军是好人啦,红军打土豪,分财物,是顾着穷人的。我们穷人哪个不想过好日子。你现在抓人家,以后国民党抽你去当兵,又叫谁来抓你呢?”那个团丁也是受苦人,听了李大娘开导后没再说话,悄悄地走了。打发走团丁后,邻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和李大娘一道进屋来看望刘湘辉。老人家看见他痛苦地躺在床上,便抚着他的头轻声问:“孩子,你能不能起来走走?”刘湘辉只喊了一声:“老妈妈”,喉咙一哽,泪水就像春雨似的流在胸前和老人手上。老人看透了他的心事,就说:“孩子,别难过,红军迟早还要回来的,那时不说你有好处,我们穷人也有好处。”她说着走了出去,一边走一边用衣角擦眼泪。没多久,老人端着一碗醪糟蛋回来了,她说:“孩子,快吃吧,你要多吃一点好东西,伤才好得快。”这以后,许多老婆婆、老爷爷待刘湘辉像亲人一样,有的送醪糟,有的送稀饭,有的还端来了鸡蛋和豆腐。刘湘辉吃着这些穷人送来的东西,心头暖乎乎的,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念。这期间,刘湘辉听闻红军又经过古蔺县境,四渡赤水,但因时间十分短暂,他伤重未愈,无法追赶部队。

在群众关心照顾下,刘湘辉的伤渐渐好了起来,准备沿途讨口要饭回江西。他来到赤水河边的太平渡时,遇到一位姓何的石匠,何石匠得知刘湘辉的打算后,好心劝他:“红军,光凭讨饭回江西是困难的,你不如先帮人积点钱再走!”干活挣钱,刘湘辉何尝没想过,但人地生疏,往哪里去找人来帮呢?老何看出刘湘辉的难处,便说:“要不嫌弃,你先到我家住下,时间长了,人手一熟,就好办了。”于是,刘湘辉跟着老何到了他乡下的家。何石匠向父母说明他的身份后,一家人对他可亲热了。何家主要以务农为生,他们家的饭菜并不那么便当,但上桌时,总是劝刘湘辉放心吃喝。

有一天晚上,刘湘辉同何石匠劳动回来,突然发病了。由于多次负伤,身子虚弱,体内淤血过多,加之几个月来的行军、打仗,白天黑夜日晒雨淋,病情十分严重。何石匠一家大小万分焦急,足足忙了一整夜。何家父子东一趟西一趟地找药,什么小偏方都用遍了,特别是何妈妈,她老人家一晚到亮守在刘湘辉的床边,就像亲娘一样,衔着刘湘辉的肚脐眼,用嘴吸出一口一口的黑血,好不容易才把他治好。

雨季过后,太平街上开药店的张泽轩家后檐坎垮了,把活路包给何石匠做。刘湘辉随何石匠到张家,经过介绍后,仍然老闭着嘴,不大说话,一天到晚埋着脑袋干活路,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歇工时,张大爷主动找刘湘辉聊天,好奇地发问:“刘红军,在红军里头干啥子?”

“当伙夫呀!”

张大爷摇着头说:“你麻不着我,当伙夫还上战场打仗呀!”这时,刘湘辉只好改口说当兵。

“你不要怕,我从内心欢迎你们红军,这样好的军队,天下少有。”他边说边走进屋里端出两杯酒来,一定要请刘湘辉喝。

刘湘辉推辞不过,一边接酒,一边向他解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你刘红军今天成了无人管的人了,还这样念念不忘上边的话,国民党的军队就办不到。”张泽轩接着就讲了红军先后路过大平渡的情景,说:“红军走后,我从乡下回来,发现楼上的200多斤黄谷没有了,老是感到心欠欠的,直到快过年了,打扫神柜,才在香炉里发现一个纸包,包着几块银圆,纸上写着:‘老乡,吃了你家200多斤黄谷,现按市价付钱,主人没在家,未当面说清,务请多加原谅,红军留条。’真叫人感动啊,这样的军队到哪里去找?”

张家老小几辈人都对刘湘辉好,张大爷的弟媳姓刘,经常为刘湘辉补补缝缝,亲如姐弟,认起同姓,刘湘辉喊她三姐。就这样在相处中,刘湘辉和他一家人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刘湘辉在红军中担任的职务,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改口,先是承认当班长、排长,后来承认当连长、营长,最后一直到当团参谋长。

坎子砌完后,张大爷一五一十地算了工钱,可刘湘辉觉得何家儿女众多,生活很苦,所以一文没要,全部给了何石匠。

张泽轩见了对刘湘辉说:“那里既然生活困难,你何不搬到太平渡街上住!”

“我人生面不熟的,靠啥子过日子?”“不会干别的,挑水卖你总会嘛,没有水桶,我借给你一挑,没有住处,就在我家楼上去搭一间铺。”从此,刘湘辉真的搬上街来和张家住在一起,每天帮人挑水。后来又到高笠等地买菜来卖。有了几文收入,也总是交给张家的人:“三姐,请你替我存着,以后积点钱好回江西。”刘湘辉不时也给张家老小讲红军故事,宣传党的主张。地头熟了,生活有了着落,刘湘辉开始在群众中做些工作,联络红军掉队人员,不时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暗中寻找党的组织。

1938年9月,刘湘辉同古蔺地下党人熊少阳到了泸州。经熊少阳介绍,在姜绍云等人见证下,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恢复了刘湘辉1930年8月入党的党籍。

1939年9月13日,刘湘辉离别太平渡人民,离别生活4年多的古蔺,赶到华北敌后抗日前线,重返革命队伍。

杨木匠智救小伤员

1935年正月间,红军一渡赤水后开往扎西方向的第3天傍晚,3个川军马弁带着一个俘获的小红军,来到沙红垇街。这个小红军身着宽大的青灰军装,脚上穿着粗谷草鞋,腰扎皮带,头戴一顶摘去红星的军帽。他下肢浮肿,双脚溃烂。马弁们将他带到新婚不久还贴着红对联的木匠杨文斗家。

第二天一早,马弁们上街吃饭去了,那个小红军却没人过问。他独自坐在门槛上,想起离开部队竟是这样的艰难,忍不住暗自伤心。“嘤嘤”的哭泣声引起杨木匠的注意,他停下手上的活路问:“小兄弟,你不是和他们一路的?”

“不,我是个红军,伤病发作才留下来,没有想到被抓住,他们把我养伤的银圆搜走了,我又跑不动。”

“你不要难过,我先带你找个地方躲着,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说完,杨木匠扶着他就往后门走。

3个川军马弁吃饭回来,不见小红军踪影,就找杨木匠要人。“不是同你们一路吃饭去了吗?怎么没招呼一句!”早已进屋的杨木匠装作不知的样子反问道。

马弁们楼上楼下搜过了,左邻右舍也找遍了,哪里还有什么小红军。“银圆已经到手,带着人反倒麻烦,等他妈的跑吧,省得老子在路上还得花一粒子弹。”一个马弁说罢,与同伙跳上马背,扬鞭而去。

川军马弁走后,杨木匠从街后一户农家领回小红军,细细问起他的身世和遭遇。

这个小红军名叫曾后生,一家三辈人,爷婆健在,父亲当木匠,哥哥是篦工,有个叔父在红军连队担任干部。1934年秋天,他刚满13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曾后生见部队要走,赶忙报名参军。临行时,爹抚着他的头说:“后生,按理说,你这么大点年纪,当真不放心你出远门,但是参加红军为工农闹翻身求解放,这是一条正道,又有你叔子一起上路,我也不便阻拦你,到了部队不要想家,不要怕苦,要听党的话。”

青杠坡战斗中,他和同志们一起去抢救伤员,不幸负伤,下肢浮肿,两腿发麻,双脚溃烂,简直迈不动步子,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过赤水河。部队首长见他无法前进,就动员他留下养伤。

听了曾后生的介绍,杨文斗这个直心肠的庄稼汉,联想到自己父母双亡后孤苦伶仃的情景,慷慨地拉着小红军说:“兄弟,追赶部队不行了,你要是不嫌我家贫穷,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有吃,你就有吃,我有穿,你也有穿,绝不亏待你。”这时,那个过门不久的新媳妇也在一旁悄悄地抹着同情的眼泪。

杨木匠把曾后生安置在一间堆放柴草的小屋里,给他铺上厚厚的稻草,拿来一床棉被。吃饭时,尽管没油没肉,不煎不炒,但热气腾腾的包谷饭和酸菜汤仍然让曾后生吃得啧啧香。杨木匠不但让曾后生吃饱肚子,住得暖和,而且还爬上老高的阴登山,给他找来了包伤治病的草药,夜里又亲自熬了盐茶给他清洗伤口。

一天,沙红垇街上做小生意的钟海山,与几个乡亲摆龙门阵。有个好管闲事的村民见钟海山四五十岁了还没有后人,就提议让钟海山把曾后生带回家。经过商量,当天晚上,杨木匠就把曾后生送到钟家,并当面交给了钟家4块银圆,其中有2块本是红军给杨木匠的茶钱。“兄弟,今后你和伯伯、伯娘住在一起,就成一家人了,你要听话些!”杨木匠对曾后生一再叮嘱道。

于是,钟海山办起酒席,把街坊邻里请来,名正言顺地请人写了一张抱约,抱养曾后生,连名字也改成钟邦林,从此送他上学读书。长大后,钟海山给他娶了个媳妇。

就这样,曾后生(钟邦林)在沙红垇一住就是10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离开四川回江西老家探亲。赶巧在湖北碰上一个原来的战友,因此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重新回到部队。新中国成立后,曾后生(钟邦林)请假来川,一是接爱人王昆容到湖北团圆,再一同去江西老家探亲;二是看望杨文斗,接钟海山二老去赡养,以报答老人抚育他的一片恩情。人老了总是故土难离,钟海山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愿给曾后生(钟邦林)增加拖累。

曾后生(钟邦林)夫妻依依不舍地与恩人杨文斗、养父钟海山等告别。此后,曾后生(钟邦林)常常给老人来信,经常问寒问暖,共叙天伦。

营盘山上桔子红

营盘山又名帽盒山,位于叙永县城东郊,遍植桔树,有200多年历史。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1军团2师长征渡过赤水河兼程疾进,穿过人烟稀少的老林,激战三岔河,攻打叙永县城。途经营盘山,山上桔树成林,正值桔子成熟期,枝头硕果累累,拳头大的红桔把枝头压弯,伸手可摘。“多红的桔子,多好的桔林啊!一棵树至少也能摘200多斤。”红军战士们赞叹道。然而,又累又饿的红军战士,却没有一人摘一个桔子吃。一个年轻战士顺手从路边拣起一个红桔,旁边立刻有人提醒道:“同志,注意群众纪律。”这名战士把桔子靠近鼻子闻了闻,在手里掂了掂,夸赞说:“啊,足有六两重。”然后又把桔子放回地上,随队前进了。

“红军先生,别客气,尝尝吧!”路边站着一位衣衫破烂的老大爷,手捧着桔子向经过的红军队伍递送。“老乡,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路过的红军战士摆手示意,异口同声地答道。

“这桔林是你的吗?能不能卖一些给我们?”先遣工作团的干部走上前去,询问老大爷。老人说:“不管是哪个的,吃吧,不用买。”可老人忠厚的脸上露出惊惶不安的神情,红军干部判断桔林不是老人的。经过了解,红军干部查明这片桔林是一个土豪的,当即决定予以没收,并在路边插上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这块桔林是土豪的,现没收。各部队路过这里时,应有组织地在指定区域采摘”,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先遣工作团”。

老人脸上为难的神色消失,承认自己是帮土豪看林的长工。在老人帮助下,红军干部把桔林划分成几片,分批让路过这里的部队采食,单独划出一片留给穷人,请老大爷通知大家赶快采摘。附近群众闻讯,纷纷赶到桔林,走进过去不敢逾越的禁区,请红军战士品尝,战士们付钱后才会吃。

20世纪60年代,老红军罗通写有《营盘山上桔子红》一文,回忆当年红军在营盘山遵纪爱民的故事,刊载于《星火燎原》1960年第1期。川南诗人曾令绥写下“军过营盘桔树中,时当饥饿万人同。森严纪律西风里,不摘霜桔一个红”的诗句。老百姓以红军在营盘山上遵纪爱民的感人事迹为题材,创作《营盘山上桔子红》剧本,并经常演出。1981年1月,叙永籍老红军傅钟将军题写“营盘山上桔子红”,寄回家乡,勉励家乡人民继承红军传统、发扬红军精神。

罗通发现粮缸中字条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川南叙永县“两张字条留粮缸”的遵纪爱民故事,当时传为佳话,至今仍在川南一带广为传诵。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土城、猿猴(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当时,红军总部先遣工作团干部战士的任务,除了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宣传组织群众、安置伤病员、组织群众武装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要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

到达叙永县境后,先遣工作团的干部战士便分散到沿途两侧的村镇去筹粮。先遣工作团团长罗通决定到一家扣着门的老乡家里看看,心想,如果有粮食,找不到老乡,就按市价给老乡留下钱,写封信,再把粮食带走。可是当他走进老乡的屋子,便看到盛粮食的坛子里,放着一些钱,钱上面还有一张纸条。拿起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老伯,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工农红军,因为两天没有吃上饭,路过这里,你不在家,所以把你家的粮食吃了一些。现在按市价给你留下了钱,望你能原谅。”下面署名红军某军团某部队的番号。

先遣工作团团长罗通走进老乡的另一间屋,在一个小缸里,发现一些粮食,他心里一阵高兴。可是立刻又看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同志们,这家老乡的粮食,已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后买不到粮食,没饭吃。”下面署名的也是留钱部队的番号。看了这两张纸条,罗通颗粒未动,默默离开了老乡家。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到之处仍自觉地将纪律视为“铁规”。

后来,老红军罗通回忆说:“从古蔺向威信前进的中央纵队,到达永宁府(叙永)时,已经两天没吃一顿饱饭了。我们心里都非常着急。因为我们先遣工作团的任务,除了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宣传组织群众、安置伤病员、组织群众武装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要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于是我们便分散到沿途两侧的村镇去筹粮。可是我们所到的村镇,有的土豪已经被先头部队‘打’了;有的村镇的群众,因为不了解红军,又怕在这里打仗,跑得光光的,有土豪也无法调查。实在没法,我决定到一家扣着门的老乡家里看看……看了这两张纸条,对于我们部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的优良作风,我觉得十分自豪。我知道在这里是搞不到粮食了,只好又到别的庄子去。可是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情况都是差不多,粮食还是没有筹到。”

两张字条留粮缸,遵纪爱民传佳话。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这个遵纪爱民的真实故事,感动了广大干部群众,人们赞不绝口,争相传诵,流传至今。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