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红色文物见证烽火岁月

胡元炯 王海清 潘应清

范代胜 王先军 曾 刚

红色医书、宣传缎画、绝密号谱、一根扁担……走进红军四渡赤水地,存放在陈列馆、纪念馆或群众家中的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着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医书见证军民情

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里,有一件珍贵的文物——红军卫校《实用内科学》教材(简称红军医书),1933年3月10日江西瑞金出版社出版,是红军军医学校培养红色医务人员教本,系国家一级文物。这本医书,长19厘米,宽13厘米,厚2.5厘米。缺封面封底及扉页,书后3页残缺。全书泛黄,书角皱褶、焦脆、磨损,主要内容完整,字迹清楚。该书分三编:第一编传染病学,共24章;第二编,呼吸器病学,共5章;第三编,消化器病学,共8章。每编有总论,各论,每章略述,有病因、症状、类别、预防、处方、中英文对照等。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途经太平渡时,街上中医师胡大成积极主动为受伤红军伤员治伤医脚,一位红军战士痊愈后为感谢其精心护理,便将红军卫校《实用内科学》教材赠与胡大成作纪念。1975年11月4日,胡大成的儿子胡廷汉将该医书捐献到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而前进。长征途中,在紧张的战斗间隙,红军卫校在贵州遵义短暂开过课,大部分学员第一次在明亮电灯的教室中上课。四渡赤水后在川西松岗喇嘛寺以及过草地时,红军卫校都曾组织过学员集中学习。据了解,红军卫校从1932年1月成立,朱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1937年8月更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今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止,其间共招收8期学员,共1000余人。第1至5期在中央苏区毕业,第6、7、8期学员都是在延安毕业。毕业后全部分配到全军各部队,他们是我党我军自己培养起来的卫生干部,通过革命战争的锤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我军卫生战线的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成为国家和军队卫生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20多名。如张汝光、江一真、游胜华、阙森华、涂通今等。

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馆藏的红军医书是革命事业的见证者,也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印证。同类医书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上杭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江西瑞金红军纪念馆等地均有馆藏,说明该医书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地方和军队的统一医学教材,对红军作战行军的医疗保障起着关键性作用。

目前这本医书虽然不能肯定曾经的主人,却依然能够证明在80余年前,有一位红色卫生工作者将这本医书视为珍宝,带上了长征的征途,并在四渡赤水期间留在了古蔺人民中间。这本内容显然过时的医书已丧失其专业教材的作用,但它红色宣教作用却越发深重,是中国革命历史、红军卫生史、卫校发展史及一位红色卫生工作者成长史紧密关联的真实物证,是现代鲜活的思政课教材,将启发青年一代继承红军卫生学员光荣传统,树立为人民献身革命的伟大理想。

宣传缎画: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

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珍藏着一幅红军扩军宣传缎画,画面右侧为“勇敢的工农”字样,左侧为“当红军去!”字样,画的中央有两名红军举着小旗,上书有“欢迎”二字。画的中央是许多头缠白巾、背着斗笠的工农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的生动场面,共画有25人排队,其中3人举臂拥护。在画面的远方,立有一木牌,木牌上写着“当红军报名处”字样。画的左侧落款是“洪江6宣”。该缎画长151厘米,宽67厘米,是红军留在古蔺观文的扩军宣传画,现属国家一级文物。

据考,《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缎画是黄镇将军的漫画作品。黄镇(1909—1989),学名世元,安徽桐城(今枞阳县横埠镇黄山村)人。杰出的外交家、画家。

古蔺县太平镇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展出的《勇敢的工农当红 军 去!》 缎画(王海清 供图)

黄镇生于农民家庭,1925年先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画。毕业后任浮山公学(今浮山中学)美术教员,后因支持进步学生而被解职。经友人介绍至冯玉祥部队当文书。1931年,黄镇参加宁都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历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总政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12月后,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副书记、部长,中顾委常委等职。毛主席曾称赞他是“能文能武的政委”。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黄镇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鼓舞士气的写生画和漫画,后汇集出版的《长征画集》已4次出版,并出了英、法、日等外文版,成为长征中仅有的形象史料和珍贵艺术品。

红军宣传缎画是1975年古蔺县革命文物征集办公室在征集革命文物时,由观文镇群众捐献而来,并同期进行展陈。1976年重庆博物馆(原称三峡博物馆)曾征集了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陈列的红军扩军宣传缎画。同时,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原样复制红军扩军宣传缎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到的《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红军宣传缎画。

《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是一幅典型的动员广大人民的宣传画。这幅缎画生动展现了红军做扩红宣传工作、工农踊跃参加红军的真实情况,记录了古蔺劳动群众为解放事业,跟随党和红军踏上万里征途的动人场面。

《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对古蔺人民影响巨大。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红军的扩军宣传影响下,古蔺县有800多名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出现了父子同入伍、兄弟同参军的动人事迹。

通过《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缎画,我们可以看出红军的忘我时代责任感和饱满的无私奉献激情。红军的一幅幅新鲜、活泼、简朴、明快的宣传画,内容丰富多彩、艺术风格各异,虽然有些简单粗糙,但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革命理想,在激励红军官兵斗志、团结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号长捐献绝密号谱

战争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中,经常会看到战士们伴随着司号兵的“冲锋号”,英勇地杀向敌人阵地。军号是指挥部队的一种特殊工具,不同的指令靠不同的号谱进行传达。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就有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说明牌中记载:“长20.5厘米,宽12.5厘米,厚0.5厘米”。国家一级文物。原红军司号长谢金澄保存的红军绝密号谱。当时颁发的号谱保密誓词:“失命不失谱、失谱必失命”。

红军四渡赤水时谢金澄负伤掉队,号谱来不及交给上级,就秘密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把这珍贵革命文物献出。号谱有密码、五线谱号码两本,这是五线谱号码本。原件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1975年,古蔺县胡元勋等人去复制并带回展示。

谢金澄,1915年4月16日出生于江西上饶玉山县枫林乡中坑村。1928年9月,时年13岁时参加红军,编入方志敏138连游击队。次年12月,调到当时在阁源县的红十军通讯学校学吹号。1930年9月,谢金澄被调到中央通讯学校学习,并因成绩好、表现好当上班长和特别排排长。1933年通信学校颁发号谱时,朱总司令在大会上宣布:“谱是命、命是谱,舍命不舍谱、舍谱必舍命,保住密码谱,革命就胜利!”1934年2月,谢金澄被调到红九军团3师7团任团部司号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

1935年1月3日,红军强渡乌江时,年仅9岁的谢金澄在这场战役中受伤掉入江中被救出,养伤期间随部队继续长征。1935年2月2日,谢金澄在经过今天的叙永县摩尼镇时,实在走不动了,被团长洪若亮安置在当地村民韦仲山家中养伤。当时,还给他5块大洋,叮嘱他养好伤后,跟着后续部队再跟上来。

从此,谢金澄就留在了摩尼。因为是受伤掉队,绝密号谱来不及交给上级,但他一直记着通讯学校刘醒政委告诉他的话:“号谱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密件,千万记住,在临难的时候,失命不能失谱,失命是一个人的生命,失谱是关系着全军的生命”。谢金澄将号谱藏在一个雨淋不到的墙夹缝里。

1940年2月,谢金澄与当地一位姑娘结婚成家,没多久国民党抓壮丁,谢金澄逃到贵州清水浦,在既是同行、又是本家的谢天华家做裁缝。1949年,他跟随解放军从贵州到四川解放古蔺,才回到摩尼海丰家中。先后担任分水乡武装部长、金坭公社书记、区市管会主任、营业部主任等职。由于在土改和合作化工作中表现突出,195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9月,谢金澄通过古蔺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向西南文化局(重庆)捐献出两本号谱,分别是有军团代码的密码谱和五线谱的号谱(其中密码谱尤为珍贵,只有司号长才有,普通号兵没有)。同时,还将一枚“中华苏维埃”一分硬币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

1975年,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以及纪念馆改扩建并将“太平渡长征纪念馆”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之际,胡元勋等人从重庆复制五线谱的号谱,并带回古蔺在陈列馆展出至今。

古蔺县境内的红军标语

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里,展陈着红军在古蔺境内书写的若干标语中的代表——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幅书写在古蔺县龙山镇老百姓墙壁上的标语,由3块厚木板连接而成,中文行书手写体,竖排四行,左面落款“红军苏(4)”,国家二级文物。目前,古蔺县文物部门已收集认定级别的红军标语文物共23件,其中: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22件。

1935年初春,中央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川南古蔺来回穿插,以神来之笔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红军的足迹遍布古蔺的山山水水,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红军宣传主张、发动群众的红军标语,饱含历史韵味。据调查了解,中央红军过古蔺,在古蔺县境内的皇华岭上、大村赞台改路沟、龙山鱼化、双沙红沙等地留下的标语数量最为显眼,至今仍清晰可见。

古蔺县现存的红军标语,多数为黑墨所写,留存在百姓房屋的墙壁、门板等位置,从中央红军在古蔺境内书写的标语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性质及宗旨,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等。

二是宣传抗日反蒋主张,如“白军兄弟和红军一起北上抗日去”“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等。

三是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力量,如“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白军士兵哗变拖枪来当红军”。

四是宣传党的群众政策和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如“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工农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

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加之国民党大肆污蔑共产党,老百姓对共产党存在一定的误解。为有效反击敌人的污蔑和对群众的欺骗,利用标语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通过言简意赅、高度凝练、通俗易懂的标语,红军的革命主张得到广泛传播,革命理想信念得到充分的彰显和激扬,同时也使得民众对红军有更深入的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是革命战争年代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介。

标语是红军长征期间高度重视的宣传工作形式。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并号召各连队开展写标语竞赛。“长征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上三条标语”。

中央红军初进古蔺时,群众听信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蛊惑和歪理邪说,一度到处躲避红军。但在红军的宣传标语引导和实际行动感召下,群众逐渐认识到红军是穷苦百姓自己的队伍,于是在二、四渡赤水河期间,群众捐献门板、楼梯并帮助红军搭浮桥;群众积极收留救治伤病员,在后方为红军的转战行军铺路搭桥、扫清障碍。更为感人的是,800多蔺州男儿欣然从军,为中国革命奉献了古蔺力量!

标语属于宣传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都成立了宣传部门,红军各机关、营部、连队均组建了宣传队。这一时期,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紧紧围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对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农民群众以及“白区”士兵开展革命宣传,为争取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人提供了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长征开始后,“红色宣传”遭遇重重挑战。油印小报刊发行困难,而苏区时期行之有效的找人谈话、书报介绍,发展研究会、妇女会和农会,发动经济斗争等宣传手段难以推进。那么,怎样把党的目标、任务、主张精准地传达给人民群众呢?为此,党中央号召广大红军将士充分发挥“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发布告,贴标语,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和党的政策。

长征路上的苏维埃货币

中国工农红军太平渡四渡赤水陈列馆“红色古蔺”展厅的一个展柜内,整齐地摆放着几枚苏维埃铜币和几张苏维埃纸币。铜币表面已氧化发黑,纸币有的边缘残缺不齐,有的票面字迹模糊不清。百年沧桑,时光流转,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斑驳痕迹,仿佛在无言地诉说着19世纪30年代那段苦难悲壮的历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余种。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刻不容缓。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1932年3月下旬,毛泽民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在漳州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同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2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公债的发行,充裕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直接支援了反“围剿”革命战争。

1934年10月初,成立两年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接到突围的命令:10天内整装待发,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不得有误。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被编成第15大队,随中央纵队行动。国家银行的任务是把所有的金银珠宝、红军票、印钞机、铸币机、制币原料等打包带走,绝不留给国民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里面没有长枪刺刀,没有炸弹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包括2担黄金、几十担银圆以及几十担国家银行纸币,还有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由200名运输员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家当挑在肩上,这就是“扁担银行”。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里的商人由于受反动派的宣传,大多数都已关门停业。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和金融秩序,“扁担银行”在遵义开展了10天的货币发行和回笼。由于有充足的物资保证,发行和回笼紧密配合,苏维埃货币拥有了良好的信用。长征期间,“扁担银行”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红军沿路筹款,活跃贸易。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工作人员清点了“扁担银行”的所有资产,核对账目,发现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圆12担,另有珠宝若干,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圆,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正是依靠这笔资金,国家银行保留了重新起家的资本。同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将银行名称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名义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古蔺期间,红军官兵使用苏维埃货币与当地老百姓进行交易,红军在太平渡街上设立红军银行,方便老百姓用苏币到此换取银圆。为维护苏维埃货币的信用,党和红军还坚决杜绝乱用现象,要求“不在没有兑换处的地方使用苏币”,避免损害群众利益。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发表《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明确强调:“……我们不一定每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假使不设兑换处的地方,也用纸币,必使群众受到损失,而发生对我们不满,结果是帮助了敌人……”

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苏维埃货币,不管是在长期受经济封锁的苏区,还是在硝烟弥漫的长征路上,对于党和红军统一币制、活跃金融、稳定物价、促进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乃至巩固红色政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枚印有“抗战到底”的银戒指

在古蔺县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博物馆里展陈的300多件文物中,有一件编号为0007,尺寸为直径2厘米、厚0.08厘米、戒面边长0.9厘米的国家二级革命文物的银戒指。它虽历经岁月洗礼,但“抗战到底”四个字依然熠熠生辉。1935年2月,红军还没有来到太平渡,国民党就打起了“攻心战”,到处宣传红军是长毛贼,要杀人放火抢劫财物,鼓动老百姓逃离。

家住在太平渡的王元寿听了后也很害怕,便带领着一家老小7口人躲进山洞里。接着,红军来到太平渡,其中一支部队恰好就住在王元寿家院坝里。王元寿在山洞里偷偷地观看外面的动静,两天过去了,感觉山下没有什么动静了,他特别谨慎地和儿子王弟金一同悄悄下山,躲在自家附近,想看个究竟。眼看红军都住在自家院坝里,心里还犯嘀咕,但又看到自家房门上的锁还是好好的,心想啊,这是什么长毛贼,一不偷,二不抢,也没干什么坏事呀。连续悄悄看了两天都是如此,他们就慢慢接近红军。红军战士看到他们回来了,就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政策,“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了打倒国民党,让穷苦百姓过好日子的部队。”

几天后,红军开始转移,要离开太平渡了,但有一个在青杠坡战役中负伤的伤员张孝谱因伤势过重无法跟随大部队,只能留下养伤。红军指导员看王元寿一家都是老实的穷苦人,就把张孝谱留在了他们家,王元寿握着指导员的手说道:“请你放心,只要我有吃的,张孝谱就绝对不会饿着。”

随着红军大部队转移离开太平渡,土匪地主又回来了,到处搜查红军的踪迹。为了安全,王元寿把张孝谱转移到附近的山洞里。每天由十多岁的王弟金上山割草、放牛为掩护,冒着被抓杀头的风险,躲过了民团和地主的跟踪,将饭和药送进山洞。就在这样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张孝谱也慢慢康复了。身体渐渐康复的张孝谱,决定去追赶部队。趁着天黑,王元寿父子悄悄地去送张孝谱。分别时,坚强的张孝谱眼睛湿润了,他对父子二人说:“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把这枚银戒指送给你们吧。”王元寿坚决不要,但张孝谱坚持要他一定收下,以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王元寿手捧这枚戒指,借着微弱的光线,看到上面刻有“抗战到底”四个字,随后紧紧地握住这枚戒指,看着红军战士张孝谱奔向部队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

张孝谱奋起直追大部队,但因距离大部队太远始终没有追赶上,加之又没有办法联系上大部队,张孝谱犹如落单的大雁最终流落在古蔺县镇龙山(现龙山镇)街上,并在刘志街家帮工煮酒为生,后与蔡文芬结婚,育有子女5个(其中长女、二女不幸夭折,蔡文芬于2004年去世)。1952年,张孝谱作为临时工在龙山粮管所负责碾米工作,一直干到1962年。1962年,张孝谱因为青杠坡战役中留下的伤病复发,医治无效去世。

1976年,王弟金将这枚见证长征的银戒指捐赠给中国工农红军太平渡陈列馆。后来,这枚戒指评为国家保护文物。几十年来,这枚银戒指静静地为过往的参观者讲述着红军当年纪律严明、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

张孝谱的儿子张世良多次带着自己的家人来馆参观,每次都在这枚“抗战到底”银戒指面前驻足良久……

把法典当“宝贝”来珍藏

古蔺县丹桂镇,俗称两河口,在这里一个叫桐子坡的地方,有一名曾在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的退休法官,名叫王朝俊。在他的家里,有一件传承了80多年的“宝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典(第二集)》。

1935年3月,红军四渡赤水途经古蔺县丹桂镇洗马村桐子坡时,红军一位高级将领与10多名红军战士,曾在王朝俊家借住了两天。临别时,那位红军高级将领,一脸严肃地将一本32开的铅印小册子,交到王朝俊的父亲、时年22岁的王政坤手中,同时叮嘱道:“老乡,这两天多有打扰,没别的东西送给你作纪念。这本小册子对红军非常重要,送给你作纪念,请一定要保管好。”目不识丁的王政坤冒着危险,一直将那本小册子当作“宝贝”秘密珍藏。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王政坤第一次从箱子底,拿出那本珍藏了多年的小册子,叫来正读小学的王朝俊:“这是多年前,有位红军高级干部临走时送给我的东西。你们现在读书了,也认得字了,帮我看看究竟是什么宝贝哟!”据王朝俊回忆,当时,对全是繁体字的这本小册子,小学未毕业的他也看不懂,只模糊看懂了是中央红军在江西瑞金成立了政权,由毛泽东、项英等签发的一些法律条文。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典(第二集)》留存在王朝俊家中,一直保存至今。

这部法典是1934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颁布的,共汇编了涉及劳动、婚姻、土地等方面的7部法律法规。我们今天熟知的社保、婚姻自由等内容在这部法典中都有体现,比如劳动法部分明确规定,社保基金不得从被保险人的工资内扣除、工人享受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等;婚姻法部分规定,凡男妇实行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结婚离婚自由。这部法典是完备国家依法治国的一次伟大探索,即便在8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备借鉴意义。

法典字迹清楚,印刷精致,虽年代久远,但墨色经久不褪,说明红色政权为了编印这部法典花费了十分巨大的人力、物力,也体现了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对法律法规的重视,在他们的心中已有了构建法治社会的宏伟蓝图。

新中国成立前,王朝俊的父亲王政坤怕这本书惹出麻烦,就先后藏在柜子里、提篮里。王朝俊长大后,就一直带在身边阅读,他当兵后就留给大哥保管。王朝俊后来参加工作,当上了人民法官,就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典》带在身边珍藏。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王朝俊还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我有传家宝”栏目做客,讲述“法典”的故事。

他说,这本书让他从小懂得了一些法律法规,他的法官生涯与这本书是分不开的。现在这本书还珍藏在他家,作为王氏族人的传家宝被收藏。

一根红军扁担在川黔两地辗转80多年

2022年9月20日,叙永县革命烈士陵园,一根从贵州取回来的红军扁担,被暂时存放进管理处陈列室。尽管这根扁担已斑驳开裂,但背后隐藏的那段历史,却让它在80多年后依旧熠熠生辉。

这根红军扁担来自江西,1935年随红军队伍来到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被红军战士赠送给当地老乡。后来,扁担被借走,辗转来到贵州,并在贵州省毕节市珍藏了50多年。2022年4中旬,村民袁泽民从贵州迎回扁担,并最终由叙永县革命历史纪念馆收藏。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叙永境内,并于2月3日来到石厢子彝族乡,在这里召开了石厢子会议。红军战士在石厢子驻扎的三天两夜里,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根饱经沧桑的红军扁担,就是这段鱼水深情的真实见证。

时隔80多年,石厢子彝族乡坡脚村三组村民袁泽民依旧记得奶奶讲过,发生在他家那段关于“一根扁担”的故事。

1934年农历除夕夜(1935年2月3日),中央红军从古蔺方向经摩尼镇来到石厢子。当年,石厢子场镇上只有70余户人家,在红军总部进驻场镇上的万寿宫后,随行战士分别在村民们的屋檐下或院子里就地驻扎。当时,袁泽民家的房子在万寿宫隔壁,有几个红军战士进了院子后,就住在房檐下。每到一家住下来,红军战士都会帮着群众挑水、扫地,还向村里老百姓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的”。看到红军住下来真的是秋毫无犯,石厢子街上的百姓主动邀请红军战士住到家里。“奶奶说,那几天,石厢子70多户人家都住满了红军。”

正月初一早晨,红军战士起床后就忙着写宣传标语,还没收了场镇上土豪的粮食分给穷人家。看到战士们身上穿的衣服很脏,奶奶就让在家里住的红军换下衣服,主动帮他们洗干净。

正月初二早饭后,红军离开石厢子,准备往云南水田寨方向走。临走前,他们帮着奶奶把院子打扫干净,还去挑水把水缸装满。最后,挑水的红军将那根扁担留给了奶奶,还连声道谢:“感谢胡大娘帮我们洗衣服,麻烦你家了,这根扁担是我们从江西带过来的,就留给您挑水用吧,留个纪念,我们还会回来的。”

红军离开石厢子后,胡大娘就把那根扁担珍藏起来,偶尔会拿出来挑水,也期盼着红军再回来。

1972年,胡大娘的大女儿出嫁到当地安乐村坪子头,因婆家要新修土墙房子,就回来借走了那根红军扁担,用于挑土筑墙。

虽然是一根不起眼的扁担,但在胡大娘眼里却是很珍贵的“宝贝”。大女儿家的房子主体结构完工后,她嘱咐孙子袁泽民及时把扁担取回来。

1983年,胡大娘的小女儿出嫁到贵州省毕节市的亮岩镇,那是个被称为“石旮旯”的山区,周围没有大树,村民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家里没有像样的扁担,小女儿就向母亲提出,要把红军扁担带到贵州挑水喝。

出于对远嫁他乡的小女儿的疼爱,胡大娘答应了。但在女儿拿走扁担时,胡大娘再三强调:“这是红军留给家里的,也许有朝一日送扁担的红军会回来,这是个见证,千万不能丢了。”

1986年,90岁高龄的胡大娘病逝。病重期间,老人还反复叮嘱袁泽民:“有时间去姑妈家,一定要把扁担拿回来,一代代保管好。”

2020年初,袁泽民得知姑妈全家已搬去毕节城里,突然想起了奶奶临终前的嘱咐:“要把扁担拿回来”。在姑妈告知已将扁担放在老家远房亲戚家里,袁泽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同时决定一定要抽空去把红军扁担拿回来。

2021年冬,从石厢子彝族乡退休后,致力于红色文化研究的罗宗文偶然听到石厢子社区支书张元奇说:“坡脚村三组袁泽民家珍藏有一根红军扁担。”

2021年以来,以叙永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叙永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启动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面向社会征集红色文物。

听说石厢子还有一根红军扁担“流落在外”,罗宗文随即赶到袁泽民家一探究竟。在交谈中得知,那根从江西跟随红军长征一路来到叙永县石厢子的扁担,先后在石厢子安乐村、贵州亮岩辗转了80多年,如今还在毕节袁泽民姑妈老家——亮岩镇“石旮旯”。

“这根扁担,不但承载着红军长征那段峥嵘岁月,还承载着长征时期的军民鱼水深情。”罗宗文当即联系袁泽民,希望他安排时间去贵州把这件红色文物找回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扁担赠给当地政府或叙永县革命历史纪念馆。2022年4月12日,袁泽民联系上远在贵州毕节的姑妈,相约第二天到亮岩镇“石旮旯”取回红军扁担。4月13日,袁泽民拿到了这根“失散”80多年的红军扁担。

第一次见到这根扁担,罗宗文忍不住仔细打量,这根扁担与当地的扁担不太一样,扁担一端还隐约能看见红军战士当年标记的名字笔画,具体是什么字却看不出来。经测量,扁担长122厘米,一头大一头小,小的一头厚约0.5厘米,宽约5厘米;大的一头厚约1厘米,宽约6厘米,浑身上下布满了斑驳的裂纹。

8月底,叙永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得知“流失”80多年的红军扁担已被找回,结合正在建设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展陈需求,随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石厢子与袁泽民、罗宗文对接,表达了纪念馆收藏扁担的愿望。

“以前,袁泽民不知道这根扁担是红色文物,只认为这是奶奶留下的东西,很有纪念价值,想把它留在家里一直珍藏下去。”通过多次交流,袁泽民最终同意捐赠这根扁担,让红色文物找到“归宿”,也让更多人了解文物背后的那段历史。

目前,这根辗转川黔两省80多年的红军扁担已被叙永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暂时保管,以后将在叙永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展出。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胡元炯(古蔺县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馆长)

王海清(古蔺县政协三级调研员)

潘应清(中共古蔺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范代胜(中共古蔺县委党校教务股副股长)

王先军(民建会员,资深媒体人,品牌策划人)

曾 刚(川江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