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战地黄花分外香

周琴 许文艺 李佳颖

有32位勇敢坚毅的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白沙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泸州市古蔺县双沙镇生下一名女婴,送给当地老乡抚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留下甘棠(原名阚思颖)和李桂英(又名李桂洪)在川南坚持斗争,周恩来后来见到李桂英时说 :“长征中她没走到延安,但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

贺子珍白沙托女

贺子珍在红军长征开始前就怀孕了,到了扎西,肚子隐隐作痛。部队急行军打仗,抢救伤员,山再高,水再急,她也没有畏惧过。贺子珍挣扎着走了一程,不由得脸青面黑,豆大的汗珠一颗颗从脸上掉下来。

“子珍,你怎么啦?”休养连连长侯政见了这番情景,走过来关切地问道。

“一定是肚子里的小生命作怪,这个鬼东西,偏偏在这个时候……”她不是第一次生孩子,知道这是临产前的预兆。

同志们走上前来,把她抬上担架。

这时候,部队常是一天一百多里的行军。晚上,傅连暲医生给她带来镇痛药片。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向老乡买了几个鸡蛋,给她做了一碗汤饭。她吃了,阵痛减轻。

第二天晚上,她住在大山顶上的苗胞家。苗族老妈妈知道她快要临产,为她做了可口的饭菜,还把床铺让给她睡。临走时给她找来一种催生的草药,嘱咐她感到下身坠痛时煨水服下可减轻痛苦。第三天,贺子珍预感肚中的婴儿快要降生,没有推辞,坐上担架,来到四川省古蔺县白沙乡。

部队停下后,休养连连长侯政让人在路边找到一家农户,把贺子珍扶了进去。屋主叫吕福和,全家听信谣言都跑了,请了一个蛮大婆来看家。

简陋房子,除了碓磨外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灶,连门都没有。贺子珍躺在担架上,在傅连暲医生的护理下进行分娩。

古蔺县双沙镇长榜上吕福和家,贺子珍分娩处(陈浩平 摄)

蛮大婆把她熬的催生草药端来。贺子珍对傅连暲说:“傅医生,拖累大家了,偏偏又在这战火纷飞的时候。”

傅连暲安慰道:“别难过,有党和同志们照看你哩!”

贺子珍感到一阵剧烈的阵痛,便失去知觉。“哇,哇……”一阵婴儿的啼哭响起。“是个女孩,你看,多像毛主席。”有人说。“我生的?”她睁开眼睛,惊奇地问。同志们以爽朗的笑声回答她。“好好看一看吧。”钱希均问。

“不用了。”贺子珍说:“把她送给老乡吧,部队明天早晨就要出发,我不能带着她。她爸爸忙着指挥部队,现在不知在哪里,也不用告诉他,他要是知道,也会同意的。”

她对钱希均说:“无论如何,要将孩子送给贫苦人家养活。”

这时,敌人在后面紧追,部队必须在翌日凌晨4时前转移,无法照料婴儿,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上路。孩子生下来几个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弟媳钱希均用同志们送的4块新毛巾包着婴儿,用一件里子衬着花绒的茄色大衣裹好,贺子珍从身上掏出4个银圆交给她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

不久,钱希均把婴儿抱回来,对贺子珍说:“你快给孩子取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

贺子珍说:“不用,革命的后代就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长大了,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做个老百姓吧!”

钱希均抱着孩子,带着董必武写的拜托老乡抚养的纸条来到孤寡老人张二婆家,提出因为部队行军打仗,带娃娃不方便,请老人代为抚养。张二婆同外孙女周强珍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她毅然同意。休养连送给老人一斗多米、一些银圆及衣物。大家反复叮咛老人把孩子带好,将来再来接她。

张二婆问孩子的爸爸姓甚名谁,钱希均告诉她说姓王,尚未取名就走了,老人给孩子取名叫王秀英(珍)。

第二天凌晨,红军开拔走了。战事紧张,毛泽东无从知晓这一切。后来,当他知道妻子分娩后把孩子送掉,连连点头,对贺子珍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革命,又不能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女红军战士甘棠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队伍中,有一位宜宾籍红军女战士阚思颖(后改名甘棠),她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却以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永载史册。

1910年,阚思颖出生于四川南溪县(今宜宾市南溪区)城一个开明商人家里,是红色特工、军工泰斗刘鼎(阚思焌)的亲妹妹。很小的时候,阚思颖就萌生了“要像花木兰那样从军,当一个巾帼英雄”的想法。长大后,她受哥哥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阚思颖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身负重伤。1928年初,阚思颖在上海担任中央特科的交通员,从事隐秘战线工作。1930年底,她调到江西苏区担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长征出发前,阚思颖从瑞金党校学习结业,调苏区中央妇女部当秘书。长征开始后,她任中央政治部宣传科长。

1935年2月,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中央决定在红军中抽调一批骨干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下简称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斗争。阚思颖因为熟悉川南情况,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所以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秘书、党总支书记和政治部宣传队长,为工作方便,改名为甘棠。甘棠为纵队在川滇黔边区打开工作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纵队攻入纳溪的叙蓬溪(今护国镇)时,起初群众跑的跑、躲的躲,大门都不敢出。甘棠带领同志们开展群众工作,她用四川话给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说明纵队是为了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的队伍,揭露反动派制造的各种谣言。老百姓觉得甘棠的话听起来既亲切又好懂,又亲眼见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买卖公平,所以大着胆子与红军接触,镇上慢慢恢复了热闹。当晚,宣传队在镇礼堂万寿宫演文明戏时,观众达数百人之多。甘棠等游击队战士披着红绸上台表演,表达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并号召青年参加游击队。

在纵队活动过程中,甘棠带领宣传队写了许多革命标语。1935年4月30日,纵队来到叙永落堡,因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部队召开军民庆祝大会,特委书记徐策在会上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颁布了特委制定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会后,甘棠马上找来楼梯,在胡泽云家的墙壁上把近1500字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全文工工整整地写下来,让更多的劳苦大众知晓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使纵队得到更多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甘棠做事沉稳机警,又有做地下交通员的工作经验,纵队领导常常把重要的联络工作交给她。1935年10月,贵州省工委为了和纵队取得联系,派康庆长携带密信寻找纵队,在贵州大定(今大方)长岩附近,康庆长找到纵队驻地,甘棠跟他接触确认其身份无疑后,才引见给政委余泽鸿。看完密信,余泽鸿让甘棠安排康庆长的食宿。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甘棠就把康庆长叫醒,交给他一封密件,缝在裤脚边里挽着,还给他一件白布汗衫和一包烟土,将他打扮成商人模样,直到临走时才将自己的姓名告诉他。

1935年11月,根据组织决定,由甘棠陪同怀孕不便行军的李桂英去余泽鸿的家乡长宁县梅硐乡隐蔽。甘棠在梅硐乡的两个月中,经常受到敌人搜捕的威胁,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虎口脱险,但因长时间钻山林、蹲地窖,导致疾病缠身。1936年初,甘棠同李桂英回到了纵队。这时候的纵队,仅剩下一百来人了,战事非常紧张,环境十分艰苦,几乎天天行军打仗。甘棠既要与敌军周旋,又要做群众工作,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始终坚持斗争。1936年11月26日,甘棠和李桂英在云南边境野腊溪突围时,被敌人抓捕,关押在云南昭通滇军旅部。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甘棠灵活地与敌周旋,不泄露党组织的机密,始终只说:“我是个爱国青年,跟着红军来磨墨写标语的,其他的都不知道。”敌人没有办法,只好以“红军宣传员”的名义把甘棠监禁起来。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甘棠被保释出狱。纵队在国民党三省会剿的残酷斗争环境中几乎全军覆没,主要领导人大多壮烈牺牲,只有甘棠、李桂英和刘复初等极少数人得以幸存。

1971年11月28日,甘棠与世长辞,终年61岁。甘棠曾说过:“我的历史,全部是党和人民养育的历史,我的一生是无愧于党的。”

李桂英的红色爱情

李桂英,又名李桂红、李桂洪,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30名女红军之一。

1935年,李桂英的两任丈夫在川南游击纵队的残酷斗争中先后壮烈牺牲,他们分别是中共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和宣传部部长余泽鸿。李桂英和戴元怀1932年在苏区结婚,当时戴元怀担任中共粤赣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10月,李桂英和戴元怀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李桂英担任卫生部担架连政治指导员,戴元怀担任红八军团民运部部长。

1935年2月,李桂英和戴元怀被组织留在地方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下简称纵队),戴元怀担任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桂英担任纵队司令部指导员。戴元怀不畏强敌,率领部队英勇作战,在川南叙永、兴文、长宁、珙县等地纵横驰骋,令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3月24日,纵队行进至大石盘山上,敌人纠集兴文、长宁、古宋、江安4县的地方武装跟踪追来,连夜赶到大石盘山下,形成包围圈。3月26日拂晓,敌人抢占有利地形,向纵队发起进攻,用火力封锁道路,堵住纵队去云南的通道。纵队奋勇冲杀,伤亡很大。就在纵队遭遇腹背受敌、处境危急之际,戴元怀带领司令部通讯班,用短枪阻击包围过来的敌人,吸引敌人火力,掩护纵队撤退到云南威信县境内。戴元怀和通讯班战士10余人在掩护纵队突围的激战中英勇牺牲。李桂英亲眼看到丈夫中弹倒下,牺牲在自己面前,悲痛欲绝。

戴元怀的牺牲,使李桂英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余泽鸿经常关心她、安慰她,向她讲述自己爱人吴静焘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事迹,鼓励李桂英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强地生活下去。李桂英和余泽鸿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共同的革命理想,在战斗中结下深厚情谊,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在与李桂英结婚前,余泽鸿有过一段婚姻。他的前妻名叫吴静焘,他们1928年在上海结婚,1931年一起调往中央苏区,1933年4月,吴静焘前往江西宁都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在回建宁途中,遭地方武装大刀会袭击。为保护群众,吴静焘与敌人展开激烈搏斗,不幸中弹从马上坠地,被敌人用梭标刺杀身亡,年仅29岁。余泽鸿亲笔为妻子的墓碑题写碑文“吴静焘烈士之墓”。

1935年7月,川南特委书记徐策牺牲后,组织决定由余泽鸿担任川南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

1935年11月,怀有身孕的李桂英行军打仗不便,组织安排女红军甘棠陪同李桂英去余泽鸿的家乡长宁县梅硐乡隐蔽待产。

得知李桂英在余泽鸿老家待产,叛徒王逸涛带领大量反共武装力量开赴梅硐,企图抓捕李桂英,迫使余泽鸿投降。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李桂英和甘棠多次虎口脱险,使敌人无功而返。935年底,李桂英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1名男婴。为防止消息泄漏,梅硐妇女会趁夜将出生两天的婴儿,交由共产党员、保长胡治国之妻哺育。产后4天,李桂英和甘棠在梅硐游击队员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离开长宁县梅硐乡,踏上寻找部队的途程。经过艰难和曲折,李桂英和甘棠回到纵队。

20世纪80年代,李桂英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段经历依旧是热泪盈眶:“那是我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我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我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我对川南一生都怀着深厚的感情。”

回归纵队后李桂英才得知,她的丈夫余泽鸿已于1935年12月25日在江安县碗厂坡牺牲。在川滇黔边区的游击斗争中,李桂英的两位亲人先后为革命捐躯。但坚韧顽强的她没有被击倒,她向特委表示:“我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同纵队战友们一起坚持战斗到底!”

1936年11月26日,李桂英、甘棠被捕,被关押在云南昭通滇军旅部,后来李桂英被转移到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组织营救,李桂英走出反省院。1938年元旦,李桂英在武汉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把李桂英介绍给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赞叹说:“这就是从川滇黔边区走出来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李桂英同志,长征中她没走到延安,但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 琴〔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许文艺(中共泸州市委党校教师)

李佳颖(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