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余泽鸿

程少华

1921年暑假,18岁的余泽鸿走出四川省长宁县,考入川南25县的最高学府⸺川南师范学校,师从恽代英,从此踏上革命之路。

长征中,余泽鸿被编在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任该团上干队政委。1935年2月9日,党中央召开扎西会议,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抽调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徐策任中共川南特委书记,戴元怀任组织部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部长。

2月18日,在叙永黄坭嘴附近田中乡的五龙山寺庙,中共川南特委召开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大会。王逸涛任纵队司令员,徐策任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

在困难而频繁的战斗中,余泽鸿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作深入,任劳任怨,经常和指战员谈心,及时掌握部队情况,抓紧战斗间隙上政治课,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解形势任务,以鼓舞斗志、增强信心。

就这样,徐策、余泽鸿等领导川南游击纵队,在川南纵深穿插,迷惑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回师黔北,取得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的胜利。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及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对敌斗争中的胜利,1935年4月30日,中共川南特委在叙永坛厂举行军民大会。会上,余泽鸿宣读了由他起草、经特委讨论通过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

余泽鸿起草的这份纲领观点鲜明、文采飞扬、通俗易懂,分别就贫苦农民、少数民族、劳动妇女、教员学生、自由职业者和失业的贫苦民众,提出具体、符合实际、有针对性的斗争任务和行动口号,强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余泽鸿对纲领十二条进行逐条宣讲,号召游击队指战员和劳苦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打土豪,分浮财,抗捐抗税,参军参战,为实现苏维埃的川南而斗争。这让坛厂及其附近各族劳苦群众更加认识到游击队是解放自己的队伍,短短几天就有几十名苗、彝、汉族青壮年前来参军。

正当游击斗争蓬勃开展的时候,王逸涛叛变投敌,政委徐策兼任司令员。在叙永县分水岭朱家山,经徐策介绍、特委批准,余泽鸿与李桂洪(李桂英)结为夫妇。

1935年7月上旬,在朱家山木格岛,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会师,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川南游击纵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7月中旬,徐策、张凤光牺牲,特委决定余泽鸿任书记兼纵队政委。

9月13日,余泽鸿率队离开僰王山,沿东北方向朝纳溪前进。16日,纵队进入纳溪境内,先后攻占水口寺、文昌乡,于17日晨占领上马场。随后,余泽鸿将部队分为两路,进逼护国镇。余泽鸿率部在浓雾中渡过永宁河,向敌发起攻击,共缴获40余支枪、13箱子弹、3箱毛瑟枪子弹,没收团总、清乡大队长刘奉章,大土豪曾伯宣等的财物,枪决1名作恶多端的税务官。

这段时期,游击队转战于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攻克赫章、筠连县城及大小场镇数十处,队伍发展至1200多人,是游击队极盛时期。四川保安处称余泽鸿为“川南各县心腹之隐忧”,六区(宜宾)专员则说“余泽鸿志向坚决,有3条枪亦要革命,确系共党中坚分子”。9月底,四川省主席刘湘命令各县悬赏捉拿余泽鸿。10月,川南地方各级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没有建立根据地,伤病员得不到安置,给养困难,游击队人员减少。余泽鸿沉着坚定,率部转战于川滇边境山区。11月以后,余泽鸿家被查抄6次,遭受牢狱之灾的14人,被迫害致死3人。12月初,余泽鸿、刘干臣等转移到长宁边境,部队仅剩100多人。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余泽鸿提出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到群众中去,再集零为整,消灭敌人。

12月15日,余泽鸿等20多位指战员转移到江安碗厂坡,弹尽粮绝,被敌人围捕。余泽鸿以身殉职,年仅33岁。1936年2月,李桂洪(李桂英)在长宁余泽鸿的家里产下一子,3天后离开襁褓中的婴儿回到纵队,才知道丈夫于两月前牺牲。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程少华〔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