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沙会议的务实精神

曹国选

遵义会议作出了伟大的战略决策,而决策的实施,必须落实到位。决策的正确与否,必须通过具体实践进行检验。检验的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具有不可争辩的成功经验和胜利成果,让党内外和红军指战员信服。因此,1935年2月15日至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川南古蔺县白沙场(今双沙镇)召开了会议(史称白沙会议)。白沙会议时间虽不长,但研究内容既急又重,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切实解决了长征以来的突出问题,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务实会议。

一、白沙会议将重大决策落到了实处

遵义会议是在党和红军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空隙时间召开的,一些重大问题只是确定原则性、形成理论性的决策,还来不及认真研究、逐一落实。因此,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要求将会议精神传达到支部去。《遵义会议决议》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了反思:“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严格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为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中央高层进行协调一致,形成共识,因此决定在白沙休整期间召开会议解决这一问题。

湘江战役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左右,对长征的方向与路线,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尽管先后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勉强统一思想,形成决策,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一些问题。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避开蒋介石精心布下的“口袋阵”,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赞同和支持,但因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未能就战略转移方向作出决定。会后,博古、李德还是执意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将红军一步一步地引向绝路。

在黎平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照样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同。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在1934年12月底召开的猴场会议上,博古还是旧调重弹:一是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是杀个回马枪,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又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要求“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会议毅然决定,红军必须马上突破乌江,直捣遵义。

直到遵义会议,政治上、组织上的问题得到解决,但对于战略转移方向和路线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正如毛泽东所分析,“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

这个决策,需要告诉全体指战员,尤其需要告诉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和中央苏区,告诉全国的红军。因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白沙休息期间,召开会议进行认真研究,以达到统一和协调之目的。会议上“拟定了东渡赤水河”方案,研究决定并于会议结束当天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为使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知道中央红军正在川滇黔边区作战并相互呼应”。可见白沙会议就是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落实重大决策的务实会议,让全体红色指战员全面准确了解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具体行动。

二、白沙会议将军事思想落到了实处

战争年代,军事就是政治,战略战术是执行军事政治路线的可靠保证。在井冈山反“围剿”中,毛泽东领导红军探索创造和普遍运用的游击战战略战术,不断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已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军事思想。毛泽东创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熟悉。白沙会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将游击战战略战术进一步总结提升,确立了毛泽东“采取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的打法”的指导思想,吹响了运动战的号角。

白沙会议一个月前召开的遵义会议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地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地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这种转变,也是在白沙会议上得以具体落实。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党和红军在白沙确立运动战思想,不再与敌进行阵地战、堡垒战,不再与敌人无谓地拼消耗。随之而来的是进行广泛的运动战,从被逼无奈的撤退转移到游刃有余的调动穿插,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白沙会议对党和红军实现斗争方式转变,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尽管党内外大多数同志都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历次战役战斗对于游击战的成功运用,可此一时,彼一时,要让广大指战员对于运动战的信服和遵循,不能只是挂在嘴边,纸上谈兵,还是要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果来说话。只有百闻不如一见的实际战果,才能说服广大指战员,稳定党心和军心。

受命于危难之中、刚刚接手军事指挥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白沙会议上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扬我军特长,在运动中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完全颠覆了历史、改变了现实。同是一支红军队伍,却是两样的状态。同是面对蒋介石追堵围歼,但是两种应对方略。毛泽东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机动作战;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忽东忽西,出敌不意。因此,红军在川滇黔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这样的战略战术过去从未有过。白沙会议揭开了东渡赤水展开“桐娄遵”战役的序幕,四渡赤水成为运动战战略战术灵活运用的杰作,成为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不仅受到军内、党内的充分肯定,连共产国际甚至强敌首领也不得不感到惊讶,不得不认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天才。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会议上,毛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时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

可见白沙会议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落到实处,连续取得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等实战成果,让广大红军指战员重新认识到:“山沟里马克思主义”胜过“吃洋面包,喝洋墨水”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因此提振了信心,看到了希望,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为长征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白沙会议将政治工作落到了实处

白沙会议前后,面对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等分析这一严峻形势,“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岳追我行动亦不迅速”。于是选择敌军薄弱环节黔北为进攻目标,果断地作出回师东渡,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的决策。由于军情紧急,红军于2月11日离开扎西,返回川南,二进古蔺。然而,毛泽东“杀个回马枪”的意图提出来了,但到底怎么“杀”?从哪里“杀”?东渡赤水后又怎么办?红军指战员尽管知道毛泽东擅长使用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却因为走过去走过来,刚走过去的路又要走回来,不停地转移作战路线,经常走“回头路”,“兜圈子”,杀“回马枪”,过于频繁。杨尚昆回忆道:“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那时候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指战员走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疲劳、疾病、饥寒成为部队减员的3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战斗减员,普遍有意见和情绪。这些情绪不解决,战士们没有放下思想包袱,必将影响行军打仗,影响战斗力。白沙会议上,“走路”成为致命的问题,也成了争论的焦点。

政治局和书记处为防止这种情况继续蔓延,在加强党对军队组织领导的同时,特别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战略意图讲清楚,落到实处,鼓舞士气。政治工作和群众路线,在白沙会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刘少奇就说过:“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主席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中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会那样的绕来绕去。”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忽进忽退,难以判明他的意图”。我们走得辛苦,敌人被我们牵着鼻子走,更辛苦。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发挥游击战、运动战的优势。

古蔺县双沙镇今貌(双沙镇人民政府 供图)

白沙会议结束当天,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了《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特别强调政治工作,全面加强和改善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出“百倍”地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要求各部队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特别要“加强团政治处与连指导员工作的领导与指示,提高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纠正“政治工作不能打仗”的糊涂思想,弘扬我党的政治优势。在毛泽东指挥下,通过多少回“从头越”,创造了重占遵义、重渡乌江,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四渡赤水的成功战例,广大指战员士气大涨,信心倍增,怨言和情绪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白沙会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举世闻名的精辟结论,延续贯穿于后来民主革命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保证我军的革命性质起到关键作用,在我军建设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而伟大的论断,一直是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由失败到胜利的制胜法宝。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曹国选(湖南省郴州市生态环境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