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试论白沙会议对红军政治能力的提升

孙晓阳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从实际出发,进行灵活机动的作战,避免被动挨打,主动进行 “运动战”。灵活机动的作战需要军事指挥层不断收集现实情况,敏锐地进行分析判断,才 能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下作出对中央红军最有利的决策 ;同时需要匹配强有力的政治领悟力 和政治执行力才能迅速实现对政治、军事形势的判断,为新的决策部署打下基础。

一渡赤水后,“由于疲劳、给养不足,特别是政治工作不深入,除个别部队外,散漫现象在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能严格遵守,干部中责任心的懈怠与军阀残余的滋长、阶级警觉性的减低,可能助长个别分子的不满情绪,也有利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同时,减员较一月前增加,武器损坏与遗失加多。这些现象与部队的巩固、纪律的保持,尤其是战斗情绪的发扬,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二渡赤水前,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古蔺县白沙场崔家祠堂召开白沙会议,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有效提升红军的政治能力,对红军取得遵义大捷、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摆脱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乃至整个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提升红军政治判断力

遵义会议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大势和全局、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研判,是党和红军领导层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白沙会议期间,中革军委向红四方面军、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下达《改变渡江计划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的电示:“甲、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12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乙、本月我野战军在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十二个旅向兴文、长宁、高、珙、筠连、横江地域集中,滇军主力亦向威信、镇雄防堵,因在该地域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蒋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四渡赤水是红军需要最大程度保存自己力量的关键时刻,由于快速变化的战斗形势和疲惫的行军等原因造成红军战士产生疑惑。《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指出:“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全体同志们!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暂时变成游击区,并不是苏维埃革命的失败。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他正在以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创造新苏区,壮大自己的力量,保卫与恢复老苏区。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全国革命形势的尖锐化,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阻止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中国革命是在革命与战争的时期。”“把全国红军的胜利与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为胜利的中国大革命。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全体同志们!为着这一光明的前途共同奋斗啊!”

白沙会议通过及时又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直击一渡赤水以来高度机动灵活作战、走弓背路带来的思想疑惑和不良情绪,进行透彻的思想动员,明确了运动战的作战方式,统一并提升了红军战士对方向、大势和全局的认识和判断,有助提升红军整体的政治判断力。

二、增强红军政治领悟力

对方向、大势和全局进行科学研判后,需要对红军现阶段的目的和任务进行准确的传达,以确保各军团准确接收到指令,全面准确地领悟作战意图,从而保障作战计划得到有力执行。四渡赤水中为保证红军战士不为眼前的困难、弯路所困扰,上下一心完成二渡赤水的计划,白沙会议通过全面深入的解释和宣传有效增强了红军的政治领悟力。

当时红军中最为突出的情绪和问题,来自高强度行军带来高度疲劳和补给不足。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说:“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a军队里产生了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的声音。因此党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坚定战斗信念,宣告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不变,解释过程中为避免不必要的消耗所采取的战术选择,宣传运动战的思想,鼓舞红军士气。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对政治工作进行具体安排,从而实现政治工作对军事行动的紧密配合和保障。

政治领悟力离不开不断的学习、宣传和强化,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时刻敏锐关注、收集、反馈行军打仗过程中战士们的言行、思想、情绪等问题,并及时进行回应和解释,才能确保红军战士对军事领导和部署的领悟。4月30日,总政治部《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对于“党中央与军委所决定之渡江转入川西之基本方针,应向干部及战士进行广大的政治解释”,并对要点进行明确和规范:从政治上、军事上、群众及经济上的意义;目前的敌我情况是否可能实现这个方针;我们要如何努力克服那些困难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解释,最后强调“明确地解释中央与军委之决心,并团结全体红色战士,为实现这个决心而斗争,这是目前一切政治工作之基础”。

可见在四渡赤水战役中,自白沙会议之后政治工作越来越敏锐、及时、具体地关注红军战士的政治能力现状,对红军战士是否准确领悟作战意图亦越来越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对领导集体的决策进行及时解释、减少疑惑,统一思想;将一线的声音和状况及时汇报领导集体,从而有效增强了红军的政治领悟力。从此,红军战士逐渐领悟到战术层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围绕着更好地实现相对稳定的战略意图而展开,从而以坚定的政治自觉跟随军事部署的变化,确保军事目标的实现。

三、保障红军政治执行力

邓小平同志女儿曾好奇地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同志回答:“跟着走!”在不断地转换作战方向的过程中,虽然部队有情绪、有困惑,甚至有质疑,但是即使在最不确定的情况下,红军上下始终坚决执行命令。包括林彪,在四渡赤水过程中,虽然有疑问,但执行中央的命令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在实际作战过程中,红军面临敌军的围追堵截,体力消耗极大,物资补给极为艰难,却依然有很强的执行力,这离不开强大的政治工作不断维持和强化政治执行力。

《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认为,部队中严重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政治工作,无论在战斗动员方面,在巩固部队方面,都表现得薄弱,不深入,不紧张,不能灵活地适合战斗环境去进行。对这种政治工作的严重的错误与弱点,要求有迅速的大的转变。特别强调为了保障执行,“解释与鼓动工作单靠一两次会议是不够的。要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方法,特别是行军时的政治工作,针对红色战士的情绪与疑问,进行不断的解释与教育”。为此,白沙会议后红军进行了长期的、持久的政治工作,对某一时期的特殊情况作出及时、有针对性的指示。总政治部2月19日至23日针对收容工作、保障红军给养、克服经费困难、瓦解敌军工作等开展政治工作。正是及时有效的政治工作确保了红军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强有力地执行每一个军事部署。每一个环节的执行到位才保证了整个四渡赤水军事行动部署的实现,正是红军每一步不折不扣地执行,才使毛泽东谋划的跳出敌人包围圈的整体战略布局得以实现。

同时,红军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有力的政治执行,塑造了整个红军队伍与敌军完全不同的政治面貌。1935年3月6日,蒋介石曾给刘湘和潘文华发电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没有高度的政治自觉驱动政治执行,对内无法完成高度灵活性的作战,对外不可能赢得长征沿线群众的支持和认同。

白沙会议极大地提升了红军政治判断力、增强了红军政治领悟力、保障了红军政治执行力,使得红军在极端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以强大的政治能力多次果断调整行军方向,突出重围,闯出一条新路。白沙会议后的二渡赤水和遵义大捷,以及其后摆脱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最终胜利,都从实践层面检验了红军自上而下强大的政治能力。白沙会议的召开及其对红军政治能力的提升,对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战胜国际国内风险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

(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孙晓阳〔中共泸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