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再探讨

王新生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因而也是红军长征史的研究热点,发表的文章甚多,主要集中于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的战略战术,周恩来、朱德在四渡赤水中的作用和贡献,对四渡赤水各个战斗的研究,无线电侦察与四渡赤水,地方党组织对于四渡赤水的支持和帮助,等等。对四渡赤水的各个侧面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如果要将四渡赤水研究推向更加深入,还应将其放在整个中央红军长征和党的发展历程视阈之下去探讨。

一、遵义会议后党中央面临的严峻考验

中央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批判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肩负的任务是领导红军将士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脱离险境,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建立新根据地,开辟革命新局面。

从当时情况看,中共中央面临的最紧迫、最严峻的情况首先是军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始,国民党地方、中央当局和高级将领即判断红军要向北进入川南行动,同时也十分警惕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据此,蒋介石作出了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敌人在黔北至川南四周布下的重兵,使遵义会议决定的“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行动将面临巨大困难。

第二,由于中央红军战略目的地指向四川,刘湘为保住自己的地盘,所部川军成为围攻红军最积极的杂牌军。同时,由于云南军阀龙云担心中央红军由川黔边进入滇境,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派兵到毕节防堵红军。这样,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除中央军依然是主要军事力量外,杂牌军中的何键部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二、六军团和防备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上。

第三,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行动,向北面临着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而其他方向则多是不熟悉的高山、峡谷与河流,交通十分不便。地理环境条件限制了红军善于机动作战优势的发挥。

再看一下党内的情况:

遵义会议虽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但仅仅是初步的,表现在:一是在中央常委中虽增加毛泽东为常委,但分工基本没有变,只是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犯了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博古仍然是中央负总责者;二是在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上,取消了“三人团”,明确了新的军事指挥者和成员,但没有明确指挥机构,同时也没有明确最高军事指挥与党中央之间的关系。

博古在遵义会议及其后的思想状况是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当时对中央常委进行分工,大家曾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杨尚昆在回忆中曾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

可见,由遵义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体制重构,因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党中央的领导体制还不能够适应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解决领导体制问题,指挥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人的追堵拦截,领导各地红军实现路线方针转变,是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四渡赤水,严峻军事形势中推动中央领导体制重构

(一)一渡赤水后,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中央常委实现重构,作出一连串正确决策

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现。这次战斗失利原因,从敌人方面来讲,首先是他们已预判出红军向北行动趋向,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其次是川军为不使红军渡江入川,积极行动,在沿江要地投入了大量兵力防守。川军的大量投入,增强了敌方的军事力量。从中央红军这方面来讲,其一是情报不够准确;其二是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过低。正如陈云曾指出的那样:“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

博古对于大家在遵义会议上对他的批评本就不服气,毛泽东提议的攻打土城失利,他就更有理了,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在中央红军攻打土城前的1月27日至撤出战斗一渡赤水西进后的2月4日,留在中央苏区全面负责的项英,由于形势非常紧张,给中共中央连续发来6封电报,其中5封都要求中共中央尽快复电指示有关行动方针。尤其是他在2月4日凌晨1时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抱怨“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极不妥当”,要求“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说明中央苏区的局势的确到了非常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无论怎么都不能无视。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川军有12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蒋介石以“追剿”军第二兵团和滇军、黔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四个纵队:第一纵队吴奇伟任司令官,下辖4个师;第二纵队周浑元为司令官,下辖4个师;滇军为第三纵队,孙渡为司令官,下辖3个旅另一个团;黔军为第四纵队,王家烈为司令官,下辖5个师。其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在川军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由上可见,到达石厢子的中共中央面临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土城战斗的失利,博古不但没有对遵义会议大家对他的批评有所醒悟和接受,反而对抗情绪有所增加;二是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红军及游击队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此前中共中央一直处于转战途中,被紧急的军事问题缠身,对于项英数次来电请示无暇回电,但此时已到了非回电不可地步;其三是蒋介石又作了新的军事部署,中央红军已无法渡江入川,中央红军此后战略进军方向应该向哪里?仗应该怎么打?如何摆脱新的困境?

上述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中,博古的问题是主要问题,他的问题解决了,其他两个问题才能解决。针对博古的状况,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更换博古。毛泽东向周恩来征求意见,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接替。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提出:“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泽东说服大家。2月4日,中央常委在石厢子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分工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随着“博洛交接”,中央常委完成重构,解决了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

首先,解决中央苏区问题。张闻天接替博古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会议,讨论中央苏区问题。会议结束后,立即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指示:“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求“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 。项英接到中央电报后,立即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传达,同陈毅等一起研究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等部署。可见,中共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电报为留在原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保存革命火种,指明了方向。

其次,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到达扎西地区后,于2月8日在院子街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同日还通过了由张闻天按照决议精神起草、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遵义会议决议全面、系统反映了大家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的完成和新发展。这个决议,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和红军的集体智慧,站在全局的高度,对遭受严重损失后的革命如何坚持、如何恢复和发展、如何打开革命新局面,进行了顶层总体设计。这个决议是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首次公开发表的宣言,是党的光辉历史文献,不仅在长征期间是党和红军的纲领性文件,而且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第三,确定新的战略进军方向。遵义会议决议中决定:“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 这时,中央红军各部队集中在扎西地域。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讨论红军进军方向时,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河,重占遵义。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走上军事领导岗位后展现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招。

第四,明确红军作战方法,作出精简部队决定。面对国民党军围追红军新计划和云贵川多山的地理环境,毛泽东在2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发扬红军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运动战的特长,主动消灭敌人。为此,他提出部队要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于2月10日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各军团缩编命令,中央红军在扎西整编。

由一渡赤水后“博洛交接”的中央常委重构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以及采取的政治、军事等一连串的措施,继续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不仅适应了中央红军严峻军事形势需要,而且对于其他苏区党组织和红军转变斗争方式、出现新转机产生重大作用。

(二)二渡赤水后,成立新三人团,实现中央最高军事指挥体制重构,进一步加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中央红军于2月18日至21日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后,取得重占遵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对于遵义战役,陈云后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红军长征情况时,称赞为“一次漂亮的机动战”“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四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

遵义战役后,中革军委为加强指挥作战,于3月4日致电各军团首长:“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引发激烈争论。一次可能因为攻坚而陷红军于被动的战斗虽然避免,但暴露出军事指挥体制的弊端,毛泽东由此认为,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小组全权指挥作战更合适。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随着新三人团的成立,中共中央实现了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重构。至此,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完成机构重构。

新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理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军事指挥机构之间的关系: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重大问题,新三人团全权指挥战役战斗。这样的军事指挥体制适应当时严峻的作战环境需要,为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条件。

新三人团的成立,为毛泽东展示高超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舞台。在新三人团中,周恩来听毛泽东的。毛泽东是主心骨,是核心人物。此后,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主要是按毛泽东的主张进行。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工作是军事斗争,毛泽东在新三人团中的作用,加强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三)三渡、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将敌人调动得团团转,中央红军最精彩最经典的军事行动,将运动战发挥到极致

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是整个四渡赤水过程中,也是中央红军整个长征中最精彩、最经典的军事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战略目的明确。在敌人重兵集团围追防堵之中,红军最重要的战略目的不是在于消灭多少敌人,而是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圈,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寻求主动权,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其二,把运动战发挥到极致。打鲁班场未克、形势不利时,立即放弃,转兵西进。此即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三渡赤水、四渡赤水,“走”表现最突出,忽东忽西,走得迅速,走得隐蔽,走得巧妙,最后南渡乌江,使蒋介石在乌江以北大定、黔西、金沙、仁怀、遵义、桐梓沿线日夜赶修的“消灭共军可靠的法宝” ——碉堡线成为无用之物。

其三,调动敌人,出敌不意。当时在蒋介石的思维定势中,中央红军无非两个去向,一个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一个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因此,他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都是以这两个去向制定的。毛泽东恰恰就是把握住了蒋介石这个脉搏,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到川南,摆出再次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蒋介石果然认为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立即调派大批兵力到长江南岸布防。当敌人都在往长江南岸赶的时候,毛泽东又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当蒋介石认为红军有可能再攻遵义时,中央红军却不攻遵义,而是乘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南渡乌江。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把国民党军调动得团团转做无用功,而红军却能出敌不意,在敌人的重兵集团之间游刃有余,来去自如。这正是四渡赤水最精彩之处,尽显毛泽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三、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胜利重要作用和意义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胜利产生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堵拦截,为战略转移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基础。遵义会议及其后,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川黔滇边境狭小地区,中央红军又一次面临极其险恶的境地。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通过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式,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从而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将国民党军甩在后面,比较顺利地向战略目标前进,最终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很明显,有了四渡赤水的胜利,才有了后面环环相扣、一连串的胜利。

其二,树立新的党中央在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和权威。四渡赤水的胜利,以及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精妙的军事行动,是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向全党全军交出的一份合格答卷。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上川南,面临的严峻军事形势以及土城战斗遭受的挫折,倒逼中共中央先后对中央常委和军事指挥最高体制进行重构,从而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重构。重构后的中央领导机构,理顺了中央常委、政治局与军事最高指挥体制的关系,保证了在当时紧张的军事行动下中央领导机构的顺畅、高效运转。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胜利的事实,使中央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坚信,新的党中央是英明的、正确的,不仅能够领导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而且也能够领导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

四渡赤水的胜利具有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主体框架。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过程,也是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磨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张闻天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的局面。四渡赤水之时,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是党和红军的生存所系。谁能指挥红军摆脱险境,谁就会得到大家的信任和拥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过程,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主要成员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主体框架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在党中央逐渐处在核心位置的过程。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革命事业的发展,意义都非常重大。

第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在党和红军中确立。“左”倾教条主义给全党造成严重危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丢失;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又接连遭到严重挫折。对此,广大红军干部、战士非常不满。但是,对于造成这些失败和挫折的原因,除了一些高级干部知晓外,广大中下级干部和战士是不甚清楚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由于时间紧迫,会议没有作出决议。除了会议的参加者外,一些干部只知道在遵义开了会议,但不知道会议的具体内容。一渡赤水后,在扎西院子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议通过后迅速在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以及其他根据地红军中进行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是一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对于广大党员、红军干部和战士认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转变斗争方式,扭转被动局面,先后取得战略转移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后全党彻底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打下良好基础。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 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新生(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