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论四渡赤水之“奇”

李俊亭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作战行动,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观。四渡赤水战役到底“奇”在哪里?本文尝试概括归纳四个方面,着力探索四渡赤水战役幕后的真相和规律。

第一“奇”: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毛泽东就是一位“善出奇”的统帅。面对几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毛泽东指挥3万红军,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鲜明对比。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仅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的变化就有3次:

第一次是土城失利后,决定西渡赤水,由北渡长江改为向川滇黔边发展。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央红军战略方向和基本方针是:“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中央红军原计划是要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失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革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1935年1月29日凌晨,红军除以少许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另寻机会渡江。几天后,鉴于敌人已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中革军委便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可见,一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不利情况下的随机应变之举,是毛泽东等根据战局实际改变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从贵州境内一渡赤水进入四川泸州古蔺开始,红军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四渡赤水战役便拉开了序幕。

第二次是重占遵义前后。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在扎西地区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整编和轻装,精简机关,充实连队,部队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蒋介石知悉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急令滇军、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向扎西推进,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扎西,返回川南古蔺,并在古蔺白沙场召开会议,中革军委决定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2月16日,为消除指战员对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向黔北进军的思想疑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敌人“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当时,党中央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正是有了在古蔺白沙场作出的正确行动方针,才有中央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师黔北“杀回马枪”,取得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

遵义战役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制定新的战略方针。1935年3月13日,《朱德关于贯彻党中央战略方针决定向西南转移致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中枢”。当时,中央红军准备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是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乘虚南下,南渡乌江。为调动国民党军,毛泽东等采取示形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此时,中央红军已获得战略主动权,决定以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行动方针。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由于两月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a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明确阐明中央的战略方针:“在川西及西北地区成立苏区根据地,是首先就在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及工农红军两大主力——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更形接近,更能直接地互相配合作战,走向汇合……”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2万余人从皎平渡口全部渡过金沙江。

毛泽东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变化莫测的战场实际情况,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其间有小迂回,也有大迂回。第一至第三次渡赤水,都是小迂回。中央红军以赤水河为轴心,在东西两岸百余千米地域内与敌军兜圈子。三渡赤水后,毛泽东等精心策划,采用大迂回战术,千方百计调出滇军,朝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钻。这样,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后,便迅速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佯攻昆明,调动滇军,使敌江防兵力空虚,乘虚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中打破敌军围堵的决定性胜利。大迂回,走“弓背路”,才最终实现遵义会议后确定的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

第二“奇”:善于抓住战机,主动歼敌

这一“奇”,在二渡赤水表现得最充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地区得以短期休整。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各路国民党军步步逼近,红军面临巨大危险,但也造成了敌后方空虚。特别是黔北地区只有遭过红军重创的黔军王家烈部防守,出现使红军可出奇制胜的战机。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战机,使出一招绝妙的好棋: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二渡赤水期间,为让广大指战员了解运动战作战方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出运动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红军突然调头,回师黔北,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部署。蒋介石以为红军此次重蹈黔地,定是去黔东会合贺龙、萧克的部队。川军3个旅急忙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追击;贵州军阀王家烈手忙脚乱,拼凑力量填补遵义地区防务空白;中央军薛岳急令吴奇伟纵队由贵阳向遵义开进。

毛泽东巧妙调度,以1个团诱惑川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川军跟进,而红军主力则迅猛向遵义推进。3天之内即占领桐梓,攻克娄山关,遵义门户洞开。

此时,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孤军冒进,也逼近遵义,但比红军晚了一步。28日黎明,红军抢先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等制高点。

2月28日,中央红军以红三军团固守敌军必攻的红花岗、老鸦山等要点,以红一军团实施侧后迂回,直捣吴奇伟指挥部忠字铺一带。战役进程完全按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吴奇伟的2个师大部被歼,一部溃散附近山中,只有1个团跟随吴奇伟逃至乌江南岸。

从2月24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横扫200里,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毙伤敌2400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30挺、子弹30余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创造了以运动战主动歼敌的光辉战例。

蒋介石得此消息,捶胸顿足,大骂部下无能,亲赴重庆、贵阳指挥,但结果是败得更惨。

第三“奇”:善于利用情报,“打着灯笼走夜路”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反映红军长征的展区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使用的发报机和与电台相配的手摇发电机,它们是毛泽东指挥的中央红军情报和通信工作的见证。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14部电台,其中5部配属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由曾希圣、钱壮飞负责使用。

长征期间,红军在情报搜集方面总体上占优势,特别是能够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电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毛泽东、周恩来等非常重视情报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出奇制胜、用兵如神靠的是“信息优势”。红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无线电台的侦听破译,这在当时堪称“高技术”。早在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红军就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长征的军委二局干部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都是掌握破译技能的高技术人才。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的“信息优势”发挥了特殊作用。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掌握了敌人的最高机密,对其相当一部分军事行动计划、作战部署了如指掌,因此才能在云贵川军阀和中央军的重兵围堵的空隙中穿插往返,如鱼得水。毛泽东称赞,有了军委二局提供的情报,红军就如同“打着灯笼走夜路”。

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侦察,但四渡赤水期间,贵州恰好是春雨绵绵的季节,再加上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犹如盲人摸象,一次又一次判断和指挥失误。这种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使毛泽东在指挥上游刃有余,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

四渡赤水后,为调动向我猛追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周恩来根据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的特点,批准军委二局利用我军掌握的敌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直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两部主力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协同孙渡纵队堵截红军“西窜”。周、吴纵队果然听从毛泽东调遣,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决战,赢得南渡乌江的宝贵时间。除佯装主力、在乌江以北吸引敌人主力的第9军团,中央红军于3月31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

第四“奇”: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挫折磨难中扭转危局

毛泽东在指挥四渡赤水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在挫折磨难中扭转危局。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遭受了三次重大挫折。

第一次挫折是土城战斗(亦称青杠坡战斗)失利。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也可以说是个败仗。原因主要是对敌军兵力数量侦察有误,对川军战斗力特别是敌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另外,在兵力部署和地形利用上也有问题,红军没有占领控制制高点的主要山头。据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对青杠坡战场遗址实地考察,青杠坡为峡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形成反包围,使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等决定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尔后再相机行事,由此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土城战斗失利后,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博古嘲讽说:“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在挫折面前,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土城战斗是一个败仗,并认真总结教训。不久,毛泽东等即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

第二次挫折是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之争,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被接受,反而被撤职。此事发生在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重占遵义,毛泽东威信大增,1935年3月4日被中央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与朱德一起负责前线指挥。但在3月11日夜围绕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的20多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1人反对。他认为此战难以速胜,战事一开必成攻坚战,还有滇军3个旅正向新场运动。但会议上毛泽东没能说服大家,还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在关系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计个人荣辱,当夜到1千米外的周恩来住处继续做说服工作,要求将打新场的命令迟一些发。深夜3时许,军委二局几份敌情电报送到周恩来处,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几路敌军正在向新场集结,如果红军进攻新场,将遭到川军、滇军和中央军的侧背夹击。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撤销攻打新场的命令。

第三次挫折是茅台附近的鲁班场战斗。中革军委于3月14日21时至翌日2时,接连发出4道命令,要求野战军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转变整个战局a。战斗于3月15日7时许开始。周浑元纵队3个师聚集一团,依托碉堡工事和鲁班场易守难攻的地势拼命顽抗。双方激战至傍晚,形成对峙状态。蒋介石一面令周浑元固守待援,一面令多支部队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依然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策略,果断改变原作战计划,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转兵西进,从茅台等渡口三渡赤水。此战,红军牺牲480多人,歼敌1000多人。由此看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是在进行了一次没有打好的苦战之后,迅速摆脱强敌的行动。看似被动,实质主动——就在这渡来渡去、忽东忽西的迂回曲折中,逐步完成调动强敌、摆脱强敌的战略任务。

正视自己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对红军四渡赤水,滇军说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是“神出鬼没”;黔军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一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坐在乌江边上大哭:“我也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了!”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这些当年红军敌手们的切肤之痛和“肺腑之言”,生动地证实了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是何等之奇!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俊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编辑研究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