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5期

长征途中党中央

给中央分局“二月指示”的前前后后

刘竞涛 黄永红

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中央分局复电,对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和行动部署等作了明确指示。这封电文,党史界称之为党中央给中央分局的“二月指示”。

一、长征初期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电文往来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在决定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同时,对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留守问题作了原则安排。在党政方面,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简称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中共中央赋予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任务是钳制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反攻,恢复中央苏区a。同时,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兼司令员、政委,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龚楚任参谋长。组建以红24师、独立第3团、第7团、第11团为主,各地方军区部队和各县群众武装组成的留守部队,总人数约三四万人。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训令,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方针、斗争方式和任务要求等作了具体的部署。

中央红军长征后,项英和中央分局多次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送电报,汇报中央苏区的情况,请求中央的指示等。根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文献记载表明,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和中央分局自1934年11月7日至1935年2月4日,先后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送12封电报。从内容看,1935年1月至2月的9封电报中,其中5封是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请示电。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撤离中央苏区后,自1934年10月20日至1935年1月7日,先后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送了9封电报。从内容看,主要反映了战略转移初期,要求中央分局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突围的命令。1935年1月7日后,直到中央“二月指示”发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较长的时间没有与中央分局联络。这段时间,中央苏区战争形势十分严峻,项英很着急,接二连三向党中央发出请示电,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直都没有回复,毫无消息。

“遵义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央出现了主要负责人不能到位的情况。遵义会议只增加毛泽东为常委,并没有变换现有领导。博古由于在会上受到批评,不便再履行负总责的职务,但常委还没有具体分工,其他人也不便出面负责。好在当时战争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军事负责人已经确定。因此,大家对谁负总责的问题并不在意。但这一情况到1935年2月初便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时,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多次来电请示,要求中央作出指示。博古总是把电报揣在自己的口袋里,既不敢召集会议,也不敢独自回电。”a

中共党史专家程中原说:“遵义会议以后,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领导中央工作。他接受项英来电后,没有召集会议讨论,也无从确定行动方针以答复项英。”

二、关于中共中央“二月指示”

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认为中央红军突围远征,将吸引住大部分敌人而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大大有利于留守的红军保卫苏区。因此,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和任务指示是: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红军在湘西取得胜利后回师反攻,然后恢复和发展苏区。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敌人更加疯狂地对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清剿”,留守苏区的红24师和独立团,一面接替了主力红军的防务,并伪装成主力红军,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一面对付敌人的“围剿”进攻。中央红军主力撤走后,中央分局将红24师等留守的主力部队,集中在“三角地区”及其周围,据此对敌作最后的抗争。敌人发现中央苏区仍留守有红军正规部队后,部署了多达12个师的重兵,将留守红军围困在“三角地区”进行“清剿”。1935年1月中旬,红24师先后在宁(都)瑞(金)边洋陂、赣县牛岭等处进攻围敌,苏区红军部队损失较重。

牛岭战斗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和地方部队仅剩五六千人,战斗力削弱。同时,中央苏区的物资供给和财政越来越困难,粮食只够吃到3月中旬,经费只能维持到2月间,弹药也供应不上。而敌人正以更大规模的分区“清剿”,企图将中央分局机关和红24师围困在西江、宽田、黄龙之间的狭小地区一举歼灭之,局势万分危急。中央分局机关和留守的红军部队如不迅速突围,可能遭到全军覆没。对此,中央分局几次开会讨论如何突围的问题。

项英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中央苏区《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时,谈到当时讨论突围的情况,他说:“在中央分局经过无数次的讨论而不能得到一个具体决定,于是有部分同志主张集中基干的部队向西突击,转到河西井冈山一带另图发展。这一意见虽然不合于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而且粤敌正集结两师之众在信河沿岸堵截,要达到目的地必须通过两道河流(信丰与大庾河)。当时正当春季涨水,不能徒涉而有全被消灭的危险;至于背靠粤南向南发展,因为有劲敌粤军,自牛岭战斗后,对粤敌恐慌心理很重,易于受打击以至消灭。北面东南均有严密的堡垒封锁线,穿插成为很大问题。这时我对全部向西是绝对不赞成,同时对于新的方案又无具体的妥当办法,表现迟疑和犹豫的状态,但坚决主张报告中央决定,如果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项英于2月1日给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发电,请示中央速达目前行动方针。由于没有收到中央的立即回电,形势又十分严峻,中央分局决定暂时转移到于都南部,等候中央的指示。项英回忆说:“在这样紧急关头,我们的行动方针还未确定,中央的回电也未来,于是只得暂时决定转移到粤南以脱离被封锁的危险,等候中央的回电,当我们退至河南的当天晚上,敌人已跃进赤俄与粤南之敌对筑沿河封锁线”。

项英率领中央分局机关转移驻扎在于都黄龙的井塘村,一面整顿部队,一面继续开会讨论突围问题。大家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始终存在两种不同主张,意见难以统一。项英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决定再次致电中央,请示行动方针,电文如下:

中央与军委:

粤敌有企图以三个团配合瑞会之右路向我围攻提议。

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

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略)

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项四日一时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2月3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与中央纵队进抵叙永县石厢子宿营。当晚,中革军委在石厢子万寿宫红军总部召开会议,研究中央红军新的行动方针。当日22时,中革军委向各军团连续发出两个电令,要求“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当日24时,中革军委又给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发出电令,部署警戒任务。2月4日凌晨1时,中共中央收到项英的请示电,张闻天得到电报后连夜找毛泽东商议,提出政治局应该及时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分局的请示,并认为博古在遵义会议受到批评,不能继续领导中央,提出“变换领导”。毛泽东把张闻天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周恩来表示赞同,同时提出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自己不便负责,并提出张闻天来做比较好。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连夜去找博古谈心,做博古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周博夜谈”。2月4日,博古找来好友潘汉年,告诉他周恩来找谈心的事,并决定交出负总责的权力。当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会上首先进行了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职务,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张闻天主持了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关于中央分局行动方针的讨论会议,会议一直开到2月5日凌晨。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以书记处的名义立即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回电,提出中央对中央分局行动方针的主要意见。电文如下: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二月指示”正确估计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形势,强调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提出开展游击战争的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和行动部署。它为处于严重关头的中央苏区的红军适时实现战略转变、坚持游击战争指明方向。这是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一个最为重要且影响深远的电报指示。

三、中共中央“二月指示”以后

2月5日上午10时许,中共中央“二月指示”发出后,中央纵队陆续离开叙永石厢子,向云南扎西地区行进。2月5日早晨,中央苏区的项英见2月4日给中央的请示电发出后没有回音,十分着急,立即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再次给中央发出请示电报。电文如下:

中央:

根据目前形势必须确定我们的行动方针,我们两个意见:

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康[丰]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河,尚成问题。

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为湘赣、饶和浦、闽赣。分区[局]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

对各苏区的领导,以后成大问题,如何解决?

以上请立复。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

分区五日

项英这封电报发出时,中央机关已随中央纵队行进在往云南扎西的路上。当日,项英收到中央的“二月指示”,并立即召开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立即实行战略转移,着手缩小机关,计划分散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敌情紧急,为了不致被敌人封锁在于都河北岸,中央分局决定不等中央关于“决议详情”的电报,于2月8日开始,中央分局率领机关和部队陆续离开驻地井塘村,南渡于都河,转移到禾丰地区。2月13日,在禾丰,中央分局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中央苏区斗争的“决议详情”的指示电。项英接到中央的“决议详情”指示,“遂全部接受中央指示,来布置工作,而将集团出动的企图全部打消。”

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会议决定放弃原拟定的集团出动计划,将部队分为9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报告中央分局贯彻中央指示的情况。2月21日,项英致电朱德、张闻天报告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和中央分局的行动。2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央分局,对中央苏区分散突围,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再次作出具体部署。根据中央指示,项英、陈毅等对分散突围人员作了调整,随后率中央分局、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少数人员,从于南禾丰地区转移到上坪山区。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央军区,传送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项英、陈毅等得知遵义会议批判“左”倾中央领导人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错误,重新肯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异常兴奋,增强了坚持斗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3月上旬末,中央苏区各路突围部队离开于南地区,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转移。3月9日,项英、陈毅、贺昌等最后撤离中央苏区。行动之前,项英向中央发报,由于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的电台信号不好,从上午就开始呼叫中央电台,到中午都没有听到任何回音。下午5时,才接到中央电台的信号。项英把突围的部署和有关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同时收到中央回电。由于中央电台密码更换,中央分局译不出中共中央的电文内容。项英、陈毅只得忍痛下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项英、陈毅率领部分苏区红军向福建长汀突围中遭到敌人阻击,决定折向赣粤边突围,经过20多天的辗转周折,于4月初进入大庾岭油山地区。从此,以油山为中心,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5期 )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竞涛(叙永县原史志办主任)

黄永红(叙永县原档案史志局史志股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