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 《巴蜀史志》“四渡赤水”专刊

再探:“鸡鸣三省”与石厢子

李 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载:1935年“1月29日凌晨(红军)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挥师向西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鸡鸣三省”,就是通常说的博古交权之地。这里说的“鸡鸣三省”,就是通常说的博古交权之地。

一、石厢子和“鸡鸣三省”之地有着密切关系

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期间,曾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厢子驻扎。在当年留下的历史回忆材料中,有两位红军长征亲历者谈到石厢子和“鸡鸣三省”有着密切联系。一位是时任红军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的钱江,在《长征中中央军委行军日程回忆》一文有准确记载:1935年“2月1日到(古蔺)马蹄滩,2日到摩泥(尼),3日到(叙永)石相(厢)子(鸡鸣三省),5日到水田附近花屋(房)子”。

另一位长征亲历者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2月3日,始阴、继晴、微风,行军——由风水桥经摩泥(尼)到石厢子。约75里。9时出发,因吃饭关系又挨晏了(即又晚了之意)!结果仍掉在野战医院后面,及至磨泥(摩尼)才插上第四科,到石厢子已晚间20时了!2月4日晨雾、继晴,休息——石厢子。石厢子系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处于万山中,四周岗峦环绕,形势险要。不过给养比较缺少,连水都不易找到。这两日系旧历年关,豪绅们物质都很丰富地准备过年,我们住的房主恰是一土豪,我们也就将土豪所办的过年货给自己过年用了!”

1962年5月,毛泽东在谈到《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时说:“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

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讲述这个会议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即张闻天)现在要变换领导。本来是要让毛主席来代替博古的,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就让洛甫做了。1972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长篇讲话中提到“鸡鸣三省”。他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鸡鸣三省”,意思是在三省交界处,鸡一叫,三省皆可听见。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甘肃环县北部的兴隆山,因兴隆山山顶鸡鸣,三省皆可听见,也有“鸡鸣三省”之称。贵州、云南也有称为“鸡鸣三省”的毕节林口、威信水田寨。清光绪年间,水田寨白虎山人郑禄超文载:“鸡鸣三省我之山脉也,其依岔河之峰,乃我之美也。鸡鸣三省属于我地当峰,金鸡其鸣,三省皆知”。民国初年地图标的“鸡鸣三省”,按原行政区划分,包含岔河周围的云贵川地域。到目前为止,红军长征留下明确文字记载的,只有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石厢子。所以,毛泽东、周恩来才会和钱江、陈伯钧留下同样的记忆。

二、石厢子是位于“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的庄子

周恩来在两次谈话中谈到“鸡鸣三省”是一个“庄子”。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石厢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们聚居的庄子。经济日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前沿决策顾问中心副理事长、高级编辑罗开富曾在1984年徒步重走长征路,对石厢子和岔河等地做了实地考察。当年隶属四川省古蔺县的石厢子(今属叙永县)位于岔河一侧、赤水河北岸,在这里居住着75户人家,聚居着汉、彝、苗等族群众400多人,形成上下两条街,在当年就如周恩来所说的“庄子”的模样。同属于广义的“鸡鸣三省”范畴的云南和贵州边境,长期只住有罗、张两家,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这两户人家已搬迁走了。可见,“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应该是四川的石厢子。

叙永县红军长征过石厢子开仓放粮情景复原(石厢子彝族乡党政办公室 供图)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手稿即传达提纲最后一段:“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换句话说,作为遵义会议没有能够解决的博古交权问题,是在从遵义到威信的行军途中解决的。如果到了云南威信才作出这一决定,则陈云自然会在传达手稿中明确交代。

中央领导人什么时候从遵义到了威信?1935年2月4日23时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五日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这项计划的执行在云南威信的水田寨受阻,没有能够实现。2月5日21时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称:“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军委三局政治委员伍云甫在2月5日的日记记载,“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有病坐担架行军,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载明,到水田寨,“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持(峙)形势”,“晚间弯过敌堡”,“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一些当时在军委工作的老同志如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李质忠、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曾三等回忆,同电报、日记所说类似。

所以,事情发生的空间是在由贵州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中,而不是已经到了威信。据当事人记载,到云南威信的时间已经是2月5日深夜或2月6日凌晨。

三、2月5日回复项英来电只能是在石厢子

如前所述,回复项英来电是中央领导人急需处理的一件大事。1935年1月中旬,项英就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留下来的红军坚持斗争及困难情况,提出:“我们(的)行动方针与总的行动方针应如何,请你们详细指示。”随后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再次要求“关于我们的行动与方针请电示。”当时中央正在召开遵义会议和准备中央红军北上执行渡江入川,虽在1月22日给项英回过一封电报,但没有明确指示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中央苏区情况紧急,项英于1月27日来电报告情况,要求“中央及军委速给我们指示”。此时,中央红军正在进行土城战斗。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西渡赤水河,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域挺进。

2月1日,项英给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发来电报:“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盼一二日内将中央方针与对中区指示电复。”但仍未收到回复。项英于2月4日凌晨1时发电报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不满:“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次日,项英就中央根据地的行动方针等一系列问题致电党中央,要求“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因有了2月3日至5日在石厢子的驻扎和休息,中央领导人除了在此地度过春节,还有时间讨论最为急迫的工作。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张闻天提出的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g。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根据当前敌情,中革军委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如渡江不可能,则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这样,项英多次来电迫切要求指示今后行动方针和组织机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2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回复项英来电的落款不是博古,也不是张闻天,而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换句话说,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博古交权问题,此时落下帷幕。所以,才会有张闻天当即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项英所提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复电。

此时的项英不知道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人的调整和变化,所以2月19日给中央的电报是给秦邦宪、朱德、周恩来3人的。电报说明部队主要分布于赣南闽西的情况,“请令电台注意与我们联络,否则易失联系”。在回复项英多次要求的指示之后,1935年2月5日,中央领导人离开石厢子,前往云南威信花房子、水田寨、扎西镇。

能够印证2月5日张闻天已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的,有长征的亲历者杨尚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概在1935年2月5日”c。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回忆说,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庄子里,常委分工才决定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

四、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都在历史上熠熠生辉

肯定党中央在石厢子开过会,丝毫不影响扎西会议的重要性。正如充分肯定扎西会议的重要意义丝毫不影响遵义会议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一样。有的学者研究后指出,扎西会议和遵义会议可以说都是一个“会议群落”,即是由一系列会议所组成。如遵义会议就可以追溯到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而遵义会议也可以延伸到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

石厢子会议是介于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之间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二是指导和帮助项英等领导的中央苏区实现了斗争方式的转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指示他们“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三是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如渡江不可能,则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这些都是对党和红军的斗争及前途至关重要、迫在眉睫的大事。

石厢子会议后,张闻天于2月6日在威信大河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土城战役,讨论今后新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原定渡江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后改为扎西)集中,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在威信庄子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以“左”倾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2月9日,张闻天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2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命令》具体规定了缩编的计划,取消了红五军团师一级的指挥机构。按照上述《命令》,各部队在改编过程中,除尽量将人员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外,“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以后活跃在川滇黔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声东击西、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牵制打击敌人方面,在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扩大红军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重要力量。川滇黔红军游击队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严酷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流血牺牲,用行动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长征精神。

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致电红二、六军团,认为二、六军团所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因此在战略上应“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同时,中央批准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贺龙任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从上看来,扎西会议这个会议群落包括多次会议。我们权且用扎西会议作为代表,将其主要贡献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作出“回兵黔北”作战行动的决策;二是讨论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三是决定中央红军整编问题;四是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

200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印发的《红军长征基本史实和重要提法》,实际上是给扎西会议定性:“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云南有关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在有关会议上讲过,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怎么理解扎西会议的改组?这需要将眼光放得更远。

1935年3月初,在红军二占遵义期间,张闻天提议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3月4日,中革军委组织前敌总部去前方,发布命令决定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或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贵州苟坝附近召开,讨论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的提议。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赞成这个提议,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经常由中央直接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确实于指挥不利。因此,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

坚持实事求是,是历史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过去曾出现过突出宣传遵义会议而淡化和冷落扎西会议的情况。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资料的发掘,石厢子会议的有关情况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显示出它特有的意义和价值。如同处理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关系一样,我们也要处理好石厢子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关系。这些会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重要见证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我们要继续发掘资料深化研究,发展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好地宣传和纪念红军长征历史。

(本文载《巴蜀史志》“四渡赤水” 专刊)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 蓉(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