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5期

四渡赤水的伟大历史意义

徐占权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光辉战例,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它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军事、思想内涵,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说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它是在怎样严峻的形势下展开的呢?

首先,敌我兵力悬殊。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后,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彻底围歼在川黔滇边区,随即调集148个团约40万人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是10:1以上,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

其次,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仍不时地进行干扰甚至破坏。遵义会议虽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仍严重存在,党的战略指导思想仍没有实行根本转变,特别是党和红军中的许多领导人已习惯阵地战打法,对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

但是,毛泽东是中外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非凡能力。他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凭借赤水河天险,利用国民党军各派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导演了一曲独具特色、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报剧,取得辉煌胜利,至今令人赞叹不已。

一、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首先把选择和规定战略进军方向的坚定性和执行战略方针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用兵,使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由被动转为主动

毛泽东为实现党的渡江北上战略计划,采取原则的坚定性和遂行原则的灵活性策略,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地区艰苦转战3个多月,几经变更进军方向,使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由被动转为主动,最终跳出敌军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圈,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充分显示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当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受阻后,他果断决定放弃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向叙永方向进军,寻机从宜宾以西地区北渡金沙江,继续向川西地区进军;当北渡金沙江受阻后,他于2月7日果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改为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转战,创建临时根据地,并利用国民党军各派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实行广泛的机动作战,一举取得遵义大捷;当国民党军麇集一起,红军失去大规模运动歼敌的机会后,他为调出滇军,乘虚向云南进军,又果断决定实施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诱敌西进,甩敌南进,迅速渡过乌江,最终跳出敌军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圈。接着,他采取声东击西策略,命令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威逼贵阳和在清水江架设浮桥,进一步调动滇军孙渡纵队东进。当目的达成后,他命令中央红军以每天60千米的速度,乘虚向云南疾进。当红军进入云南后,他为调动金沙江南岸的敌军,即以一部兵力威逼昆明,乘虚顺利渡过金沙江,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企图,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现了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这些行动,生动形象地反映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二、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战役,坚决摒弃“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仅适时地规定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正确进军方向,而且紧紧抓住这一战略转移的进军关键,为坚决摒弃“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废弃与红军作战根本不相适宜的阵地战及其相关的短促突击战术,实施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即于1935年2月上旬,在川黔滇三省交界的石厢子、花房子、庄里镇(一说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完成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确定中央红军暂时转战川黔滇的新的战略行动方针、讨论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恢复党中央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以及红四方面军等部的领导,拟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研究和部署中央红军的精简整编,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等重大问题,完成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明确规定:“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地使用这些原则。”同时要求“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大纲强调:“正确地灵活地艺术地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战略指导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壮大了红军力量,振奋了指战员的革命精神,为战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克服艰难困苦、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和思想基础。

三、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战役,坚决纠正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军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高昂士气

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引起党和红军许多领导人的种种疑虑并产生了很大抵触情绪;有些部队甚至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行动十分不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充分发挥红军政治工作的特有优势,解除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种种疑虑,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即在白沙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坚决纠正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扬党和红军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首先任命刘少奇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加强红三军团的政治工作。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明确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并强调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进行机动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治机关,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复说明目前的形势、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号召全体指战员“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奋斗”。随后,他在每次重要转折关头,都要求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和训令,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

四、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战役,坚决纠正阵地战的打法,迅速恢复他一贯倡导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最终跳出敌军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圈子,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1935年3月4日,根据张闻天提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指挥部,朱德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拥有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但是,在仅相隔几天时间召开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政治委员的职务就被罢免。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遵义会议开了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那个时候困难,8万人剩下3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都在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后来,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全权处理党的一切军事问题。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苟坝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领导和指挥下,坚定地实行大踏步进退,广泛地实行机动作战,并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采取敌变我变的策略,大胆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判断失误,调动敌军,疲惫敌军,出其不意,避实击虚,打击敌军。

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就是在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指导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通路,“走”中有“打”,“打”中有“走”,“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是为了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把“走”与“打”、消灭敌军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5期 )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徐占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